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的一天，在馬德里的一家咖啡館，海明威對前來采訪的《巴黎評論》記者喬治·普林頓說：“你可以讀讀《賽馬新聞報》，在那兒你能感受到真正的小說藝術。”海明威強調小說家要備具一顆世俗的心，對俗世生活保有常人鮮有的敏感和熱情。

確實，小說是通過描寫人的俗世生活來展現人類活著的狀態，以及復雜的精神世界的。這注定小說的土壤是生活，是生活中那些世俗的人，瑣細的事，微妙的情，那些循環往復的、說不清道不白的冷暖人生。好的小說家，從來不是抽象地寫一種生活，而是要照著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器物、風景、習俗、人情世故、氣候變遷、道路的樣子、食物的味道、人的感知、事的沉浮，乃至說話的口氣、衣冠的穿戴等，去編織生活。生活是有形的，有一張由時間和空間編織的網，一個“殼”。小說家若不能編制一個堅固的俗世生活的外殼，人物的心靈就沒有容器來裝盛，讀者也無從得知人物內心是怎樣成長的，情感是怎么演變的，挫折或苦痛怎么拷打磨礪人的。生活有形，人心（靈魂）無形，只有用“有形”去裝“無形”，無形才會變得有形，才能看得見、摸得著、握得住。否則人心（靈魂）隨風而去，遁入空門，小說也就沒了價值。比如一只破罐，非但盛不了東西，也是不美的，只能當垃圾丟掉。

一定意義上說，小說家都是生活的專家。照沈從文先生的說法，專家就是有常識的人。小說家不能對生活犯常識錯誤，那樣殼破了，讀者就不會認同你，甚至嘲笑你。比如前不久，我看一篇小說，講到二戰時期中途島上“騰起一架噴氣式飛機”，我心里在笑，那時候噴氣式飛機尚在研發中，怎么飛得上天？這就犯了常識錯誤。這種錯誤像飯碗里的一只蒼蠅，會讓你對整碗飯都不信任，倒胃口。前些年電視上冒出一堆抗日電視劇，被觀眾嘲諷為雷劇。為什么？因為常識性的錯誤太多，把八路軍搞得那么神勇，把日本兵弄得那么軟蛋，完全不符合歷史真實。我們常說“真善美”，真是首當其沖的，失去了真，一切無從談起。

海明威說：我不允許任何不真實進入我的小說。好的小說假的也是真的，孫悟空，一只石頭縫里蹦出來的猴子，俘獲了所有國人的心。這是真實的力量。這里的“真”不是真實存在的“真”，而是普遍認同的“真”，是建立在常識、常態、常情基礎上的一種精神向度，一種從紛亂、蕪雜、泥沙俱下的生活中提煉出來的真，像玫瑰精油之于玫瑰花。日本兵當然也有軟蛋，但常識告訴我們：當時的日本兵整體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有戰斗力的，個別軟蛋不能代表整體。如果個別可以充當整體，那么文學不存在虛假：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你寫什么都尋得到“真身”。

問題是“真身”不一定就是真實，至少不是文學的真實。文學的真實是一種獨特的真實，可以形不似，但必須神似；可以“在生活中不曾有”，但必須“在人心、人性里有”“在邏輯里有”“在象征里有”“在常識里有”。格里高爾有一天早晨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甲蟲，這當然是在生活里找不到的——假的，但他的種種非人感受卻是生活在工業革命烏云下的每個人的內心寫照。說到底，文學的真實不是打撈形而下的真實，而是提煉形而上的真實；不是“存在就是合理”，而是“合理才存在”；不是“活靈活現就逼真”，而是“感同身受才亂真”。

