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歲不到，就有人稱我“先生”了。

二十歲當然還沒有德高望重，“先生”只是這所學校同事之間的正常招呼。我其實挺習慣“先生”的稱呼，讀高中以后，我父親就開始偶爾喊我“大先生”。這所吳堡學校離我們村不到十公里，現在看來很近，當時我沒有自行車，一路走下來會覺得有點遠。我在那里代課近一年，多數時間是每天來回，下課了走回莫莊，早上起來去吳堡。但到了冬天，每天來回就不是那么方便了，為了不影響早上的課，也不想來回那么辛苦，很多時間我就住在吳堡的學校。我原來也是白面書生的樣子，好像就是從那一年開始，臉上變得有點黑。

我們那一帶用“堡”來命名的村莊幾乎只有吳堡。舍和莊是常用的，比如我們村就叫莫莊，在不遠處有陶莊、草舍之類的村莊。我在那里待了近一年，一直沒有問同事為什么叫吳堡。吳堡姓吳的居多，同事中有很多吳老師。我報到后，同事喊我王先生。我開始以為是因為我是從外村來的，他們特別客氣。很快發現，他們之間也互相稱吳先生、劉先生、張先生等，學生有時也喊老師“先生”。這確實有點特別，我沒有想到這個村上的學校還有稱老師為“先生”的古風。

在去吳堡代課之前，我在本村的學校也有過短暫的教學經歷。我不記得自己小學有沒有學過漢語拼音，如果學過，老師肯定也讀得不是很準。在本村學校教語文時，涉及到漢語拼音，我也讀，但個別拼音讀不準，比如l和n我就區分不開，部分前鼻音和后鼻音也區分不開，en和eng讀出來是一樣的。語文課的課代表是個女生，我感覺她的讀音很準。遇到冷僻的字詞，我在黑板上寫下漢語拼音，我先讀一遍，再請這個女生讀一遍。這一教學方式倒沒有讓同學反感，他們覺得老師謹慎又謙虛。后來上大學，我基本上講普通話了，有些讀音還有明顯的鄉音，這給班級帶來了一些熱鬧的喜氣。大一要考漢語拼音，我第一批通過了。記得老師讓我讀的是劉白羽《長江三日》的片段，雖然自我感覺很好，但還是沒有把握。公布成績時，我是合格。這給我的一些同學以鼓舞，班上還有比我鄉音更重的同學。我做班長，經常要說話，同學會記得我帶鄉音的普通話，幾個不怎么說話的同學偶爾開口，大家才發現鄉音最重的不是我。

一個時代會給人的成長帶來很多影響，我帶有鄉音的普通話其實也是那個時代教育和文化的產物。當時我除了教語文外，還教生理衛生知識。這課也有點麻煩，生理衛生知識當然是科學知識，但涉及到生殖器、性等話題，就不純粹是科學問題，還與傳統和習俗有關。在70年代末的鄉村，有些話說出來還是讓人臉紅的。我記得講生殖器這一部分時，少男少女都打開書本，準備聽王老師怎么講。我說：同學們，老師今天身體不舒服，這一節課你們自學啊。印象中，同學們面面相覷。我在教室里來回走動，感覺這一節課時間太長了，我好像在教室里萬里長征。在我最迷惘的那些日子里，學生的單純成為我向上的力量。

1979年的冬天，在我的印象中已經很模糊了。那時村與村之間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馬路，有的是田埂。夏天的莊稼是清潔的，但田埂上是濕漉漉的，泥巴會黏在鞋子上，也經常會有蛇從田埂上游過。我特別怕蛇，所以會主動讓道。即使沒有看到蛇，我也會留意是否有蛇出沒。秋天的莊稼色彩斑斕，看到稻穗飽滿了、黃了，就像看到學生考出好成績。走在秋天的田埂上，鞋底下的顏色從綠到黃，泥土從濕到干。等到棉花秸長高了，野兔開始流竄。棉花拾完了，獵人開始扛著獵槍在田埂上搜尋野兔的蹤跡。收棉花的季節，田野和天空一樣空曠，打獵的蹲在干涸的水溝里張望，等待野兔野雞出沒。在田埂上來回時，偶爾看到有人牽著羊，羊吃草時的安靜和豬在圈里吃草時的張揚形成鮮明的對比。當我看到獵人和羊時，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在吳堡的學校里吃野兔和羊肉。

我每次從吳堡回莫莊，過了村口，在田埂上總會遇到我班上的學生，或者是其他年級的學生，他們提著籃子或其他工具在田間干活。如果見到我了，會停下手中活兒喊我一聲“先生”。此時，青年的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少年的我。我曾經和他們一樣，饑餓，寒冷，勤快，憨厚，無助，掙扎。他們手上的泥水、額頭上的污垢、書本里的樹葉或青草，也曾經在我的指間、額頭和書本上。我在田埂上常常遇到一個男生，他是班上個子最高的，大家都喊他大個兒。大個兒成績一般，但愛做事，擦黑板、掃地，樣樣都做。我下課后有時不回辦公室，站在教室門口，看他擦黑板，他把袖子和衣襟上弄得滿是粉筆灰，眉毛也白了。這時我也有一絲憐意。大個兒平時作業還行，但考試不行。一次我叫他到辦公室，指著試卷問他：這么簡單的題目怎么也做不出來？是不是粗心？大個兒緊張地回答我：先生，我不是粗心，我不會做。他的誠實，倒讓我無法批評他。其實，有不少孩子，即使再努力，也考不出好成績。我逐漸知道，大個兒家庭比較困難，他媽媽好像是殘疾人，有一個妹妹在讀小學，全家就靠他父親。大個兒跟我說，初中畢業后他就不讀書了，先干活兒，等年齡到了，去當兵。我說這是一條路，參軍也很好。大個兒聽我這樣講，受到鼓舞，他捏緊拳頭說：先生，我很有力氣，我也不怕死。大個兒站在我的辦公桌旁邊，他向我鞠躬，然后離開，我自然而然地站起來送他到辦公室門口。這個場景好像是在村口，他戴上大紅花，和鄉親們告別，他參軍去了，我在送他遠行的鄉親們中間朝他揮揮手。離開這所學校后，我也再也沒有見到大個兒，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也許他參軍了，也許他從來沒有離開過村莊，也許他在某個城市打工。我不能猜想他的命運，但我相信以他的誠實和干勁一定能自食其力。

