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成為一個獨立的概念，是相當晚近的事情。在西方，始于18世紀中葉John Newbery出版的 A Little Pretty Pocket-Book，中國則始于清末民初。但這并不意味著長期以來世界兒童無書可讀，人類的兒童文學，長期從經典文學作品中改編、濃縮而來。因此，經典文學作品的兒童文學改編，是兒童文學理論的重要組成。

當經典文學被改編為兒童文學時，從文本傳播的角度來說，可以看作經典文本被賦予了第二次生命。坦率地講，我國經典作品的兒童文學改編，經歷了一個從高峰到低谷的過程，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以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推出的“水墨經典故事動畫片”以及全國各美術出版社創作的古典文學連環畫為主，這些作品曾影響了兩代中國人的童年。而今日放眼國內童書市場，遺憾的是譯介作品占了絕大多數。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換與創新性發展的背景下，如何推動兒童文學研究的理論建設，以服務中國兒童文學發展，是一個迫切且重要的學術任務。

中國的兒童文學是世界兒童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不但要創作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兒童文學，更要在世界范圍內提供兒童文學的“中國標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當然需要借鑒別國的經驗。惠海峰博士的《英國經典文學作品的兒童文學改編研究》，則是近年來這一冷門研究領域當中的代表之作。從兩個角度來看，此書所提出的問題與自身的研究范式，之于兒童文學研究理論建設而言，有著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一是立足兒童文學研究在中國的實際情況，選取了一個非常值得借鑒的研究個案——英國兒童文學，在實質上推動了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建設。

在書的緒論部分，惠海峰認為，“兒童文學在國內仍然是一個發展相對滯后的領域”，同時他也承認，兒童文學和電影、電視一樣，是“二戰后西方大學里開始的對流行文化展開的深入研究的一個分支”。中國的兒童文學與全世界一樣，目前正處于理論建設的時期，因此，一些重大理論的探討正逢其時。

鑒于此，在《英國經典文學作品的兒童文學改編研究》一書中，作者并未拘泥于闡釋某一個具體的問題，而是立足于不同方面，從兒童文學與宗教、兒童觀、教育理念、課程標準等角度，為經典文學的兒童文學改編搭建了一個比較成熟的理論框架。可以這樣說，經典文學作品的兒童文學改編，是兒童文學的“半壁江山”，與原創兒童文學“鼎足并立”。推動經典文學作品兒童文學改編的理論建設，對兒童文學總體的理論建設有著重大且積極的意義。

理論建設重在宏觀視角，這是《英國經典文學作品的兒童文學改編研究》一書的一個重要貢獻。該書不局限于某個具體的文本，而是對《魯濱遜漂流記》《格列佛游記》《傲慢與偏見》與《湯姆·瓊斯》等經典文本的改編進行全面的研究。因此，既有對具體文本的深入研究，又注重理論建設對新研究范式的推動。

二是對兒童文學改編的“中國化”路徑進行了深入研究，尤其針對“新課標”之下的兒童文學改編予以探討，這對于今后兒童文學理論建設，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

兒童文學理論建設雖然需要世界眼光，但歸根結底是立足中國實際，探討中國問題。《英國經典文學作品的兒童文學改編研究》一書盡管探討的是英國經典文學的兒童文學改編，但卻立足中國實際，重點探討了國內“新課標”之下兒童文學改編的路徑與向度。該書針對不同出版社的新課標課外閱讀版《魯濱遜漂流記》,通過分析其對笛福原作做出的改編,試圖探討國內出版社如何將這部18世紀英國冒險小說改編成符合國內教育需求的讀物。從目前兒童文學研究的角度看，這一角度當屬填補空白。

以“新課標”為視域，探討兒童文學的改編、傳播與接受，這是對兒童文學理論研究“中國化”的重要貢獻。而且作者另辟蹊徑，以意識形態考慮、教育需求和圖書市場營銷策略等為獨特視角，形成對“兒童文學改編”的全方位理論審視，為今后探討相關問題，打下了一個重要的基礎。

“新課標”是中國特色的兒童文學發展之路。《英國經典文學作品的兒童文學改編研究》抓住這一特色，對兒童文學“中國化”路徑進行了理論思考，這是重要的貢獻。毋庸諱言，目前國內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在實際上形成了學科化的斷裂，即研究西方兒童文學與研究中國兒童文學是不同學科之下的分支。因為“中國語言文學”與“外國語言文學”是兩個不同的一級學科，因此在討論同一個問題時，難免會因學科壁壘而形成斷裂。以“中國化”為路徑出發，顯然有助于彌合學術研究因斷裂形成的空白區，從而有力地推動中國的兒童作品文學理論建設。

綜上所述，《英國經典文學作品的兒童文學改編研究》可謂是兒童文學理論建設的里程碑式的佳作，它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學者所付出的學術努力。兒童文學是事關國家未來的重要意識形態建設工作，理論建設顯然不可忽視。如何在今后的理論深耕中取得進一步的成果，以豐富兒童文學研究理論體系，這應當是包括惠海峰在內的廣大兒童文學研究者重點努力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