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先生（1906年8月——1982年11月）資料圖片

《李健吾譯文集》（全十四卷） 李健吾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包法利夫人》插圖資料圖片

編者按：

李健吾先生是我國近代著名作家、戲劇家、翻譯家、評論家和文學研究者。新中國成立后，他主要從事法國文學的研究和翻譯，成為新中國法國文學研究領域的開創(chuàng)者和領軍者，由他翻譯的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莫里哀的喜劇全集等，成為法國文學翻譯的典范之作。《李健吾譯文集》是李健吾先生的譯文全集，匯集了李健吾存世的所有翻譯作品，共十四卷，三百五十余萬字。該文集的出版在國內(nèi)翻譯界、文學研究界和出版界都有填補空白和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如果生生地要將健吾老師和自己拉上關系，未免矯情。健吾老師去世的時候，我還沒能接觸到法語。甚至就漢語而言，也僅停留在認識不多的一些字的階段。待到后來接觸了法語，讀了一些法國文學的作品——當然也先是讀譯文，然后才慢慢進入原文——中間總也隔了五六年的功夫。

和我這一輩乃至上一輩的法語譯者一樣，如果講起未曾謀面的師承，首先提到的總是傅雷先生。學了法語，起了要在兩種語言間游弋的心，最先會找來傅雷先生的本子，而且一定是《約翰·克里斯多夫》首當其沖。這個選擇，到現(xiàn)在為止也還是不錯的。在某種程度上，法語文學的翻譯今天能有這樣興盛、嚴謹而人才輩出的場面，應該也和傅先生的“家訓”相關。

但是健吾老師不一樣。至少對于我來說如此。這個不一樣，既是因著他字里行間透出的親切，也是因著他的才情。有時我會胡亂地想，如果真是有幸當面聆聽教誨的老師，傅雷先生一定是讓我且敬且“畏”的，畏不入他的眼，畏哪里做錯了，不得原諒，因而我會只是認真完成他布置的作業(yè)，不敢有一點惰怠、超越或逾矩。但健吾先生應該是能夠時時上門討教和討論的，翻譯之中還要夾帶著一些創(chuàng)作的私活，暗地里希望能夠得到健吾先生的首肯，從此便有勇氣走上創(chuàng)作的道路。

生動傳神、獨樹一幟的譯筆譯品

我這一輩人，但凡做過一些文學夢的，哪一個沒有被健吾先生那些綺麗的比喻和充滿想象力的詞語吸引過呢。例如他寫泰山的水，“碰到嶙嶙的亂石”“激起一片雪白水珠，脫線一般，撒在洄漩的水面”；又如他悲切的《切夢刀》中，他說，“我活著的勇氣，一半從理想中提取，一半?yún)s從人情里得到。而理想和人情是我夢的弼輔。”有一段時間，我深陷于對“洄漩”“弼輔”這一類現(xiàn)在不再常用，可別有一番味道的詞語里，經(jīng)常在我不像樣的寫作里怎么也要用上兩三個，不能不說是健吾先生的影響。

的確，我好像一直是到讀了《包法利夫人》，才知道健吾先生也是法語翻譯界的“祖師級”人物之一。是先讀了健吾先生譯的《包法利夫人》，才愛上了福樓拜，還是先愛上了福樓拜，才讀到了健吾先生譯的《包法利夫人》，我已經(jīng)記不清了。但健吾先生的譯文是我后來在各項研究和各類課程中引用最多的譯本之一。講文學的現(xiàn)代主義，講福樓拜，講現(xiàn)代社會物質(zhì)對人的規(guī)定性，健吾先生譯的福樓拜仍然不失為最好的例證，因為在他譯筆下呈現(xiàn)的福樓拜偏愛堆砌的名詞，是絕對能夠解釋為什么物可以誘發(fā)欲望的。例如愛瑪進入昂代維利耶侯爵家餐廳的那一段：

愛瑪一進去，就感到四周一股熱氣，兼有花香、肉香、口蘑味道和漂亮桌布氣味的熱氣。燭焰映在銀罩上，比原來顯得長了；雕花的水晶，蒙了一層水汽，反射出微弱的光線；桌上一叢一叢花，排成一條直線；飯巾擺在寬邊盤子里，疊成主教帽樣式，每個折縫放著小小一塊橢圓面包。龍蝦的紅爪伸出盤子；大水果一層又一層，壓著敞口筐子的青苔；鵪鶉熱氣騰騰，還帶著羽毛。

