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發表是世界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這決非偶然。應該說，“文明沖突論”既是對當代全球危機敏銳的提前洞察，又是自我證成的預言。經過九十年代的醞釀和發酵，新世紀以后，所謂文明沖突成為既成現實，而文明論的意識形態或思想方法也成為主導性的觀念潮流，中國文明論或一般意義上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與這一世界背景密切相關，同時又具有復雜的本土色彩。

一、只剩下贏者通吃的生存哲學

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進入了新一輪的不穩定周期，但這輪危機有一點不同于以往，即對抗野蠻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保護性力量空前地減弱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全球社會主義運動遭遇重大挫折，而與此同時，現代性內部的自我批判力量基本消失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冷戰時期西方陣營的間諜多富于理想性，而在冷戰終結之后間諜淪落為一種單純的職業，以至于電影007系列越拍越迷茫，馬特·達蒙的《諜影重重》（《波恩的身份》）也搞不清自己是誰了。

全球告別革命，沒有了對手，資本主義喪失了自我批判、自我修正的能力和愿望，只剩下贏者通吃的生存哲學。九十年代以來的現實戳穿了現代迷夢和神話，現代化的背后是全球不平等秩序，并沒有共同富裕和普遍自由，只有零和競爭和新殖民主義掠奪。資產階級的共同文化或普世價值也破碎了。福山的態度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現代體制在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意義上勝利了，但在《精神現象學》的意義，尤其是在尼采的意義上卻可以說是失敗了。“最后之人”（last man）即尼采所說的“末人”，更準確的譯法應該是“衰人”。隨著敵人的消失、他者的隱去，西方世界其實也喪失了它的主體性地位，所謂普遍同質的人類社會只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灰色現實而已。而亨廷頓卻反駁了福山的說法，“普遍同質”的社會并不存在，我們要重新面對韋伯的世界，因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個神、一種宗教和文化傳統或生活方式。但真實的結論不言自明：全球的普世價值沒有了，人類世界再度叢林化，各民族國家訴諸于文明認同，展開生存競爭。國際社會將重新回到霍布斯時代。

二、幾乎成為歷史題材文藝創作主線

一切人反對一切人，每一個文明反對另一個文明，這就是文明的沖突。文明論強調共同體內部的共同生活方式和共同文化，必將反對多元文化。國家的使命是在叢林世界中守護共同體安全，在現代世界體系的黑暗森林中搶占有利位置，爭奪生存空間。這既是資源和利益之爭，也是文明沖突，它是“土與血”之爭，關乎種姓的存續。

這種內外任務要求強化國家力量，呼喚民族命運的擔綱者，呼喚強有力的主權者和政治權威或現代君主。文明論或文明沖突的議題在1980年代后期開始萌芽，1990年代中后期漸成潮流，至新世紀以后已經成為中國文藝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題，尤其是在歷史題材文藝創作中幾乎成為主線。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為第一階段，以二月河為代表。二月河成名于八十年代末，他改變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歷史小說的寫作方向。八十年代初中期，歷史小說的基本主題是追求現代化，是歷史題材的“改革小說”，主要講述晚清以來的歷史危機，結論往往是只有告別落后停滯的封建社會，才能啟動時間，走進普遍的世界歷史。但是，八十年代末期的二月河開始正面表現強力君主，其歷史敘述悄然開啟了“文明論”的主題，比如康雍乾三世有意識地處理華夷之辨，滿清如何成為中華文明的正統，中華文明如何處理與外部的關系——包括對周邊民族的征服與歸化。不過，總體而言，二月河小說還沒有明確地呈現出文明論色彩。

從九十年代初到中期為第二階段。1990年代，唐浩明異軍突起，以“賢臣三部曲”紅透半邊天。他明顯強化文明論色彩，文明的主題在其筆下鮮明起來。他重新寫晚清，但不再是為了論證改革的必要性。在改革型的歷史小說中，西方外來力量是一種以惡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歷史進步力量，它逼迫我們進步，跟上“普遍歷史”的腳步。而在唐浩明這里，西方力量只代表器物上的強力，在文明等級上一點都不先進，相反它只意味著道德上的落后與野蠻。

