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小說藏本”

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的整理出版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傳統品牌，“中國古典小說藏本”叢書堪稱其品牌標志。

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3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成立的出版社之一。老一輩的讀者都有一個深刻印象，在那個年代，凡出版社冠以“人民”的，都是國家所特別倚重的，在文化建設中具有異乎尋常的重要性。比如，1952年出版總署的文件，就確認人民文學出版社是“國家的文學書籍出版機構”，它的任務列有九項，其中第五項就是“校勘整理、翻印古典的文學名著”，尤其是古籍整理本的出版。1954年中宣部關于古籍發行的指示，曾規定舊書的重印、發行要有節制，只有部分出版社“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若干古典文學作品，可以與一般新書一樣發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這種特殊地位，使其古典文學名著的整理出版具有顯而易見的權威性。

馮雪峰、聶紺弩組建的超強陣容

人文社的第一任社長是馮雪峰，其時他的另一個職務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文社的第一任古典部（二編室）主任由副總編輯聶紺弩兼任，其時他的另一些職務包括中國文藝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兼古典文學研究部副部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

聶紺弩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古典部，因為馮雪峰、聶紺弩的努力，一時匯聚了諸多風云人物，如舒蕪、嚴敦易、周汝昌、張友鸞、黃肅秋、王利器、陳邇冬、顧學頡、汪靜之……《舒蕪口述自傳》曾說，古典室“不像別的室，不是某個編輯或出版機構集體轉過來的人，而是東找一個西找一個拼湊起來的。大概是由馮雪峰、聶紺弩到處物色來的……主要是原來在大學教古典文學的一些教授。我本人就是這樣……還有如陳邇冬、顧學頡、王利器等，過去都是在大學里面教古典文學的。還有例如張友鸞，是解放前的老報人，新聞界著名的《新民報》‘三張’（張恨水、張慧劍、張友鸞）之一，業余一向對中國古典文學有興趣的。現在回頭一看，這個班子真還不錯，幾十年來，直到今天，在社會上、在古典文學界，都還站得住。”

胡喬木的建議：地圖與插圖

聶紺弩參加整理校訂的《水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個中國古典小說整理本。在整理過程中，胡喬木、周揚等均曾親自過問。胡喬木建議繪制《水滸》地圖,聶紺弩就此寫了一封信談自己的想法，時間是1951年12月2日。他委婉而明確地否定了胡喬木的建議——

何以故？因為《水滸》的地理是一筆糊涂賬。原來現在的《水滸》，是由兩三種較有系統的傳說或記錄拼湊而成的。一種重心放在山東，兼及開封等處。晁蓋、宋江、武松、柴進、林沖等人的故事屬之，即梁山泊故事。一種是山西，以太行山為中心。龔圣與卅六人贊五處提到太行而不提梁山：風塵太行（盧俊義）；太行春色（燕青）；太行好漢（張橫）；敢離太行（戴宗）；出沒太行（穆弘）。王進、史進、朱武、魯達、楊志等人故事屬之。因此，宋江才可能賺金鈴吊掛，鬧西岳華山。魯達下五臺赴開封，路經桃花山、赤松林，在楊志口中則都是從大名到開封的必經之路。此外，從開封到江州要經過梁山，并要經過揭陽嶺（五嶺之一，贛南），從梁山到華山，易如反掌；從大名到開封，經十來日尚只中途。這不過隨手舉例，以見其不合理，并不是說地圖絕不可弄。

舒蕪曾說聶紺弩當古典小說專家的愿望太強烈，聶紺弩也有志于寫一部有其個人風格的中國小說史，而從他關于《水滸》地理問題的見解看，聶紺弩確實是當之無愧的《水滸》專家。由他的這一見解入手，學術界關于《水滸》成書過程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