因為是譯者，健吾老師并不夸張，但是福樓拜在視覺——例如顏色和形狀——或嗅覺——例如混雜了食物和奢侈生活方式的“熱氣”——的用心，健吾老師卻一點不漏地用中文邏輯為我們“順”出來了，而且妙就妙在，與福樓拜在原文中的邏輯一點也不違和。

這當然并不奇怪，因為早在翻譯《包法利夫人》之前，健吾老師就已經(jīng)寫了《福樓拜評傳》。《福樓拜評傳》的初稿完成于1933，當時他還在法國游學，只有27歲！游學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深化對福樓拜的研究。用柳鳴九老師的話來說，迄今為止，這本在八十幾年前就已經(jīng)完成初稿的《福樓拜評傳》也仍然是中國對于福樓拜最好的研究。沒有之一。在《包法利夫人》的譯本序中，健吾老師在談到福樓拜對于巴爾扎克和雨果的態(tài)度之后，轉而寫道：“福樓拜僻居鄉(xiāng)野，埋頭寫作，和（現(xiàn)實主義）運動毫無往來。然而在沒有作品能說明現(xiàn)實主義的正確內(nèi)容的時候，《包法利夫人》的出現(xiàn)正好滿足了這種要求。也正是這樣，圣佩夫（即圣勃夫）才把它們拉在一起”。雖然沒有強調(diào)，但是健吾先生在序言最后提醒我們說，“他（福樓拜）反對作者在作品中表示意見”，卻“并不因而就少泄露他對時代的看法”。可惜的是，在今天各種“外國文學史”或“法國文學史”中，很多文學史家還依然只滿足于為福樓拜簡單地扣上一頂“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帽子，因而也導致了相當一部分讀者對福樓拜所塑造的包法利夫人或者筆下的那個“資產(chǎn)階級社會”產(chǎn)生了簡單理解。

恒心恒力的研究家型翻譯家

如果說在中國的文學翻譯歷史上，集評論家與翻譯家于一身的，并不止健吾老師一人；集創(chuàng)作家與翻譯家于一身的，也并不止健吾老師一人；但是能夠集評論家、作家（劇作家、小說家）與翻譯家的，卻少之又少；在這三個領域能夠做到最好的，就更數(shù)不出幾個了。或許，和健吾先生交好的鄭振鐸先生算是一位吧。關鍵在于，研究的深入并沒有影響健吾老師的生動譯筆，而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卻也沒有讓他在翻譯時“時時技癢難耐”，這就足夠我們這一代譯者學習一輩子的了。健吾老師對翻譯的事情有自己的見解。也是在很年輕的時候，他就寫過《中國近十年文學界的翻譯》，指出譯者應該“不做作，不茍且，以持久底恒心恒力將原作用另一種語言忠實而完美地傳達出來。”——當健吾老師結束了翻譯的一生之后，為我們留下了十四卷的譯文（譯文出版社2019年版《李健吾譯文集》），譯作既包括他所專注研究的福樓拜、莫里哀，也包括司湯達或者其他一些19世紀重要法國作家的短篇，應當也是完美地詮釋了什么是譯者的“恒心恒力”了。更是完美地詮釋了什么是“專家型的翻譯”。讓我感喟的是，健吾先生譯《包法利夫人》不僅有序，而且序也是與時俱進的。因為在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的第一版里就有他當作序言的《包法利夫人的時代意義》，而在1958年人民文學的修訂版里，他又重新作序，到了1979年再次修訂的時候，他干脆把他的序也重新修訂了。更何況在序之外，健吾先生還譯了《關于包法利夫人的公訴狀、辯護狀和判決書發(fā)表于訴訟》，可謂“全套”。讀者也能據(jù)此更好地了解到1856年至1857年《包法利夫人》遭到訴訟的前后以及家族聘請的大律師塞納精彩的辯護詞。除了能讓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包法利夫人》和福樓拜之外，譯者這些“額外的”工作恰是道出了文學翻譯的真諦：如果沒有扎扎實實的資料功夫，與作者的所謂心靈相通都是不著邊際的事情。

