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多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賽宣布，此次疫情可被稱為“全球大流行”。瘟疫并非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遭遇到的全球性疫病，它是某種病原體在人類機體上成功搜尋到食物，宿主因此受到感染甚至威脅生命。疫病一旦流行，將在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同時，影響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

瘟疫與人類社會發展如影隨形，甚至出現可能改變歷史的結局。被譽為“20世紀對歷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cneil）在其非虛構作品《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1976）中首次將人類歷史的發展脈絡與疫病影響相結合，借助自身深厚的世界史研究功力以及敏銳的觀察力和推理力，道出瘟疫如何影響人類遷移、人口變化、政治變革、宗教興滅、醫療衛生制度建立等方面，從而直接或者間接地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程。該部作品一經面世，就被稱為“宏觀論述瘟疫與人類歷史關系的史學佳作”，進而《紐約書評》稱 “此書從此扭轉了人們看待世界歷史的角度”。

威廉·麥克尼爾認為，瘟疫是人類歷史中的一項基本參數及決定因子。在其另一著作《西方的興起》中，麥克尼爾已開始關注疫病與人類發展的關系，但還只著眼于人口數量變化，反而在《瘟疫與人》講述疫病的過程中，他首次將病菌與人類的微寄生關系暗喻為人類的巨寄生關系，借病菌依附于宿主而存在與傳播的微寄生關系，道出人類真正的頑疾是“權力與欲望”的巨寄生關系，以獨特的視角揭示出世界上生態平衡與食物鏈關系的本質——即征服與統治，引發讀者對疫病與人類關系的反思。復旦大學黃紅霞進而談到：“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擴大了對瘟疫的關注點，利用共生圈理論和互動的觀點，橫跨上古農牧業時代到近代醫學實踐時代，書寫了一部不同時代傳染病、病菌與人類的‘互動史’。”

疫病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影響

從敘事手法來看，《瘟疫與人》采用歷時性書寫的方式敘述瘟疫與人類之間的關系，從人類史前文明狩獵時代開始，直到近現代，演繹出瘟疫與人類社會的交融過程。麥克尼爾采用全球史觀，結合醫學社會史，抓住特定時代的主要事件，凸顯三個歷史性時段：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200年間歐亞文明時代的疾病大交融；公元1200年至1500年間蒙古帝國時代顛覆舊有的疾病平衡；1500年至1700年跨洋交流時代疫病的傳播，升華本書的中心思想，即瘟疫與人類進程的交融。

疫情擴散無意間成為控制人口增長的無形工具。歐亞大交融時期，麥克尼爾另辟蹊徑，認為公元前430年雅典和斯巴達爭霸戰中雅典失敗的原因并非局限于政治體制，實際上是，天花與麻疹導致近四分之一的雅典官兵死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變了地中海后續的政治史。這段時期，人類各族群已經進化完成，“完全現代型的人”出現，使得地球上的生物平衡急劇改變，人類食物、水源和住所改變以及人際交流頻率和范圍，影響著疫病的模式。人類活動和人口激增讓潛在病原體找到機會，一場瘟疫與人類的追逐賽開始。此外，作者也在書中提到，農牧業興起后，人類生存空間進一步得到擴展，隨之“神秘”的傳染病和人類間的“同類征服”共同抑制著人口暴漲。譬如，天花、麻疹等疫病對印度種姓制度產生的影響及印度“看似富足，實則貧弱”的原因。

疫情擴散可以成為推動宗教改革的利器。公元1200年至1500年間伴隨蒙古帝國的擴張，鼠疫桿菌等致命微生物輕易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國、歐洲鼠疫大流行，東、西方傳染病各不相同的模式再次失衡。出人意料的是，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蒙古帝國擴張計劃的失敗。該短時間內的疫情對歐洲的影響應該一分為二：一方面，疫病使得歐洲蒙上了近一個世紀的死亡陰霾，社會經濟的金字塔隨之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調整著結構；另一方面，疫病暴露西方傳統宗教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方社會的宗教變革。因此，麥克尼爾提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想法：疫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歐洲經濟結構的變化與宗教改革，為后期歐洲走上殖民大擴張道路提供一定的便利條件。

疫情控制也可以作為征服異族的武器。到了跨洋交流時代，歐洲多年的疫病防治經驗在征服美洲的過程中起到關鍵性作用：歐洲人將傳染病引入北美洲，不僅危害殖民地部落性命，傳染病還摧毀了大部分殖民地人們的信念，可謂一舉兩得。譬如，西班牙軍隊在攻占阿茲特克帝國的戰役勝利中，天花就在占領中起到關鍵作用，歐洲人對于北美洲的占領不僅僅是武力上的，更重要的是疫病蠶食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心。這一時期，人類疾病出現均質化，生態適應性調整告一段落，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與人類共生模式更趨穩定，疫病主要以兒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現，流行頻度增加，殺傷力減弱。以文明族群的大規模成長，和疫病隔離群落的加速崩解為主要特征的‘現代’疾病形式逐漸形成”。

