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六周 第一天

剛果 約瑟夫·康拉德 《黑暗之心》

1874年，十六歲的康拉德離開他舅舅在克拉科夫的家，當上了水手，他先后在法國和英國的商船艦隊里作出了一番事業，最后才在1890年代中葉下定決心要當一位用英語——他的第三種語言——寫作的作家。康拉德永久定居在了英國，可是他選擇的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對他來說永遠是異鄉。盡管他最終成了英國公民，康拉德首先是一位世界作家。不論是英語還是英國，康拉德都是作為一位關系親密的外來者棲居其中。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評價說：“只要康拉德手里握著一只筆，他就是我們之中最拔尖的。”不過他也補充說，“讀康拉德的時候我一直有種感覺，就好像我在讀一位外國作家的出色譯本一樣”。弗吉尼亞·伍爾夫在1923年一篇描寫康拉德的短文《康拉德先生：一次對話》里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當然他是個在十九世紀的尾聲里踏上這些海岸的奇怪幽靈——一位藝術家，一位貴族，一個波蘭人……因為在這許多年之后，我還是無法把他當作英國作家。他過于正式，過于禮貌，過于小心謹慎地使用著一種并不屬于他自己的語言。

當然，到了這個時候康拉德早就把英語變成了“他自己的”，不過康拉德的英語也的確是他獨有的英語。

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里，康拉德織就了一張厚重而迷幻的語言之網，把自己一次沿河歷險的親身經歷轉變成令人深深不安的敘述，勾勒出帝國主義理想墮入瘋狂的過程。康拉德在1890年找了一份剛果河上蒸汽船船長的工作，雇用他的公司是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設立的，為的是使用近似奴隸生產的強制勞役掠奪剛果的自然資源。1885年，利奧波德二世的剛果自由邦獲得了國際承認，其中記者兼探險家亨利·莫頓·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的宣傳攻勢立下了大功。斯坦利在諸如《在最黑的非洲》（In Darkest Africa, 1890）之類的暢銷書里生動地講述了他在非洲的冒險，書里附有大量的地圖，還有這位偉大的白人被他的土著仆從簇擁著儼然戲劇場景一般的版畫（這里展示的是一幅套色石印版畫的彩色版本）：

斯坦利擔任了利奧波德二世的首席代理人長達十年，負責在剛果河沿岸建立貿易站以及和本地的部落頭人發展關系。他在《剛果及其自由邦的創立：一則工作和探險的故事》（The Congo and the Founding of Its Free State: A Story of Work and Exploration,1885）這本書里詳細地記錄了自己作為一位殖民帝國建造者的成功事跡，書里也滿是對“剛果國際協會慷慨尊貴的創立者”（譯者按：指利奧波德二世）的贊譽。這句話出現在著重討論與象牙貿易土著中間人打交道有多困難的一章里，而象牙貿易則是對剛果進行經濟掠奪的重心。

1899年康拉德用斯坦利的作品以及他自己當蒸汽船長的經歷為素材創作了《黑暗之心》。他的主人公查理·馬洛（Charlie Marlow）說當他拿到了工作邀約的時候，有人給他看“一大張閃閃發光的地圖，上面涂滿了彩虹的七彩……我要去的地方是黃色的。就在正中的正中”。而這正是我手頭上這本斯坦利1890版《在最黑的非洲》書后的大幅折頁地圖上標注剛果自由邦的方式。

馬洛逆流而上，去到地圖“正中的正中”，為的是去見傳奇的象牙貿易站站長庫爾茨（Kurtz）先生，結果他見到的卻是庫爾茨在可怖的野蠻場景里和在歐洲理想的崩塌中死去的場面。

然而當我們隨著馬洛逆流而上時究竟看到了什么，在這個問題上這本書的讀者們有著尖銳的分歧。我們所見的是真的非洲，還是馬洛的存在主義視野中看到的一個靈魂的夢魘？我們所見的是歐洲帝國主義內在的腐敗，或者更加曖昧一點，是錯誤的帝國主義的缺陷，還是一種如此不加克制又無法粉飾的原始主義？當康拉德在描繪這樣的原始主義之時，他是不是在批判帝國主義的同時，也強化了作為帝國主義理論基礎的種族偏見？最后這種觀點是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1977年在一篇題為《一種非洲意象：康拉德的〈黑暗之心〉里的種族主義》（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的文章里發人深省地提出的。阿契貝指責康拉德筆下的非洲僅僅是：

