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華大地實施的脫貧攻堅工程和鄉村振興戰略，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上看，都讓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發生了深刻變化，其中，有要素重組中的物理聚合，也有思想觀念激蕩碰撞中的化學反應，這一切，都為作家深度挖掘鄉村題材創作，書寫新時代新農村新史詩提供了可能。

一般來說，史詩性的文學創作具有三大特征，即莊嚴背景、英雄人物和時間跨度。首先，從莊嚴背景來看，作為書寫鄉村題材的文學背景在當下已經有了足夠的景深和全覆蓋的寬幅。國家歷來重視扶貧工作，各民族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被作為全黨的攻堅任務來抓，2020年，我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應該說這一背景有其不可替換的莊嚴性。讓七千萬貧困人口擺脫貧困，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做到了，這一造福百姓的康莊偉業，其道德和道義的力量讓這一背景自帶光芒。

其次，當下的社會實踐為人物書寫提供了千千萬萬鮮活的原型。文學作品的核心是人物，人物能不能立得住，有作家功力的原因，更主要是生活本身是否存在“這一個”。馬克思主義史詩學充分肯定人民群眾集體創作史詩的歷史功績，新農村新史詩的真正作者是無數辛勤工作在扶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一線的廣大駐村干部和農村干部，是他們的無私奉獻和艱苦工作才換來了小康社會的春天。他們之中有人積勞成疾，有人因公殉職，還有人因忠孝無法兩全留下了深深的遺憾。作家如果不去書寫他們，是作家的缺席，文學如果不去表現他們，是文學的缺席，在新時代日新月異的火熱生活中，作家和文學的缺席，無疑是無法挽回的歷史遺憾，因為歷史的真相往往浮現在文學史詩的脈動當中。

再者，跨世紀的時間跨度，讓文學史詩演繹有了足夠的時空容量。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成立于1986年，距今已經34年，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過去“粗放扶貧”工作方式，中央實行了“ 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工作方針，讓扶貧工作產生了“對癥下藥，藥到病除” 的良好效果。歷經三十多年，近兩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們終于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民族夢想。

萬事俱備，東風何來？很多作家都會面臨如何“融入”和“觸發”的問題。

對于寫作，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習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如何響應時代呼喚，感受當下新農村生活，激發創作靈感卻有規律可遵循。通俗一點講這個規律大致可以歸納為“四個一點”，即讓心再柔軟一點，讓眼再遠望一點，讓根再深扎一點，讓筆再靈動一點。

讓心再柔軟一點，是說作家要對鄉村生活保持應有的感受能力，不要因為城市生活的虹吸作用，就對相對寂寥的鄉村產生排斥心理。好的文學作品必須先感動自己才能感動讀者，秉承一顆冷硬之心是無法融入鄉村的，鄉村作為現代人鄉愁的寄存處，在人的靈魂里有著不可置換的作用。讓心柔軟，就應該對故鄉保持一種情懷，對鄉親保持一種眷戀，對農村的命運保持一種關注。

讓眼再遠望一點，是說作家審視當下鄉村要立足新時代，立足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把目光投向鄉村的未來，用人性的光明觀照鄉村的命運，在描繪鄉村風俗畫的同時，發揮鄉村文學對鄉村風尚的引領作用，如同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一個成功的鄉村題材作家，首先應該是站在新時代鄉村航船船頭的瞭望者，要比別人看得更遠，想得更深，憂慮得更多，當然也喜悅得更興奮。

讓根再深扎一點，是說作家還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雖然這一認識由來已久，但真理不會因為老而過時，從生活中汲取創作營養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重要思想，是唯物主義在文學上的體現。有的作家不愿意深入下去，靠走馬觀花采采風，靠網上下載來的資料閉門造車，這樣的鄉村文學必然缺少鮮活性，缺少原生態的鮮汁鮮味。沙漠里有一種叫梭梭的灌木，根系十分發達，主根深者可達4至5米以下的地下水層，只有這樣的梭梭才會寄生出珍貴的藥材肉蓯蓉。有經驗的牧民都知道，梭梭扎根的深度決定著肉蓯蓉的品質。

讓筆再靈動一點，是說作家的寫作方法要求新求變。時代在發展，傳播方式多元化是作家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如果還是用老舊、傳統的寫法來書寫鄉村，很可能會失去相當一部分年輕讀者，降低作品傳播力和影響力，因此，讓筆靈動起來，合理借鑒一些新文體的表達方式和語言創新，讓筆下田野之風疏朗起來，讓田疇、村莊立體起來，讓新時代的農民陽光起來，這樣的作品自然就會留得下、傳得開。

書寫新鄉村史詩應該警惕一些誤區，誤區之一是落入俗套，將幾十年前的鄉村寫作模式概念化地套用到當下；誤區之二是主題先行，把文學作品變成了另一種新聞報道；誤區之三是戴著有色眼鏡去觀察鄉村各種新生事物。當然，避免踏入這些誤區對于作家來說并不是一件難事，只要你能真正的走進鄉村、走進農民，用心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