在醫療系統逐漸健全的現當代社會，疫苗的發展、醫學的進步與衛生公共制度的建立使得疫病在發生的同時，能在短時間內獲得更有效的控制。但是，麥克尼爾呼吁人類決不能對傳染病的影響置之不理。人類的技能、知識和組織都會發生改變，唯人類面對疫病的無助，則是亙古不變。

瘟疫的暗喻：微寄生與巨寄生

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定義了瘟疫的兩個重要概念：“微寄生”與“巨寄生”，因為大多數世界上的生命都生活在“一種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敵的巨寄生所構成的、脆弱的平衡體系之中”。 “微寄生”是指微寄生物與其宿主的寄生關系，如病毒、細菌或多細胞生物，它們寄生在宿主，如人體中，從中找到自己的食物源；“巨寄生”是社會化的“微寄生”，是人與人之間的寄生關系。一部分人成為“寄生物”，這些人則將找到另一部分人成為宿主，從而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這種關系源于外部的種族征服與階層關系，從而形成了社會平衡。因此，麥克尼爾認為：“只有當食物的生產成為某些人類社群的生活方式時，一種較溫和的巨寄生方式才成為可能。”

從微寄生視角來看，當微寄生物寄生于宿主，一場“食物爭奪之戰”就開始了。微生物看不見摸不著，不受人控制，麥克尼爾認為：“幾乎所有的微型寄生物都小得無法用肉眼看見，這意味著在顯微鏡和其他復雜的、幫助人類提高觀測力的發明出現以前，沒有人能理解或采取很多措施來控制與此類有機物的接觸。”

從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視角來看，盡管人類的智慧在處理他們看得見的并可實驗的對象上顯得得心應手，但是，直到19世紀, 同微型寄生物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生物性層面上，也就是說，人類無法有意識地控制這種關系。微寄生物在宿主身上快速找到食物源，使得寄生物與宿主的關系呈現出三種可能：一是，微寄生物可能破壞宿主的免疫系統，甚至殺死宿主；二是，宿主的免疫系統工作并且殺死這些微寄生物；三是，在一定情況下，微寄生物在宿主體內獲得平衡，使得宿主成為帶菌者，傳染給其他宿主，形成“大流行”疫病。

從人與人的關系視角來看，麥克尼爾則引入了第二個概念：巨寄生。 “巨寄生物”呈現出類似的多樣性關系。大型天敵與同類相食是人類遭遇的主要的巨寄生現象。一方面，由于早在遠古時期，人類的捕食和狩獵技巧早已超過其他大型動物，因此在一定層面上，人類已然站在食物鏈頂端，大型天敵的巨寄生現象基本得到解決。另一方面，“同類相食”卻在人類攀上食物鏈頂端后，成為主要的巨寄生方式。例如，征服者從生產者那里攫取并消費食物，由此成為靠生產者為生的新型寄生者。這種巨寄生關系一直存在于社會關系之中，“寄生者”從“宿主”處妄圖獲取食物而生存，從而導致人類間的征服與統治時常上演。

“巨寄生”概念被提出后，威廉·麥克尼爾備受爭議。評論家約翰·諾瑞斯（John Norris）曾批評道：“他把疾病和被統治的不幸進行類比，荒誕地歪曲了歷史。”麥克尼爾辯駁道：“這不是一種類比，而是實際存在的。在人類身處的社會系統中，‘我’在哪里獲得‘食物’，即‘我’的生存資料是什么；‘我’又為誰所‘食’，即‘我’創造了何種生產資料為誰所用。”事實上，麥克尼爾將病菌的存在與傳播途徑細化不僅是為了講解疫病的傳播路徑，更為重要的是，將疫病傳播方式作為一種比喻，類比人類的頑疾：權力與欲望。強者蠶食弱者，巨寄生由此成為征服與統治的代名詞。

隨著當代醫療手段的進步，有害的微寄生關系在逐漸健全的公共衛生制度下大部分得到有效控制；但有害的巨寄生關系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因為人的溝壑難填的欲望往往催生征服。

古往今來，隨著人類活動不斷拓展，人類隨著行動疆域的不斷拓展，也帶著微寄生病毒不斷拓殖，潛藏的病毒由于脫離動物宿主被帶出陰暗的角落，伴隨著人類交往，進行傳播，甚至在某個歷史階段、借助某種契機的催化演變為瘟疫。

由此看來，《瘟疫與人》將世界歷史中人類與疫病的關系串聯起來，激勵讀者思考疫病與人類發展關系的同時，揭示人與人之間的“疫病”式寄生，解構人類共生關系，帶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啟示。新冠病毒全球肆虐，時刻提醒人們需保持對未知的敬畏，用謙卑的心預防治理。只因，“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