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悶的象征》是日本學者廚川白村的文藝理論著作，l924年2月出版。兩個月后的4月8日，魯迅購買了日文版原著，9月22日著手翻譯，10月10日譯完，第一、第二部分于l0月1日至31日在《晨報副刊》連載，1925年3月作為《未名叢刊》之一出版。

差不多在相同的時間段，豐子愷翻譯的《苦悶的象征》先是在《上海時報》連載，1925年3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列入“文學研究會叢書”出版。

同一本著作，兩位譯者幾乎同時翻譯，又同時出版，這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界頗為鮮見。

那么，兩部譯著的質量哪一本更好呢？豐子愷說：“他（指魯迅）的理解和譯筆遠勝于我。”這當然是謙辭。豐子愷的學生、與魯迅也有交往的季小波認為，豐譯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魯譯本中有些句子長達百來字，佶屈聱牙。他曾給魯迅寫了一信，將廚川白村的原文同魯譯、豐譯進行對照，指出魯譯不如豐譯。數(shù)日后，魯迅回信季小波，表示自己的譯本不如豐子愷譯的易讀，且幽默地說：“時下有用白話文重寫文言文亦謂翻譯，我的一些句子大概類似這種譯法。”

兩本譯著分別出版后，魯迅囑北新書局將他的譯本推遲一段時間上市。個中道理很易理解，當時魯迅已是成名作家，豐子愷則剛走上文壇，名不見經(jīng)傳，如果自己的譯本先發(fā)行，必然影響豐譯本的銷路。后來，豐子愷每每提及此事，總是感佩魯迅先生對他的關懷、愛護和獎掖。

1927年11月27日，豐子愷由畫家陶元慶陪同到上海景云里拜訪魯迅，談到中譯本《苦悶的象征》同時在中國出現(xiàn)時，他不無歉意地說：“早知道你在譯，我就不會譯了！”然而魯迅卻說：“哪里，早知道你在譯，我也不會譯了。其實，這沒什么關系的，在日本，一冊書有五六種譯本也不算多。”魯迅認為，一部外國著作完全可以有多種譯本同時存在，有利于讀者“取此之長，補彼之短”。

魯迅的態(tài)度不僅消除了豐子愷內心的顧慮，縮短了彼此之間的距離，而且傳為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