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呼吸》

[阿根廷]里卡多·皮格利亞 著

樓宇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9年11月出版

35.00元

西班牙語文學史上經常出現的一種有趣現象是，偉大作品恰恰是誕生在政治環境對自由表達特別不利的時代。墨西哥語文學家安東尼奧·阿拉托雷（Antonio Alatorre）曾寫道：“（政治）壓制將西班牙語作家變成了微言大義、含蓄表達之技的大師，這些大師中最偉大者，就是塞萬提斯。”《堂吉訶德》這本通過了西班牙王國御前會議審查的小說藏有太多的謎題，戲謔的文字背后究竟是塞翁對自身命運的感慨，還是對帝國命運的哀嘆，抑或是對文化專制的控訴？研究者們爭論不休。卡洛斯·富恩特斯指出，西班牙語美洲小說從博爾赫斯、卡彭鐵爾、魯爾福等作家開始，打破了現實主義的種種教條，成為另一種歷史的創造，這種另類歷史一方面通過個人的書寫來呈現，一方面又提出一個偉大計劃：讓一個遭到戕害的共同體得以被重新創造。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有反抗之用、拯救之用——用偽造的、半真半假的歷史反抗統治者的虛偽話語，拯救民族，同時也拯救語言。

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亞（Ricardo Piglia，1940-2017）的代表作《人工呼吸》（Respiración Artificial）就誕生于一個人們無法自由言說的時代——阿根廷1976年至1983年的軍事獨裁統治時期，這個歷史階段在統治者的話語里叫“國家重組進程”（Proceso de Reorganización Nacional），多美妙的一個名字，借重建秩序之名迫害大量異見分子，慘死者、失蹤者、流亡者不計其數。“人工呼吸”乍一看與政治沒有任何關聯，與小說情節也沒有什么關系。根據芮塔·德·格蘭迪斯（Rita de Grandis）的解讀，“人工”（artificial）一詞是向博爾赫斯的致敬，因為這個詞與騙術、虛構有關，令人聯想到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集的名字：Artificios（《杜撰集》）、Ficciones（《虛構集》）；另一方面，“人工呼吸”影射了“國家重組進程”時期的那種令人無法呼吸的氛圍，從這個短語的本意來說，它指的是一個人幫助另一個人恢復生命，因此這部小說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幫助阿根廷恢復生命的舉動。也就是說，里卡多·皮格利亞試圖用寫作來拯救阿根廷。他使用的是一種閃爍其辭、欲說還休的小說語言。

從“這里有故事嗎？”這個意味深長的問句開始，到一個玄之又玄的結尾，整部小說籠罩在一種神秘的氣氛里，讀者需要有那么一點聯想的能力，才能把不同的時空背景、不同的敘事聲音分清楚，建構起一個完整的故事。這種能力對應的是一種特定的讀者——偵探小說的讀者。博爾赫斯曾充滿睿智地指出，愛倫·坡不僅創造了偵探小說，也制造了這種文學體裁的讀者。同樣是在“國家重組進程”的年代里，博爾赫斯遮遮掩掩地寫到：在這樣一個文學趨向混亂、趨向自由體散文的年代，偵探小說“正在一個雜亂無章的時代里拯救秩序”。他早年創作的名篇《小徑分岔的花園》就是一個采用了偵探小說形式的短篇小說：一戰中，一個受雇于德國軍隊的中國間諜謀殺了一個英國漢學家，從而傳遞了一條重要情報。有些中國研究者從中讀出了博爾赫斯對中國文化的景仰、對中華民族的同情，我很懷疑這是不是一種對博爾赫斯的高級黑。博爾赫斯隱藏在偵探小說形式下的，是他對時間和命運的思考，這種思考是遠遠高于什么民族主義，什么“后殖民”的。皮格利亞師承了博爾赫斯。《人工呼吸》采用了偵探小說撲朔迷離的形式，期待有智慧的讀者去發掘故事背后的故事，去體會作家的悲憫之心。樓宇博士在她的《里卡多·皮格利亞偵探小說研究》一書中指出，皮格利亞筆下的偵探帶有明顯的知識分子特征，因此可以稱之為“文人型偵探”。看起來，皮格利亞的小說比博爾赫斯更喜歡掉書袋，讀者的知識儲備越多，就越有可能破解埋藏在小說中的那些“梗”。閱讀《人工呼吸》是一次頗富挑戰的智力游戲，皮格利亞的創作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種文字游戲，時不時就玩個幽默，令人想起《堂吉訶德》的搞笑風格。這種游戲不是為了討好讀者，而是為了躲避審查者的目光。它的表面是輕松的，內里卻是沉重的。文字游戲與政治承諾結合在了一起——這是拉美文學“爆炸”成功范例的延續。

