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七周 第三天

以色列 米沙尼 《失蹤的檔案》

小說《失蹤的檔案》（The Missing File）是這樣開篇的：時間將近晚上，阿維·亞伯拉罕（Avi Abraham）偵探相當疲累，這時來了一位女士，說她年少的兒子那天下午放學后就沒回家；她請求阿維幫她找到兒子。阿維以為女士擔憂過頭了，安慰她說，她兒子很可能只是偷偷去看望女友，或者偷著抽大麻去了，并且突然冒出一句：“你知道為什么希伯來文學里沒有偵探小說嗎？”然后繼續吐槽：

我們的文學里沒有偵探小說是因為我們沒有那些種類的犯罪。我們這里沒有連環殺手；我們不知道什么是綁架；街上也少有襲擊女性的強奸犯。在希伯來世界，如果有什么犯罪，犯案者通常不是鄰居，就是叔叔、祖父等身邊的人，用不著大費周章就能探明真相，找出犯案者。總之，我們生活里沒什么是他人不太知道的。

顯然隨著故事的推進，米沙尼（Mishani）會讓阿維大跌眼鏡的。

阿維所描述的情形大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阿拉伯世界，那是米沙尼生活并長大成人的阿拉伯世界。像奇瑪曼達·阿迪契一樣，米沙尼是早熟的讀者，而且和她一樣，他能找到的書——至少是他最喜愛的偵探類書籍——都是英國進口的。他有一篇題為《希伯來偵探之謎》的文章，里面是這么所說的：他八歲就是柯南·道爾迷，十二歲時，他已讀完住家附近公共圖書館里所有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我站在圖書館的偵探小說的書架前，書架上幾乎沒有我沒讀過的偵探小說，我問自己：現在怎么辦？世界上真的沒有其他可以讀到的偵探小說嗎？”

米沙尼接著說，種族、階級和民族主義等問題限制了以色列偵探小說的創作，而反映阿以沖突的驚悚和間諜小說大行其道，摩薩德情報局和以色列國家安全局辛貝特則是小說的主角。這些小說里，國內發生的常規罪案由當地警察負責偵查，當地警察主要由米茲拉希斯人（Mizrahis），他們是中東或北非血統的猶太人。他們的工作似乎不具有國家層面的意義，亦無精彩可言。

米沙尼的小說則使這一切得以改觀。他的偵探小說情節跌宕刺激，出人意表，小說人物情感豐富，形象豐滿，已然是世界偵探小說的一道風景。和唐娜·萊昂一樣，米沙尼也是偵探小說這一最具國際化的文學流派的積極分子，通過小說把特拉維夫郊區霍隆——他的小說里最常出現的地方——的生活氣息逼真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為此，他也和萊昂一樣，受到了文學界的褒揚。

正如我們在《路加福音》中看到的，一部作品在海外傳播時，其意義也會發生變化。米沙尼的小說在海外傳播過程中，其本土色彩變得更濃郁了，而其國際化也愈加強烈。我們比較一下《失蹤的檔案》希伯來語版（2011）與2013年的美國版就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2011年《失蹤的檔案》希伯來語版封面和2013年《失蹤的檔案》美國英文版封面

希伯來文版的《失蹤的檔案》（Tik ne'edar）封面是一個設計特別、非常醒目的背包少年——從細節看，標題的希伯來用語也巧妙雙關——“Tik”一詞的意思是“包”或“文件”——暗示男孩丟失書包（情節中的一個關鍵線索）并從此身不由己，卷入諜海。封面設計的重點在于如何去解開謎團，而不關涉本土或國際的意味。相形之下，美國版封面是為國際讀者重新設計的：作者名字由德羅爾·米沙尼（Dror Mishani）變為更具英國色彩的“D.A.米沙尼”（D.A.Mishani），封面上還有全球暢銷書“瓦蘭德探案”系列推理小說的作者亨寧·曼克爾（Henning Mankell）醒目的推薦語。和封面強調國際化路線風不同，美國版的封底又主要針對本土讀者。

封底頂端的描述告訴讀者小說發生在“特拉維夫安靜的郊區”，而封底中間的推薦語則強調“故事的發生地相當特別，也非常迷人”，最后一句推薦語則稱，“讀完米沙尼的這些發生在這些非常特別的地方的驚心動魄的偵探小說后，讀者們正急切等待他系列小說的下一部的面世”。

我第一次對米沙尼感興趣是在2017年，那時我和我的歐洲同事路易絲·尼爾森（Louise Nilsson）、西奧·德哈恩（Theo D’haen）一起編輯《作為世界文學的犯罪小說》的選集。我們收錄了當時在密歇根大學讀研究生的瑪彥·伊坦（Maayan Eitan）的一篇精彩文章，她認為偵探小說給人的只是一種膚淺和浮面的地方色彩，因此對所謂的偵探小說具有真正的地方色彩的看法持懷疑態度。她還引用了米沙尼的崇拜者、北歐偵探作家亨寧·曼克爾作品中的一段進行說明：

