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一本名為《魯迅雜文書信選》的書，赫然面世了。次年4月《魯迅雜文書信選》續編與讀者見面。在當時的情勢下，這兩本書的編選、注釋、出版者均未署名，屬內部出版、內部發行，但其出版、發行數量及其影響卻相當不小，在魯迅研究史上也算是留下一筆。近來，有學界朋友在報端討論此事，謂此書“不知何人編選，其出版內情不詳”云云。作為當年參與此事的人，我覺得有義務把我經歷的和了解的這段歷史留下來。

《魯迅雜文書信選》封面

說起這兩本書，從起始策劃，到編選、注釋、出版，的確有著相當曲折的歷程。

70年代初，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在這場文化大浩劫中，中國社會萬馬齊喑，學界、出版界更是一片蕭條。那一時期，作家們或被打入牛棚，或被趕去工廠、農村接受再教育，幾乎無人敢再去寫作。在那種形勢下，出版社多數已經停業。只有江青等人控制下的幾個樣板戲，以各種形式在不斷地出版、翻印，已大大地讀厭了國人的胃口。

然而，國人，尤其是廣大青年對知識的渴望，卻從未湮沒。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語錄》《魯迅語錄》，以及一些小說的手抄本，就在群眾中廣為印制、流傳。在當時的情勢下，文學界敢于大力宣傳的現當代作家，首先，甚至唯一的，就是被偉大領袖多次肯定并十分推崇的魯迅。

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魯迅全集》。“四人幫”卻“在《魯迅全集》的注釋上，大做文章，使它不明不白地成了禁書，遭到了和‘封資修’‘名洋古’同樣的命運，在書店里絕跡了”。因而，在七十年代初，全國各地新華書店竟找不到一部完備的《魯迅全集》。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華訪問，周恩來總理要送他一套《魯迅全集》作為禮物。總理辦公室曾多次派人去人文社設法解決，因1958年版的《魯迅全集》被禁，只好從魯迅博物館庫藏的1938年版的二十卷本中選出較好的一套，以備贈送。

在出版業一片蕭條之際，國務院曾于1971年3月15日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提出“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圖書出版工作設想(草案)”，草案中關于“文學藝術讀物”一節提到魯迅著作的出版，指出對魯迅各類著作，“需要重新整理、增補出版”。

據此精神，人民文學出版社便著手準備魯迅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經過多方調查研判，草擬了《關于重印魯迅著作的報告》，包括重新編注《魯迅全集》和魯迅著作單行本；又因有些魯迅書信從未發表，故也擬編印附有注釋的《魯迅雜文書信選》等。該報告送到國務院“出版口”領導小組后，當時主管意識形態、文化出版部門的江青、姚文元等，卻多方阻撓拖延，久久未予回復。

在等待期間，因《魯迅全集》的出版規模龐大，工作浩繁，人民文學出版社“魯編室”便先選擇了“魯迅雜文書信選”這一選題。“魯編室”還約請了魯迅研究專家唐弢、時任南開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李何林和魯迅博物館葉淑穗等同志相商。決定下來后，“魯編室”將編選注釋《魯迅雜文書信選》的任務，交給了南開大學中文系。

李何林

1971年上半年，南開大學中文系接到此項任務后，因當時中文系并未全面復課，系領導便組織全系有關教研室的十幾位教師，參加這一工作。從選定篇目到注釋工作完成，花了四五個月的時間。工作完成后，李何林老師與韓之友老師和我赴京，帶著中文系老師編注的《魯迅雜文書信選》稿，與人文社“魯編室”主任王仰晨先生及當時由外國文學編輯室調至“魯編室”工作的吳鈞變先生，共同商定選目，反復推敲修改注釋。最后選定了雜文56篇、書信73封。為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所選的雜文、書信都偏重于戰斗性較強的魯迅后期的作品，并對每篇雜文做了簡要的題解，闡明寫作背景、中心思想。書信則注明了收信人的簡介。雜文、書信中都作了較為詳盡的注釋。全部審定工作完成后，人文社排出了清樣，并將上機待印。

1972年1月13日，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草擬了《關于重版魯迅著作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其中提及“《魯迅雜文書信選》已經編就，并擬即付印，可望于近期內出版”。這次報告姚文元倒是很快做了批示，1月21日批示稱：“先提一個意見，其他待研究。第四頁《魯迅雜文書信選》，雜文以同書信分開為好，即單獨編本《魯迅雜文選》，大體編好之后，請送我一閱，當再提出一些具體意見。此事在主席前說過。另上海也要出類似選集，似以協商出一種為宜。”

顯然，姚文元是要把魯迅著作的出版，納入他的掌控之中。而人文社接到該批示后，正如王仰晨同志所說：“猶如挨了一悶棍!”他們辛辛苦苦審編待印、我們南開大學中文系老師們認認真真選編注釋的《魯迅雜文書信選》，就這樣不得不撤機停印，眼看就要付諸流水了。