里卡多·皮格利亞（Ricardo Piglia）

作為主要敘事者之一的埃米里奧·倫西是一個年輕的作家。他著迷于舅舅馬基的人生經歷，并以此創作了一部小說。小說發表后，馬基舅舅給他寫了一封信，從此舅甥二人開始書信往來。馬基讓他去見一個人，提到了一份百年前的文檔。后來馬基約他到一個邊境城市去見面，在那里，倫西遇到了馬基的一個密友……

阿根廷人在作者寫作的當下遭受的苦難，被隱晦地表現了出來。“我被開了一刀，被安了一個傳送器，就藏在心臟的樹狀動脈處。每當我一入睡，那裝置就打開了……很多圖像就顯示在那上面。……我看到了一些照片：他們拿打包用的鐵絲弄死猶太人。焚燒爐在柏林，在巴勒斯坦。”這段噩夢般經歷的描述，來自一封被截獲的信件。阿根廷軍事獨裁當局關押和迫害異見者的暴行，和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罪惡以及二十世紀其他的反人類惡行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焚燒爐和集中營是現代文明的產物，代表了現代性的陰暗一面：既然可以實現大規模的高效率的生產，那么也可以利用先進科技手段和管理手段針對特定人群進行大規模、高效率的管控和殺戮。小說還想象了一次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會面：根據馬基的那位密友的講述，在布拉格的一間咖啡館，逃避兵役、窮困潦倒的青年希特勒和卡夫卡有過一次談話。希特勒向卡夫卡當面描述的妄想，成了后者的文學虛構的靈感來源。卡夫卡的小說成了希特勒曾經夢想、后來竟然親自動手實現的殘暴未來的預演。“德語單詞‘Ungeziefer’（蟲子），這個被納粹分子用來稱呼關押在集中營里的人的單詞，就是卡夫卡在描述格里高爾·薩姆沙在一天清晨醒來時變成的那種昆蟲時使用的單詞。”里卡多·皮格利亞虛構的這次會面，簡直是天才式的想象。乍看上去匪夷所思，仔細想想又合情合理。眾所周知，希特勒是20世紀犯下最多反人類罪的暴君之一，而卡夫卡之所以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就因為當人們回首這個世紀的種種苦難時，回頭再看卡夫卡荒誕不經的小說，竟發現他已經預見到了這一切。皮格利亞的小說讓文學與歷史接上了頭，同時也回應了阿多諾的那個著名論斷：“奧斯維辛之后，甚至寫首詩，也是野蠻的。”奧斯維辛在歐洲已經停止了，卻又出現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在反抗奧斯維辛的斗爭中，西語美洲文學也可以通過想象、虛構、揭露和啟迪，成為反抗力量的一部分。追溯奧斯維辛悲劇的源頭，正是文學家的一種努力。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在他的《共同體的焚毀：奧斯維辛前后的小說》一書中指出，恰恰是在孕育了西方文化最高成就、貢獻了貝多芬、康德、馬克思、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卡夫卡等巨擘的歐洲德語區，六百萬猶太人遭受了以最高效的官僚組織和技術手段實施的種族滅絕。由此看來，希特勒和卡夫卡的相遇是必然的。皮格利亞不是在開玩笑，更不是在逃避現實，他把阿根廷人在“國家重組進程”年代遭遇的苦難與二十世紀全人類遭遇的苦難重疊了起來，從而使本土的災難書寫獲得了世界性的意義。此外，我想，這里面是不是也隱含著對阿根廷軍人與納粹德國曖昧關系的批判呢？庇隆曾經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粉絲；二戰后有一些臭名昭著的納粹軍官偽造身份后逃往阿根廷，得到當局的庇護。包庇幾個納粹戰犯當然是不義之舉，納粹的“優良傳統”是否滲透到阿根廷政治精英的靈魂里，則是更為嚴重的問題。