場景和背景，于是就抹除了非洲人作為人的影響。作為心靈戰場的非洲全然沒有可以辨認出的人性，而闖入其中的歐洲人要冒巨大的風險。當然，將非洲如此矮化成一個狹隘的歐洲頭腦崩潰的布景背后，有著難以置信且扭曲的傲慢。但這甚至還不是最關鍵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這種長久以來的態度所培植的、而且還在這個世界上繼續培植的對非洲和非洲人的去人性化。那么，問題就在于，一部贊揚了這種去人性化，一部剝奪了一部分人類的人性的小說還能不能被稱為一部偉大的藝術品。我的回答是：不，它不能。

阿契貝的演講是對二十世紀中期讀者習慣性地忽視小說文本描寫非洲人方式的重要糾正。在這部小說里，非洲人僅僅為馬洛的歷險提供了恐怖的背景。與此同時，阿契貝的批評也反映了一位現實主義小說家對康拉德現代主義式含混曖昧的不耐煩。康拉德的寫作可以算是一種文學印象主義，強迫我們從馬洛的眼中體驗非洲，但馬洛并非是吉卜林筆下的吉姆一般的客觀觀察者。康拉德在很多地方都削弱了馬洛的敘事權威，讓人很難不加反思地贊同馬洛或者庫爾茨經常流露出的種族偏見。

這部中篇小說的關鍵特征之一就在于康拉德使用了一個非常含混曖昧的框架敘事。故事的開頭并不在非洲，而是在游輪內利號上，它停泊在倫敦城外的泰晤士河上。而馬洛“不完整的故事”則是由一位神秘的敘事者傳達給我們的，他對馬洛的描述之下是暗潮洶涌的諷刺和懷疑。隨著夜色降臨，馬洛被包裹在越來越深的黑暗里，然而他卻明確地告訴自己的聽眾：“當然你們這些家伙現在可以看明白的東西比我當時多多了。”甚至盡管在他批評庫爾茨把象牙當作偶像來崇拜的時候，馬洛自己——這位滿腹狐疑的敘事者觀察到——也擺出了“佛陀講道的姿勢，不過他穿著歐洲人的衣服，身下也沒有蓮花”。康拉德在拿自己的主人公做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馬洛在亨弗萊·鮑嘉（譯者按：著名美國演員）式的人物這個概念出現之前，就把自己當成了亨弗萊·鮑嘉，但是他似乎陷入自己不再有任何幻想的幻想之中。

在《黑暗之心》中，康拉德微妙地諷刺了馬洛自己的帝國主義男子氣概。首先是馬洛在小說開始不久時的尷尬，因為他不得不求一位廣有人脈的嬸嬸幫自己找到這份剛果工作（其實康拉德自己也是這么做的）：“我，查理·馬洛，讓女人去跑腿——去幫我找工作。天啊！”而在最后，在庫爾茨死后馬洛又回到了英國，他去找庫爾茨的未婚妻向她致哀。當她哀求想知道自己愛人的臨終遺言之時，馬洛看起來再也不像一位清楚知道一切的胸有成竹的人物了：“我感到一陣寒意攫住了我的心口。‘不要，’我含混地說。”不光不像權威的聲音，馬洛聽起來就像是強奸受害者一樣。在這樣的壓力下，馬洛再也無法承受自己通常對真相的堅持了：他不光沒有泄露庫爾茨真正的遺言——“恐怖啊！恐怖啊！”——他反而還聲稱庫爾茨在最后時刻脫口的是她的名字。在從馬洛這里打聽了她想知道的東西之后，庫爾茨的未婚妻——我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滿意地哭了出來，然后打發馬洛走了。

康拉德探索自己時代的歐洲對非洲的種族偏見，不是為了像阿切貝一樣反抗這類偏見，而是為了顯示所謂文明的歐洲自我和非洲他者之間的界限到底有多么脆弱。在故事一開頭，康拉德就通過把羅馬時代的英國比作早期的非洲來否定了帝國主義事業。“而這里也曾經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馬洛在故事的一開始如此說道，當時落日的余輝正掃過倫敦。他描述了一位想象中的古羅馬軍團士兵沿著泰晤士河上行的悲慘經歷：

帶著物資，或者命令或者隨便別的什么在這條河上逆流而上。沙洲，沼澤，森林，野蠻人——沒有什么適合文明人吃的東西，除了泰晤士河水沒有別的可以喝……寒冷，霧氣，風暴，疾病，流放還有死亡——死亡在空氣里，在水里，在密林里徘徊。他們肯定在這里像蟲豸一樣成群死去。

英格蘭就像是“最黑的非洲”，而當馬洛在講故事的時候，夜幕又一次落下。馬洛在異鄉大陸的經歷向他揭示了文明和野蠻在大英帝國的正中心不可分割地絞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