所以，雖然生活無處不在，人人有份，但并不是什么樣的生活都可以用來寫小說。進入小說中的生活，必須經過作家的選擇、過濾和重新組織。作家不能沉溺于生活中的某種個人趣味和認知而不能自拔。趣味和認知都要有“常識”，要篩選，要經得起民心拷問，時間追問。有一段時間，文學界流行寫小事，寫私情，寫欲望，寫細碎的生活，寫心靈的亂象，一些作家甚至津津樂道于此。生活固然有頹敗、暗黑的一面，但小說家不能任性直接展示這些頹敗、暗黑，因為人的生存不止于這些表面的亂象和敗象，人也不甘心于此。事實上，每個人的頹敗背后都有復雜的心靈掙扎和精神沖突，這才是一種真實的人生。直接粗暴地耽于表現人性暗黑、頹敗一面，正如那些聲嘶力竭歌功頌德的馬屁文學一樣，都不是從人的真實出發的，而是從概念起步，懷揣著文學以外的圖謀。什么是文學以內？就是人心之內。作家必須要深入人的內心生活，要追問，要去偽，目的是要挖拓人精神的深度、廣度，展現人靈魂深處的縱深感，讓人看到暗黑中的亮光、絕望中的希望，獲得一種能站立起來的精神，而不是趴下，在怨毒和呻吟中沉淪——這是人最基本的真實，像心跳一樣，人人共有。忽視這一點，遮蓋這一點，就是“殼”破掉了，即便字字珠璣，步步驚心，活靈活現，終歸是“個別軟蛋日本兵的”的逼真，真實的背后是不真實。

這就是說，盡管作家的世俗心任何時候都必須是活躍的，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保持對生活的敏感，懷有一種飽滿的創作熱情，不訥于生活對他們的呼喚；但另一方面，作家對庸俗的趣味、赤裸的欲望，對人類內心黑暗的經驗以及那種令人下墜的力量，也要保持應有的警惕。好的作家，永遠不可能放棄他的批判性，但批判的目的是為了更加牢固地樹立人的良知，更加強力地捍衛和堅守世道人心。這是文學的尊嚴，也是作家的責任。好作家永遠在講好人的故事，無論時代如何“喧嘩與騷動”，無論生活如何“罪與罰”，無論人性如何“至暗時刻”，他都要勸人在“平凡的世界”里有一顆“勇敢的心”，做一個“良善的人”。雷蒙德·卡佛說，“文學能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匱乏，還有生活中那些已經削弱我們并正在讓我們氣喘吁吁的東西。”他說出了文學的一個方面。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小說要探索人精神匱乏背后的真相、悲哀之中的仁慈、亂象之中的堅定，以及冷漠人群中隱藏的那顆慈愛的心，那只溫暖的手，從而讓我們活得更沉著，更勇敢。

《人生海海》是一部殘酷又溫暖的小說，命運多舛的上校像一粒鉆石，不斷地被時代切割。一度，切割讓他變得更加光彩奪目。但最后一刀，從中心切下去，又用刀背錘擊，把他徹底搗毀，廢了。我簡直不能接受這種獸性，迅速安排林阿姨出場，后者窮盡大半輩子把散落一地的碎礫收拾起來，償還上校足夠的尊嚴和體面，同時也點亮了自己，散發出珍珠的光芒。小說最初構思中沒有第三部，上校像俠客一樣從監獄逃走，披著一身光輝消失在人海里。這不是“人生海海”的故事，而是一個超人落難的事故。當我意識到事故不能生動提供公共經驗、只呈現傳奇的局限性后，我開始調整構思，重新設定上校的人際。我要講一個具有無限性的故事，于是長出林阿姨這個人物，她是第三部的靈魂。第三部讓小說顯得更加殘酷，但殘酷結出的是仁慈之果：悲哀之中的仁慈、苦難之中的友愛、絕望之中的希望。正如惠特曼在詩中寫道：失敗的人們萬歲！沉沒在大海里的戰艦萬歲！沉沒在自己深海里的人們萬歲！這就是“人生海海”，也是《人生海海》。我不想再多說了，海明威告誡我們：作家水平越高，就越少談論自己寫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