在冬天還沒有到來時，我基本上每天返回家中住宿，第二天清早再趕去學校，所謂早出晚歸。住在學校的時候，有個工友燒飯，四十年過去了，除了記得青菜、蘿卜和豆腐外，就是幾次吃羊肉和野兔。我們那一帶養羊的人家很少，因此很少吃羊肉。我很不習慣羊身上的味道，燒熟的羊肉也有膻味。鄉下還有一個說法，做老師的嘴饞，不是干部，沒有人請，又成天講話，嘴巴里沒有滋味。本來這一天我準備回去的，同事說，不用回了，今天我們一起吃羊肉。那一天午間，我已經看到工友在殺羊，我當時想應該與我沒有關系。同事這樣一說，我就不能以自己不吃羊肉為由婉謝，因為這種聚餐是AA制，如果我不參加，同事會認為我小氣。留下來吃羊肉的這一天，下午下課，大個兒沒有擦黑板，工友喊他去廚房燒火了。我去廚房時，大個兒還在拉風箱，灶膛的火把他的臉映照得紅紅彤彤。盡管我吃得很少，但我開始吃羊肉了。后來負笈江南，學校附近的小巷子到了冬天都是賣“藏書羊肉”的小店，很多人在夜間進進出出喝羊湯。我大學四年沒有進去過一次，工作后住單身宿舍，晚上熬夜，有同事會說，出去喝碗羊肉湯吧。我逐漸開始習慣吃羊肉了，也逐漸忘記在吳堡吃羊肉的那個晚上。

這是我最早經歷的AA制。1979年的秋天和冬天，我還和同事吃了幾只野兔。通常是在傍晚放學時，那個打獵的中年人提著野兔來到學校教師辦公室。這種情況下，我便留下吃晚飯。留下吃飯的老師平攤這只野兔的錢，賬記在那兒，發工資時扣除。有些老師從不留下吃這頓有紅燒野兔的飯，起初我也有點猶豫，但同一個辦公室的幾位語文老師說，你怎么能回去吃飯？我便留下，后來就成為吃野兔的當然人選。當時代課，一個月的收入是8元，如果是民辦老師則在12元左右，而公辦老師是29.5元。一校三制，即使民辦教師的工作量超過公辦老師，待遇也是如此。可在當時，8元、12元的月收入在鄉村算是比較高的了。這可能就是打獵的人總是把野兔送到學校辦公室的原因。

有了幾次旁觀別人殺野兔的經驗，我也學會了殺野兔。先用小刀削開野兔嘴巴的皮，再用一根釘子把野兔的嘴巴釘在樹上或者墻上，然后兩只手的拇指食指分別捏住野兔嘴巴的皮往下拉，開始緩慢，等過了野兔脖子這個位置，一使勁，一塊完整的野兔皮就脫落下來。這個時候，除了老師，學校已經沒有學生。冬天的殘陽并不如血，深褐色的野兔掛在樹上，鮮血順著軀體往下滴答。我有了一次親自動手的經驗，再也不敢做第二次。深冬到來，當我看到打獵的人又提著一只野兔跑到辦公室時，我借故回家了。我走出村口時，回頭望望背后的村莊。在這所學校代課結束后，還有其他代課機會，但我放棄了。在父母的堅持下，我準備集中精力復習迎考。為了生活，父母親廉價賣掉了幾根準備造房子用的屋梁，買主就是我代課的吳堡村上的一戶人家。

其實我也不是借故回去。秋季開學后，收繳學費和書本費成了一件難事，快要放寒假了，還有幾個同學沒有繳費。其中有一個女生，是成績非常好的班干，沒有交費。我一等再等，但學校催我趕緊完成這件事。我只好把她叫到辦公室，她哭了，什么也不說。我了解到她姐妹特別多，母親身體不太好，但學校沒有減免的意思，只能催她了?？此蕹赡菢?，我差點兒說，實在不行，我替你交吧。沒有說的原因是我母親復發腎病，需要有錢治病。我后來只好說，不能拖過放寒假啊。隔了兩天，下午第一節課，鈴聲響起時，她提了一籃子雞蛋，放在講壇上，對我說：“先生，我先交一籃子雞蛋?！蔽也恢耄屗氐阶唬⌒囊硪淼匕鸦@子放到地上。下課后，我把這籃子雞蛋送到廚房，我和另一位老師買下了。買了雞蛋，我沒有錢吃野兔和羊肉了。

這一天，我提著雞蛋回家。走到田埂上，我回望了村子。在村子的東邊，有一所學校。這個學校的樹上，曾經掛著一只野兔，我剝下了它的皮。還有一籃子雞蛋，不是放在講壇上，而是壓在我的胸口。

王堯，文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得主。現任蘇州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蘇州市文聯主席等。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著有《中國當代散文史》《作為問題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辭》《莫言王堯對話錄》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等，另有散文隨筆集《紙上的知識分子》《一個人的八十年代》等。王堯先生2020年在《雨花》開設“時代與肖像”專欄，此為專欄第七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