與“焚燒爐/集中營”共同織就阿根廷災難書寫的另一個主題，是流亡。要擺脫令人窒息的暴政，除了自殺，就是離開此地。在作者創作這部小說的年代，有成千上萬的阿根廷人、智利人和烏拉圭人逃離軍事獨裁政府的高壓統治，流亡海外。小說沒有提到這些人，而是提到了發生在另外的時空中的流亡——或是十九世紀抱著政治理想的阿根廷知識分子，孤身流亡北美，或是二戰爆發之初學術生涯被迫中斷的波蘭學者，從歐洲逃到南美，如喪家之犬般漂泊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在流亡的主題上，皮格利亞同樣是既規避也超越了對此時此地現實的指涉，對這一主題展開極富哲理的思考的。那個十九世紀的阿根廷流亡者在他留下的文檔中寫道：“何為烏托邦？是完美之地嗎？不，烏托邦并非完美之地。對我來說，首先，流亡是烏托邦。流亡是一個不存在的地方。背井離鄉，遠離故土，流亡是一個在時間中凝滯的地方，懸停于兩段時間之間，一段是我們擁有的對故國家園的記憶，一段是當我們回歸故里時對未來祖國模樣的想象。而那段靜止不動的時間，介于過去與未來之間的時間，對我來說，才是烏托邦。因此，流亡是烏托邦。”這位流亡者曾加入前往加利福尼亞的淘金大軍，行進在熱浪灼人的沙漠上，他認為尋找黃金之旅也是關于烏托邦的個人體驗的一部分。烏托邦（Utopía），黃金國（El Dorado），都是最早的歐洲殖民者對美洲的想象。在托馬斯·莫爾這樣的人文主義者眼里，美洲是可以實現某種政治理想、建立完美社會的地方；在貪財的征服者眼里，美洲存在著一個未被發現的遍地黃金的國度。我們不要忘了，“阿根廷”（Argentina）這個名字也與“黃金國”的想象存在聯系，因為西班牙殖民者一度以為可以在這片人煙稀少之地找到銀礦（argentina）。在小說中，流亡把思想的目光從1979年的阿根廷帶往1850年的美國，這趟回溯之旅還可以再往時間深處走，走向美洲誕生之初。流亡的烏托邦式體驗讓流亡者們在“凝滯”“懸停”的狀態中獲得了一種獨特的目光：回望故土的過去、展望故土的未來。我們可以聯想到，正是在這個陰霾籠罩南美大陸的年代，智利流亡者伊莎貝爾·阿連德在委內瑞拉創作《幽靈之家》，書寫智利的歷史并寄托希望；烏拉圭流亡者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西班牙構思《火的記憶》，從美洲先民的神話開始重述美洲的歷史，為了拉丁美洲能擁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也正是在流亡的狀態中，《人工呼吸》里落魄失意的波蘭智者塔德維斯基窺見了歷史的秘密：希特勒的瘋狂夢想與卡夫卡的文學噩夢之間存在聯系。身居阿根廷的皮格利亞也等于是在流亡——孤獨地閱讀、思考、寫作，在文學的烏托邦里流亡。

在《人工呼吸》中，皮格利亞還借用酒吧里展開的帶著點醉意的長談表達了自己對阿根廷文學的一些看法，這些看法會令習慣了文學史教科書的讀者覺得耳目一新。比如，阿根廷人推崇備至的薩米恩托，只會賣弄二手學問，其高調張揚的博學是充滿欺騙性的。再比如，博爾赫斯應當算是一個十九世紀的作家。他還提到了一位在中國知之甚少、卻在阿根廷文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作家——羅伯特·阿爾特（Roberto Arlt，1900-1942），稱之為二十世紀阿根廷文學的開創者、阿根廷唯一一個真正的現代作家。我想，如果說博爾赫斯和阿爾特在阿根廷文學史上分別是十九世紀的終結者和現代主義的開創者，那么里卡多·皮格利亞則堪稱阿根廷文學后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關于后現代文學種種特征的界定無法完全框住皮格利亞的作品，正如我們在《人工呼吸》中看到的，本土性與世界性、奇幻想象與批判現實、形式革新與政治承諾這幾個一度困擾第三世界作家的經典矛盾被克服了，小說既是非常有趣的，又是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現實的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