在這期間，人民文學出版社又派人去上海聯系，上海市委有關人員答復說，上海無出版魯迅著作選本的計劃，又說他們選編《魯迅雜文選》等，只作為內部教學用書，不正式出版。2月5日，人民文學出版社將與上海聯系的情況以及按照姚文元的指示編選的《魯迅雜文選》篇目，又送出版口轉報姚文元。報告送出后，八個多月，渺無回音。出版口多次催問，姚的秘書回答說：“放在桌上，沒時間看!”而與此同時，在“四人幫”掌控下的上海，他們的寫作班子炮制的魯迅雜文選、書信選等，卻在接二連三地出版。

幸好人民日報社得知人民文學出版社已編定的《魯迅雜文書信選》停印的消息，時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的姜德明當即與王仰晨聯系，說他們愿將此書排印內部出版，作為贈送作者和通訊員之用。人文社表示同意。姜德明立即與南開大學中文系聯系。中文系又派韓之友同志和我，去人民日報社見姜德明。接談后，姜徳明先生迅速審閱了《魯迅雜文書信選》選編注釋稿，從中選出雜文36篇、書信25封(其中6封從未發表過)，并做了一些技術性的修訂，即送人民日報社出版部門，連夜排出清樣。不久，一本印刷工整、未注明編注者、未注明出版機構的《魯迅雜文書信選》便宣告面世了。

當時，韓之友同志和我都十分驚訝于人民日報社出版的高效率、高質量，十分敬佩姜德明先生工作作風之雷厲風行和踏實嚴謹。

因《魯迅雜文書信選》出版后，受到了比較廣泛的歡迎，也因為還有一部分編注好的雜文、書信尚未選入，所以，姜德明與南開大學中文系相商，決定再編《魯迅雜文書信選》續編。不久后，韓之友和我又應姜德明先生之邀，去人民日報社編輯《魯迅雜文書信選》續編，續編中增選了雜文64篇、書信25封(其中7封從未發表過)。于1972年4月也由人民日報社內部出版。

《魯迅雜文書信選》兩集出版后，在姜德明先生的主持下，又出版了少量的兩集精裝合訂本，贈送給編注者和有關部門與領導。

姜德明

應該承認，我們在編選、注釋《魯迅雜文書信選》的過程中，受到當時“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影響甚深。如在該書出版說明中說：該書“內容偏重于魯迅對王明機會主義路線及其追隨者周揚等‘四條漢子’進行斗爭的后期雜文和書信”，等等。注釋中也多極端、片面和不實的語言。

然而，該書的出版，在當時的社會情勢下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上廣大讀者閱讀學習魯迅作品的迫切渴望，因而當人民日報社內部發行版面世后，全國多個省市的日報社紛紛轉印。據聞，至今尚未查明的北京某出版社也翻印了該書，在其1971年9月出版的《魯迅雜文書信選》封底的右下角，標記“內部發行，每冊057元”。1972年12月出版的《魯迅雜文書信選》續編，標記“內部發行，定價7角4分”。其他省市的有些出版社也紛紛翻印出版。至今在各地的舊書店中還可看到該書的各類翻印版本在上架流傳。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書籍出版業一片荒蕪的情勢下，這兩本選集實際上的流傳甚為廣泛，它們對全國人民學習魯迅、宣傳魯迅，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確也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時過境遷，峰回路轉。1975年10月25日周海嬰就魯迅著作出版問題上書毛主席。經主席批示后，國家出版局隨即將魯迅著作的出版作出規劃。1976年4月由出版局主持在濟南舉行魯迅著作注釋工作座談會。同年10月，“四人幫”倒臺。此后，魯迅著作的出版，一路順暢，大大滿足了廣大讀者對魯迅著作的強烈渴求。在注釋中有著明顯時代局限的《魯迅雜文書信選》至此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關于這一書的策劃、選篇、注釋、出版等工作，從此也就完全歸入歷史了。

最后，關于魯迅著作的宣傳、出版，還不能不提及曹靖華、王冶秋、李何林三位前輩。翻譯家、散文家曹靖華，是魯迅主持的未名社的正式成員。教育家、魯迅研究專家李何林，也曾參與未名社的工作。曾任文物局長的王冶秋，則是他們兩位的摯友，又是李何林的同鄉。大約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我的導師李何林先生曾帶我去曹老家拜望，當時在座的就有王冶秋先生。記得那一次他們談論最多的就是關于魯迅著作的出版、普及等問題。之后，曹老和王冶秋先生對魯迅著作的出版，乃至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的成立，都起了極其重要的促進和推動作用，在他們的推薦下，李何林先生榮任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老師更是長期在教學和科研崗位上教授中國現代文藝思潮，教授魯迅作品，研究魯迅。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曾編注出版過《中國文藝論戰》《魯迅論》《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等重要著作。上述《魯迅雜文書信選》從策劃到選注，都傾注了李何林老師大量的心血。

也借此文表達對曹靖華、王冶秋、李何林三位師輩的深切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