唐浩明把晚清的內憂外患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將它視為文明沖突導致的文明危機。這場危機的根源并非中華文明的停滯，而是單純在器物或技術層面的落后。于是，面對這場“千年未有之變”和文明挑戰，名臣們作為士人和中華文明的人格載體挺身護法，成為挽救文明危亡的艱苦卓絕的踐行者。

文明論在三部曲中一以貫之。《曾國藩》的真正主題是護教。太平天國的基本教義來自基督教，是西方現代的本土化身，試圖以洋教代替儒教，這是儒教信徒曾國藩所絕不能容忍的，他挺身而出，以一介書生之身興辦團練，舍身護法。《楊度》的主題是尋找君主。楊度心心念念為民族共同體發現和培養君主或主權者。洪憲帝制失敗后，他轉而支持孫中山。這并不是因為他贊同共和，而是看中了孫中山身上的王者品質。直到晚年，楊度才終于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在唐浩明看來，楊度的追求一直未變，那就是尋找君主——政治體制不重要，強力君主才重要。《張之洞》重申中體西用，為三部曲落座在文明的結論上。他興辦洋務的目的也是為了保教或固本護體。所以，小說中特意設置情節講述張之洞辦書院，申圣人之教，親自創作《書目答問》和《勸學篇》，以回應時代新思潮的挑戰。

新世紀以來為第三階段。2004年播出的58集電視劇《漢武大帝》的重心和落腳點是對外關系和華夷之辨。電視劇以漢匈關系象征中外關系，在隱喻的意義上，匈奴代表了非我族類的外部文明。全劇圍繞對外戰爭而結構故事，注重呈現宏大的戰爭場面，充滿著持續的對抗焦慮。2007年播出的82集電視劇《貞觀長歌》有了進步，雖然內外問題仍是重要議題，卻已不再只是注重武功，而更注重建立天下秩序。它不再像《漢武大帝》那樣強調他者的異已性，而是將他者收納在以我為主體建立的新秩序中，“貞觀長歌”唱響的是復調的合唱，唐帝國由是成為容納內部多樣性的多元一體的跨體系社會。

2008年以后進入第四階段，《大秦帝國》正式全套推出，并產生巨大社會影響。小說主要講述秦統一的歷史，以戰國紛爭隱喻當今的國際格局，它暗示現今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不過是新的戰國時代和“大爭之世”。《大秦帝國》堅持新法家的立場，反對儒家的保守與迂闊，堅持改革，力爭為“中國文明”開辟更大的世界空間。

《大秦帝國》是反儒家的，貫穿著揚法抑儒的思想主線，孫皓暉痛批儒家，因其在后世閹割了中華民族的“原生精神”。這和同時期的暢銷小說《狼圖騰》異曲同工，可以說，《大秦帝國》所體現的正是狼的精神，而《狼圖騰》中草原文明對中原文明的批判基本上等同于大秦的強力精神對儒家文明的批判。

三、在多種創作類型中呈現的文明沖突

文明論主題不只貫穿在歷史文藝中。新世紀以來，文明沖突在軍事題材中表達得更為清晰。如果說文明的沖突是天上的神打架，那么它必然最終呈現為世俗世界的沖突，表現為軍事對抗。這就引發了軍事文學新的創作潮流，如《突出重圍》《DA師》等。這批作品的出現直接的誘因是現實軍事威脅。九十年代以來，發生了一系列的戰爭和事件：1991年，海灣戰爭；1999年，科索沃戰爭，我國南聯盟使館被炸；2001年，阿富汗戰爭，南海撞機事件；2003年，伊拉克戰爭；2011年，利比亞戰爭等。美國主導的一系列入侵他國的戰爭給我們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創傷，美軍憑借強大制空權與信息戰優勢所向披靡，先進精確的激光制導武器給全世界的電視觀眾帶來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而失敗國家的平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隨著電視新聞畫面也給人以深深的刺激。

