敦煌遺書中存句道興所撰《搜神記》（亦稱敦煌本《搜神記》），其成書大致在唐五代時期，寫卷凡8個：散0902、伯2656、伯3156碎一、伯5545、斯0525、斯3877a、伯5588和斯6022。寫卷的抄寫年代大約在九世紀末十世紀初。其中，寫卷斯3877a抄有句本《搜神記》第33“楚王”條故事片段，緊接其后還有雜寫一處：“搜神記一卷太公家教一卷孝經一卷百鳥名一卷茶酒一卷。”兩處文字屬同一人抄寫，筆法稚嫩拙劣，字體結構疏散，大小不一，筆墨不均，可知雜寫中的“搜神記一卷”指句道興《搜神記》。那么，句本《搜神記》到底和《太公家教》《孝經》《百鳥名》《茶酒》四種作品有何共同之處，才會被千年前的書寫者一起提及呢？

為回答此問題，我們須先考察《太公家教》《孝經》《百鳥名》《茶酒》在敦煌地區流行的狀況及其功用。《孝經》是古代學童必讀的儒學經典；《太公家教》是唐宋之際民間通俗教育中的童蒙類讀物；另外，經判斷，《百鳥名》《茶酒論》亦屬在敦煌地區流行的童蒙類讀物。《孝經》在敦煌地區的流行程度，可以由敦煌遺書中的四十余卷寫本印證。其中，斯0707有三界寺學士郎郎君曹元深的題記，伯2746《孝經》末甚至有學郎題記并賦詩一首，其“讀誦須勤苦，成就如似虎”句體現了敦煌地區學郎向學的志向。這都說明《孝經》不僅在中原教育中受到重視，在敦煌地區也是學郎學習的重要內容。《太公家教》一書，學者鄭阿財、朱鳳玉在《開蒙養正：敦煌的學校教育》一書中做了詳細考察。其實《太公家教》序跋已直接表明其撰寫目的：“意欲教于童兒。”這說明《太公家教》為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流傳頗廣的童蒙教材。《百鳥名》在敦煌遺書中有三個寫卷：伯3716、斯3835、斯5752。其中，斯5752值得關注：寫卷上抄有《百鳥名》兩遍，一遍緊接《晏子賦》之后，字跡與《晏子賦》同，書法優良；另一遍則散抄于《晏子賦》前和紙張末尾空白處，字跡拙劣稚嫩，文中“樹梢頭，養男女”的“養”字、“銜茅花、拾柳絮”的“絮”字等較為復雜的字，及文末雜寫“出不飲盜泉之水”，均抄寫兩遍，類學童習字。劉瑞明《敦煌抄卷〈百鳥名〉研究》認為《百鳥名》是“一篇科普文學作品”，它用“寓教于樂”的方式普及鳥類知識，是對孔子“多識于草木蟲魚之名”詩教傳統的承續。這意味著《百鳥名》確與敦煌地區的教育學習活動關系密切。“茶酒一卷”指《茶酒論》，敦煌遺書中共存寫本七卷。從內容上看，《茶酒論》是“茶”和“酒”擬人化的論辯，有頗強的思辨性和說教性。伯2718《茶酒論》下署名“鄉貢進士王敷撰”，文末題記曰：“開寶三年壬申歲正月十四日知術院弟子閻海真自手書記”；知術院即伎術院，是張承奉建立金山國時新成立的機構，是掌管歸義軍的典禮祭祀、占卜陰陽、天文歷法之事的職能部門，同時也是為歸義軍培養禮儀、陰陽、歷法、占卜等方面專門人才的教學部門，可知“閻海真”就是在伎術院接受教育的學生，抄寫《茶酒論》是其眾多學習活動中的一種，也說明《茶酒論》確為敦煌地區部分學生的學習內容。

在敦煌其他寫卷中，也有上述四種作品相互出現在同一寫卷上的情形，這些寫卷上留有學生學習的痕跡。如斯0728的《孝經》題記之后有打油詩一首：“學郎大歌張富千，一下趁到《孝經》邊。《太公家教》多不殘，僂玀兒實鄉偏。”這首詩詠的是靈圖寺學郎張富千在寺學中嬉戲的場景，《太公家教》和《孝經》皆出場。另外，斯3835中也同時抄有《太公家教》《千字文》《百鳥名》等，且寫卷背面有重復書寫“弟”“為”“清”等字，“弟”字重復書寫數遍后又寫有“弟子”詞，類現在學生抄字組詞的學習方式，且這些字跡都稚嫩笨拙，當是學習活動的痕跡。至此可知，雖然從傳統的體裁或題材角度考慮，《太公家教》《孝經》《百鳥名》《茶酒論》并不同屬，但由于它們都是敦煌地區學郎的學習內容，所以才會在傳抄中經常一起出現。據此，我們或可大致推斷，與這四種書一同被抄寫的《搜神記》，很可能也是一部童蒙類讀物。我們亦有其他佐證來證明這一推斷。首先，敦煌本《搜神記》八個寫卷的抄寫字跡和抄寫體例呈現出學郎習字和摘抄的性質。除伯5545字跡運筆嫻熟、筆法優良之外，其他所有寫卷均屬普通，或工整稚嫩，或結構散而無章，似學郎習字或摘抄。散0902抄錄內容最多，包含了33則故事，首行題曰“《搜神記》一卷”，并署“句道興撰”，其下又有“行孝第一”的分類篇目，但其后抄錄的故事不僅只有行孝類，還有醫術類、鬼神靈異類，說明抄寫者在分類體例上并不規范；加之此寫卷雖字跡工整，但字體結構和運筆笨拙，應該是學郎所抄。其次，考察句本《搜神記》的內容，我們發現，書中雜糅了儒、道、佛的行孝、鬼神靈異、因果報應等思想，故事具有可讀性，情節較為精彩，與我國南北朝以后民間教育常用鬼神故事達到勸導目的的手段相符合。句本《搜神記》有“行孝第一”的分類篇目，顯示了其明確的儒家倫理取向。句本一書中凡33則故事，有7則是“孝親感天”主題，如第1“樊寮”條、第2“張嵩”條、第3“焦華”條、第27“董永”條，都是孝子為患病的父母祈天的故事。當然，句本《搜神記》中更多的、講述更為精彩的，是一些鬼神變異的故事。如第9“辛道度”條，主角辛道度與秦文王之亡女在冥間拜為夫妻，第12“王景伯”條，王景伯與劉惠明亡女魂魄相戀，這兩則都屬于“人鬼戀”的故事系統；第27“董永”條講董永至孝，賣身葬父，天女與董永結成夫妻，織布為之償債，這里有凡男與仙女相戀的情節。魂魄顯靈、人鬼相戀、凡男遇仙的道教母題，證明這些故事受到道教觀念和道教勸誡方式的影響。另外，“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佛教因果報應觀念貫穿句本一書始終。如第10條“侯霍”講侯霍因心善而埋葬田畔的骷髏，并常祭之，骷髏為侯霍娶妻以報恩；第30條“楚莊王”講楚莊王赦免無禮斷纓之臣，后值晉國攻楚，斷纓之臣來救，楚莊王轉危為安；第32“齊人”條講齊人因善行獲魯人相救，得免牢獄之災。這些勸誡目的明顯、情節精彩的短小故事，符合童蒙教育的需求。

（作者：楊晶晶，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警官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