瓦蘭德離開大樓時，警察局和伊斯塔德醫院幾乎為夜色吞沒。已經過了晚上七點。走到克里斯蒂安斯塔德斯-瓦根街(Kristianstads-v?gen)，他右轉，到了弗里德姆斯-加坦街（Fridhems-gatan），他再次右拐，然后就消失在夜行者的行列里。……他盡可能不去跟隨街上行人的步伐，而是一再提醒自己走慢點，再慢點。那是9月初一個令人愉悅的夜晚。他知道，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不會再有這樣美好的晚上。

伊坦隨后透露，她是和我們開了個玩笑——這段話實際上取自米沙尼的小說。她要做的只是換了幾個名字（霍隆理工學院換成了伊斯塔德醫院，菲希曼街變成了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瓦根街），就把一個令人愉快的以色列的5月夜晚變成了斯堪的納維亞同樣讓人愉悅的9月的一個晚上。

伊坦的觀察是精準的，我們甚至可以更進一步，有時甚至不必改換名字。阿維小時候生活的社區現在有了一些新來的國際品牌連鎖店，小說是這樣描述的：

列維·瑞美茲（Neve Remez）和奇爾亞特·沙瑞特（Kiryat Sharet）是他一直生活的兩個老舊社區，如今兩個社區之間的沙丘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公寓樓、一個公共圖書館、一間設計博物館和一座購物中心——在暗夜里發著光，像是月球上的空間站。在去奇爾亞特·沙瑞特的途中，街道左側閃爍的都是Zara、Office Depot和Cup o'Joe等商店的霓虹招牌，他打算穿過街道，走進那座購物中心。

然而，地方差異依然存在。就像福音書作者對希伯來圣經的引用一樣，這樣的描述對阿拉伯本土讀者的刺激遠勝過那些外國讀者。對米沙尼的同胞而言，光是小說里人物的名字就能引發某種米茲拉希（Mizrahi）移民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以色列血統的“薩布拉斯”之間的種族緊張的暗示，譬如讀者從沙拉比（Sharabi）和曼蘇爾（Mantsour）這樣的阿拉伯語名字就大致知道他們是米茲拉希人。這種差異可以從一個辛貝特官員對阿維屈高人一等的招呼語中看出：“那位官員說話的口吻，就像餐館老板對最底層的洗碗工說話一樣，盡管他的年齡和級別可能都比他小。”即便如此，外國讀者對這樣的種族間的差異并不會如此敏感。

還有一些地方差異非常強烈的地方，甚至在譯文里也能感覺到。譬如小說寫阿維和他心不在焉的父親，還有他總是緊張兮兮的猶太母親的那段滑稽而尷尬的互動：阿維因探案需要，得去布魯塞爾，途中他接到了母親的電話（他大概是文學作品中唯一在探案過程中接到母親這樣的電話的偵探），母親說她已經查看了比利時的天氣預報，是下雨天，要他把自己裹嚴實一些，以免淋濕。令人更郁悶的是，失蹤男孩的母親原來是一個被虐待的妻子，在她所處的環境中，幾乎沒有什么多余的選擇：“她看上去一臉茫然。她不習慣做決定，也不習慣堅持什么。‘我不知道他是否出事了’，她說，‘但他不會像這樣消失的。’”后來，情況更糟了，“她的嗚咽聲變弱、非常壓抑、時斷時續，像被關在門外的狗一直試圖進去屋里發出的那種聲音。”

《失蹤的檔案》兼具地方色彩和世界因素，孰多孰少不存定論，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程度的感受。熟悉以色列背景的讀者會感受到更多的地方色彩，而其他讀者則可能更多關注米沙尼犯罪小說的世界因素。談到這一點，我最喜歡是阿維作為主人公的第二部小說《暴力可能性》（Possibility of Violence）的開場白：他和他的斯洛文尼亞裔、比利時籍女友瑪麗安卡（Marianka）坐在布魯塞爾公園的長椅上，他放下手里的“一本鮑里斯·阿庫寧（Boris Akunin）的小說”，想稍稍休息一下，這時一個精神失常的女人走過來和他們搭訕。阿維沒有意識到，他那時完全沉浸在鮑里斯·阿庫寧的《冬天的公主》（The Winter Princess）開場的那一幕（《冬天的公主》是鮑里斯·阿庫寧以夏洛克式英雄伊拉斯特·彼得羅維奇·范多林為主角的系列作品的第一部）。阿維還以為自己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筆下的比利時大偵探波洛的家里，但他忘了自己剛剛到了阿庫寧的出生地沙皇俄國。這時候，正如《失蹤的檔案》的引言中所說的那樣——摘自狄德羅的《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他們是怎么碰見的？像所有的人一樣，是萍水相逢？”事實上，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作者的精心安排，正如米沙尼將他的以色列偵探小說完完全全地放進世界文學寬廣無邊的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