撐起漢譯法國文學的一塊天地

提起莫里哀的翻譯，我很喜歡韓石山先生在《李健吾傳》里提到的一則軼事。早先因為上海暨南大學的聘任，健吾先生三十年代游學歸來后不久就在上海安頓下來，陪著上海一起渡過了抗戰(zhàn)的“孤島”時期。因為出身，也因為上海期間的一些特殊事件，健吾老師在上海并不完全如意。所以，即便作為上海劇專的創(chuàng)始者之一，新中國成立之后他也沒有能夠得到一個本應該發(fā)揮他能力的位置。好在他在鄭振鐸先生的幫助下，回到了北京，進入后來成為社科院外國文學所的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但是，就在他才離滬返京后不久，中國政府邀請了蘇聯(lián)戲劇專家來北京上海兩地的戲劇學院講學，有蘇聯(lián)專家提到中國“沒有一個人懂得莫里哀和莎士比亞”，中央戲劇學院當時的院長歐陽予倩立刻反駁說李健吾能講莫里哀。健吾老師講的莫里哀給上海戲劇學院編劇師資進修班的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說他的講解“簡直像演一出戲”，“顯示了他對莫里哀巨作的精通和表演才華”。可不是嗎，除了評論家，劇作家和翻譯家的身份外，他對莫里哀的精通，還因為他也是一個出色的演員，中學時候就以男扮女裝的表演聞名戲劇界了。當《好笑的女才子》里的父親高爾吉畢斯拿兩個女兒沒有辦法道，“我用不著風度，也用不著風情”，當《討厭鬼》里的大山勸慰老爺說，“老爺，樂中有苦，就是生活，天下不會樣樣事如意的。上天要世上人都有討厭鬼，因為不然的話，人就太快活了”，這對白的節(jié)奏就已經(jīng)明白地告訴讀者，譯者絕不是一個只知字字對譯，完全不知舞臺效果的硬譯者，可再看著原文，就知道他也絕不是一個為了舞臺效果而犧牲掉了法語（不要忘了我們將法語稱作“莫里哀的語言”！）和莫里哀的譯者。

今天，戲劇的翻譯不再有當年的榮光，怕是也和戲劇翻譯界不再有健吾老師這樣的譯者相關吧，雖然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說小說的翻譯并不見得要求它的譯者也是一個小說家，戲劇的翻譯恐怕還是要求譯者有舞臺的經(jīng)驗，有充沛的創(chuàng)作者的激情，有對詞語的敏感，有把握文字游戲和體現(xiàn)游戲文字的能力。這樣高的要求，健吾老師不在了，恐怕還真的難有后來者。

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健吾老師的翻譯就是無可挑剔的，就像任何人的寫作都不是無可挑剔的一樣。柳鳴九老師在《李健吾譯文集》的序中說，“化派的主將幾乎沒有一個沒受到過攻擊”，健吾老師也不可避免。然而以“硬傷”或者“誤譯”為由詬病半個世紀之前的譯者未免有些不厚道。試想，當年從北京到巴黎，健吾老師和他的老師朱自清先生走了半個月，這又如何可以和讓世界幾乎同步的網(wǎng)絡時代相提并論呢？用心的譯文，本著對作者的尊敬態(tài)度，本著對讀者的負責態(tài)度，顯然都是各有所長，用不同的方式，增加了目的語的可能性和豐富性。況且文學翻譯從來不是唯一的。我始終信奉本雅明的話，原文闡釋的空間越大，就越會一次又一次地呼喚翻譯，在不同的時代，在不同的語言里。并不是因為先前的譯者不合格的緣故。在健吾老師的身上，我們可以見到一個毫無爭議的事實是：經(jīng)歷了大半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時間，他的譯文仍然不失其趣味，也仍然擁有眾多的讀者，能與半個世紀之后的其他譯文并立，能以一己之力撐起漢譯法國文學的一塊天地。

這塊天地，就是上海譯文出版社呈現(xiàn)給我們的十四卷《李健吾譯文集》。韓石山先生在《李健吾傳》里曾經(jīng)說過，雖然他以為會到來的“李健吾熱”始終沒有到來，他堅信不疑的一點是，“不管再過多少年，總有喜歡李健吾的人”。我堅信不疑的是，作為晚學后輩的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為此我想，我喊一聲“健吾老師”，他一定會原諒我的冒昧。

（作者：袁筱一，系華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