1952年《水滸》出版后《人民日報》刊登短評祝賀

對于胡喬木的另一建議，即給《水滸》加上插圖，聶紺弩欣然接受，因為這“很能增加讀者興味”。（聶紺弩《致胡喬木》）這也成為“中國古典小說藏本”叢書的一大特色。

金協中繪《三國演義》彩圖

例如，清代畫家孫溫歷時三十余年繪制的工筆彩繪《紅樓夢》，包括人物山水、花卉樹木、樓臺亭閣、珍禽走獸、舟車轎輿、鬼怪神仙等各個方面，與《紅樓夢》正文相得益彰。又如清人孫繼芳彩繪的《鏡花緣》，生動呈現了大人國、小人國、君子國、無腸國、黑齒國、淑士國、兩面國、巫咸國、歧舌國、女兒國等奇異國度的奇異風貌，帶給讀者意想不到的樂趣。“中國古典小說藏本”還收入了《三國演義》金協中彩繪冊頁72幅，《西游記》清人彩繪128幅，《聊齋志異》清代彩繪72幅，《水滸》清人彩繪梁山英雄像48幅，可以極大地豐富讀者的閱讀體驗。

給古典小說加注釋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古典小說名著整理，其特色之一是每一本都有注釋，這個做法也是胡喬木所建議的。

說到古典小說的注釋，許多人有一個誤解，以為詩文的注釋較難，而小說的注釋較易。聶紺弩的頂頭上司馮雪峰就持這個看法，為此兩人曾鬧過別扭。事情起因于社長馮雪峰批給文懷沙的《屈賦注》一筆錢，另一位副社長樓適夷決定給舒蕪的《李白詩選》抽版稅，“這兩本容易搞的書都給額外報酬甚至抽版稅，而費時費力的《水滸》《三國》《西游》等書，一點不給”，這讓直接領導二編室的聶紺弩非常為難。他推測，“雪峰他們似乎有一個看法，以為詩、文言文之類的東西難注，小說、白話文的東西好注，所以有上述的決定。具體領導業務的人，知道一般的情況剛剛相反。”聶紺弩遺憾“雪峰不了解二編室實際情況”，一再提出要給整理古典小說名著的人發相應的稿酬或版稅，還在會上和馮雪峰大吵過。（據聶紺弩1957年11月10日的《檢討》）

在這件事情上，聶紺弩的意見無疑是有道理的：注釋古代的文言作品，可參考的著述極其豐富；而注釋古代的白話作品，可以依傍的資料太少，必須從頭摸索、辛苦探究。令人欣慰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古典小說名著整理，得到了諸多一流學者的支持，如俞平伯、張慧劍、張友鶴、袁世碩、朱其鎧等，他們的注釋，代表了這一領域的一流水平。人民文學出版社新近整體推出的“中國古典小說藏本”叢書，所收均為這些名家整理的經典讀本。

無可替代的功能與作用

“中國古典小說藏本”叢書，匯集了中國古典小說中藝術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作品，如家喻戶曉的“四大名著”，古典白話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三言”“二拍”，文言小說的代表作《聊齋志異》，諷刺小說的杰作《儒林外史》，以及晚清四大譴責小說，“華夏英雄傳系列”等，共25種54冊。這些名著，在建設現代中國文化的歷程中具有無可替代的功能。

俞平伯先生整理《紅樓夢八十回校本》時期與人文社信件

張慧劍先生與人文社討論《儒林外史》注釋的信件

說到“無可替代”，這絕對不是夸張的形容。從20世紀初到21世紀的今天，無論是在受西方啟蒙思想影響的“新文化運動”的視野中，還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的中國文化界，甚至在當今深受西方學術傳統浸潤的歐美漢學家那里，都不約而同地認可這些名著的經典地位。如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所說：“的確，從過去四十年間學術界在這幾本書上所下的驚人功夫來看，似乎就是它們構成了中國小說的傳統。現在，不僅中國學者，就連西方的漢學家，對有關它們的作者以及版本方面的最細微的問題，也都以極為嚴肅的態度來探討”。這些事實本身構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文化現象——在現代中國社會，人們一致重視古典小說名著的經典地位，這些名著在現代中國文化建設中的功能和作用，得到了普遍認可。

（作者系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