這就是真實的世界、真實的軍事代差，是和平日久的中國人所遺忘的殘酷的生死挑戰。而當時的中國軍力顯然遠不足以應對西方強國的軍事威脅。于是“高科技建軍”與“打贏現代高科技戰爭”成為國家戰略，也成為普遍的民間共識。中國軍隊必須完成轉型，“突出重圍”。

此后的軍事文藝似乎唯一使命就是保衛國家利益。這種中性化特征鮮明地體現在后來流行的軍事文藝的另一種模式“特種兵文學”當中，它由以軍事演習為內容的軍旅文學演化而來，開始從虛擬演習推進到不同種族之間的正面沖突。于是，出現了以《戰狼》《紅海行動》《狼牙》為代表的故事類型，最重要的品質是戰斗能力、生存技能和堅強意志，作品的主要矛盾是實力的對抗和意志的較量，共同體本位的集體目標至高無上。在這類作品中，真正的主題其實是文明沖突，作品中的雇傭軍或異國的黑社會武裝集團指稱的是什么樣的國家力量不言而喻。

所以，文明沖突的主題全面表現在各種創作類型中，歷史小說、革命歷史小說（如《亮劍》）、軍旅題材、知青題材等。這一主題產生了一批現象性的作品，它們成為大眾文化的大IP，被改編為各種藝術形式。另外，文明沖突的議題還作為一種重要的元素或潛在小主題在眾多著名文藝作品中閃現，如《長安十二時辰》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懸疑版的文明沖突的故事——大唐粉碎來自西方敵對勢力策劃組織的一起恐怖主義活動。電視劇制作精良，在表現大唐文明與生活方式上，各種細節都非常講究，從歌舞、器物到飲食和日常生活場景的展示，不斷強調子民對大唐文明的熱愛，不斷凸顯著大唐生活的文明意義，而來自西域的恐怖襲擊安排在熱鬧的上元節，無疑增加了文明沖突的戲劇性張力。

最后，我們再來看一下《三體》，這是文明沖突的宇宙版和升級版，文明沖突支配的叢林法則呈現為普遍的黑暗森林法則。劉慈欣給我們提供了一幅不一樣的宇宙圖景。在既往的經典科幻文學中，外部宇宙代表著廣漠的未知世界。可是，《三體》完全顛覆了這種印象，宇宙變得非常擁擠，眾多的文明都小心翼翼地潛伏在黑暗深處，不敢發出動靜。

《三體》當然并不是全然認可了無道德的黑暗森林，劉慈欣還是試圖進行關于宇宙正義的追尋。但是，它的核心表達仍然帶有暗黑冰冷的鐵血現實主義色彩。而且，我個人傾向于認為，作為理工男和“工業黨”的劉慈欣事實上并不認可任何宇宙道德秩序的可能性。程心代表了普通人的正常道德反應，在劉慈欣看來，這正是末人道德的體現，她和小說中的庸眾一樣，代表了弱者的道德，這才是真正的惡。而看似惡的化身的羅輯、章北海和維德才是超人道德的代表。正如馬基雅維利所強調的，君主的道德不是普通人的道德，他所要負責的是共同體的安危。這也是韋伯所指出的政治家的責任，他像船長一樣，任務是把握方向，保證全船在驚濤駭浪中免于沉沒，這是他作出政治決斷的全部理由，不能時刻照顧小良心。

文明論代表了冷戰后全球意識形態的轉向，“文明”成了分析社會歷史的工具，這就形成了以“文明論”來解釋社會及全球格局的思維方式，而且它還正演變為一種主導性的意識形態，繼而成為一種塑造全球政治關系的現實力量。文明論雖說以“文明”為名義，其實卻越來越走向排他與歧視。狹隘的民族共同體利益至上，殘酷競爭，這就是“權力的游戲”，就是“冰與火之歌”，《權力的游戲》在全球的流行正是世界政治野蠻化的一個征候。這正是我們需要警惕和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