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逝世110周年。

托爾斯泰一生雖未能親身感受中國，卻通過閱讀與中國相關的著述在心目中形成有關中國的印象與理念。

托爾斯泰活了82歲，除了當過幾年兵，讀書寫作是他一生的職業。托爾斯泰全集有90卷之多，而他讀過的書更是不計其數。

他在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有兩萬多冊藏書，涉及30多種文字，其中有中國古籍的西方語種譯本，如《道德經》《大學》《中庸》，還有介紹中國的書，如法駐華大使西蒙的《中土之國》俄譯本，英國人詹姆斯·勒格的《中國古典作家》三卷本、米多烏斯的《關于中國政府和人民的筆記》《中國人及其起義》，還有中國留學生張慶桐和俄國人一起翻譯成俄文的梁啟超的《李鴻章》一書，辜鴻銘寄來的英文著作《尊王篇》等。

托爾斯泰在63歲時曾開列過分別對他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一個書單：孔子和孟子——印象非常強烈；朱利安的《老子》法文譯本——印象強烈。除撰寫《孔子的著作》《老子的學說》等文章，托爾斯泰還親自從德文和法文翻譯《道德經》，編輯出版了《托爾斯泰選譯中國哲人老子名言集》，主編或推薦出版了《孔子——他的生平和學說》《墨子——中國的哲學家》等。

晚年的托爾斯泰為什么會對中國產生如此濃厚的興趣？

首先，托爾斯泰對所謂現代文明并無多大好感，所以對中國農耕文明十分推崇。1851年英國舉辦“水晶宮”博覽會，成為當時科技進步的一個標志。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小說《怎么辦？》中以頌歌般的語調描寫了他親眼看到的輝煌景象。但在托爾斯泰看來，現代科技帶給人的并不是真正的文明。

他談到，那些“對化學周期表、視差和鐳的性能一無所知”，卻“懂得自己生活的意義并且不以此為傲”的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他主張中國人應當繼續過和平的、勤勞的、農耕的生活，遵循儒釋道的教義，克己、忍讓，那么，任何力量都不能戰勝他們。

托爾斯泰還讀過中國古代神話故事，他給附近農民孩子編寫的讀本中收進了一篇童話《中國皇后西陵氏》，講嫘祖創立種桑養蠶之法的故事。說西陵氏發現蠶會吐絲結繭，就把蠶繭解開，紡成蠶絲，再織成絲巾，并將采桑喂蠶普及開來。故事雖短小，卻反映了托爾斯泰對中國古代農耕社會的向往——原始、自然、聰明、勤勞、自力更生。他在沒有寫完的文章《孔子的著作》中談到，“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在勤奮勞作上，任何一個民族都無法與中國人匹敵”“中國人不會作惡，不與任何人爭吵，付出得多，索取得少”。他所引述的中國哲言：“三人行必有我師。對于善人我將努力模仿，看著惡人則努力糾正自己”，顯然是根據孔子的話改編的，加上托爾斯泰本人懺悔和博愛的觀念，從而確立了一個借助于中國思想而建構的理想生活準則。

托爾斯泰對中國理解的第二個方面，是以孔子的中庸之道和老子的“無為說”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思想。讀了《大學》和《中庸》的英譯本后，他在日記中寫道：“孔子的中庸之道令人驚嘆。這與老子完全一樣——遵從自然法則，這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活……它使我受益匪淺。”西方充滿冒險精神的“向遠方發展的沖動”（斯賓格勒語）不必說，俄國文化的“突變邏輯”（洛特曼語）更是使這個以東正教為立國之本的國家在歷史上充滿了種種極端行為，缺少的就是中庸之道。托爾斯泰向往的是平和、純樸的天然生活狀態，所以他在退役之后便一直生活在遠離莫斯科的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按照自己的觀點去接近中國古代哲人的思想。

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老子的“無為說”是一種令人驚嘆的思想，也是一種最高的德行，無為就避免了惡的發生。最終，他把“無為”與基督教觀念中的否棄罪孽和禁欲主義聯系了起來。

托爾斯泰對“無為”的理解涉及他閱讀中國的第三個方面的內容——反對暴力。他在1884年3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孔子是對的……是信念－藝術－教堂的力量，是生活禮儀、娛樂、相應的道德，才容易使人順服。”他稱中國的“保守性”和“隱忍”比基督徒們所處的“仇恨、挑釁和爭戰不休的境況”要好上一千倍，他擔心中國會走西方已經走過的道路。

在托爾斯泰心中，傳統中國“是真正的、切合實際的、人民的智慧的支柱，這智慧的內容是過和平的、農耕的生活，這是一切有理智的人都應該過的、離棄了這種生活的民族遲早應該返回來的生活。”

（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