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四周 第三天

佛羅倫薩 喬萬尼·薄伽丘《十日談》

1348年，喬萬尼·薄伽丘住在佛羅倫薩，他在需要的時候，便會領一份估稅員的差事來做。他的父親是一位銀行家。薄伽丘放棄子承父業的道路，改行步入法學領域。他真正酷愛的事情其實是寫作，彼時已因寫詩和散文體愛情傳奇小有名氣。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根據他與那不勒斯一位已婚貴婦的情事為基礎創作而成、且有“第一部心理小說”之稱的《菲亞梅塔》（Fiammetta，1343年）。小說以主人公菲亞梅塔的第一人稱視角展開敘述——在那段風流韻事宣告終結后，她試圖厘清自己對這位極富魅力的佛羅倫薩青年的癡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348年，薄伽丘三十五歲——這是1300年時但丁的年齡，他亦是以這個年齡為背景來創作《神曲》的。與《神曲》中的但丁一樣，時年三十五歲的薄伽丘也正處于人生的中途，并且已為新光景的到來作好了準備。

接下來，便是黑死病降臨佛羅倫薩。四分之三的城民在這場瘟疫中喪生，其中也包括薄伽丘的繼母；他的父親則于次年離世。正是在那時，薄伽丘開始提筆創作《十日談》，從1349年一直寫到1352年。這部杰作與丹尼爾·笛福的《瘟疫年紀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阿爾貝·加繆的《鼠疫》一道，成為如今人們試圖理解亂世及其怪象時頻繁查閱的文本——“倒亂的世界”（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這一主題，自有一部屬于它自己的前現代史。

在《十日談》的開端，薄伽丘對這場瘟疫作了一番令人驚懼的描述，字里行間的諸多細節，讀起來宛若直接截自《紐約時報》對時下疫情的報道。據薄伽丘所言，從3月到7月，瘟疫在佛羅倫薩奪走了十萬人的生命——這個數字，亦是今年3月至5月間疫病在美國造成的死亡人數。在當年的佛羅倫薩，瘟疫常常無癥狀地傳播。人們徒勞地開展社交隔離，路面上仍舊死尸堆積。行醫之人戴起了防護面具，面具上凸起的“長喙”中塞有藥草——這種用于對抗瘟疫的面具后來化身為狂歡節面具在威尼斯還魂轉世，風靡多時。

瘟疫肆虐之時，許多佛羅倫薩人寄望于禱告，一些人奉行社交隔離，另一些則全然無所顧忌，聲稱“戰勝駭人瘟神的萬無一失之法，便是舉杯豪飲、縱情享樂……滿不在乎地把整樁事情看作一場天大的玩笑”。盡管佛羅倫薩禁止外人入城，瘟疫依舊如野火般蔓延開來，不久，“人間的法度與天國的戒律雙雙土崩瓦解，不復存在于我們的城市”。

彼時一如眼下，許多富有的市民逃往城外避難：“一些人冷酷地認定，瘟疫當前，最最靈驗的良藥便是逃為上策。在這一觀點的驅使下，大量男男女女只顧自家性命、不管他人死活，紛紛棄自己的城市而去。”然而，窮苦之人卻無處可撤：“他們被困在城中屬于自己的那一隅，日復一日數以千計地染病，又由于無人施以援手、予以照顧，終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殞命的結局，幸免之人少之又少。”

這些話語固然令人動容，但薄伽丘本人究竟站在哪一方呢？那七位出身名門的女子與那三位出身高貴的男子選擇出城前往鄉間宅邸避難，走上的正是那條將他人處境拋至腦后的道路。薄伽丘以一種令人稱奇的方式，提前預見到時下為期兩周的隔離期：他讓筆下的十位男女在鄉間小住了十四日，其間開懷吃喝、輪番講故事，直到眾人一致認為是回家的時候了——或許是因為那時瘟疫已開始消退吧，不過，明確出自這一行人之口的返城動機卻是對流言蜚語的憂懼：倘若繼續逗留在外，城中人不免會尋思揣度，這七位年輕貌美的女子同三位男士在那奢華舒適的隱居之所究竟在忙于何事。

對于《十日談》中容易引發眩暈之感的由悲入喜的情節跳轉，薄伽丘也給出了解釋。這一解釋與但丁《神曲》的開篇遙相呼應——那時，詩中的但丁發覺自己在一片位于一座陡峭山丘腳下的幽暗森林中迷失了方向。薄伽丘表示，盡管他的故事始于“對最近那場瘟疫造成的極大破壞的痛苦回憶”，接踵而至的卻并非“眼淚與苦難的滾滾洪流”。他向“美麗而優雅的女士們”——也就是這本書的讀者——作出如下保證：“眼下你們所面臨的這個凄涼壓抑的開篇，就好比擋在行者身前的險峻陡峭、亂石盤踞的山丘，然而一旦翻過此山，那一頭便是美不勝收的平原。”他還補充道：“請相信，倘若可以得體地沿著另一條不似這般艱險的道路將你們帶至我渴望引領你們前去的地方，我一定已經欣然照做了。”

這幾行文字固然使人聯想起但丁，但薄伽丘的小徑通往的卻是一個與之殊異的塵世天堂——在那里，就連凡人有求于天主之事，也盡是關乎肉體之歡愉。在其中一個故事里（第三天的第三個故事），一位聰明的婦人向一位貪婪的修士施以金錢方面的好處，使對方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淪為自己和情人之間的“傳聲筒”。這對男女私下里“把那修士的天真蠢笨當作笑料好生挖苦”，一邊盡享云雨之歡“直到幾近雙雙墜入極樂之深淵”。講完這個失之粗鄙的故事后，貌美的菲洛梅娜故作正經地總結道：“我祈求天主大發慈悲，速速將類似的好運賜予我以及與我性情相投的其他基督徒。”正如朱迪斯·鮑爾斯·塞拉菲尼-紹利（Judith Powers Serafini-Sauli）所言，薄伽丘以一部屬于自己的極富人情味的“人曲”，接替了但丁寫就的《神曲》詩篇。

薄伽丘以一篇跋文結束了這本大部頭的故事集。文中，他語帶諷刺地駁斥了這些故事可能會招致的出于文學與道德考量的反對之聲。他堅稱，對“洞、棒、臼、杵、烤面餅、填餡兒”這類人畜無害的字眼的使用毫無不成體統之處，同時還指出，在嚴肅的教會紀事中可以見到遠比這更叫人瞠目結舌的丑聞。再者，他所言說的不過是有關人類品行的真相，之所以受到指責，“是由于我在一些地方道出了修士們的真面目。然而我才不在乎呢！”若是有人指責這些故事過于戲謔輕佻，薄伽丘對此倒是并無異議：“我要向那些從不看重我的女士們保證，我還真不是個持重的人。恰恰相反，我輕得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當然，這并非全部的事實。在讀完洋洋灑灑八百頁關于撒謊行騙之人的故事后，我們應當學會對出自作者本人之口的話也保持警惕。在“薄伽丘否認存在任何嚴肅的意圖”與“薄伽丘坦承引介這本集子時實在做不到對瘟疫之可怖避而不談”之間，后者無論如何都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事實上，在這部作品中，醫理的維度與情愛的維度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關聯。

在《十日談》的序言里，薄伽丘明言自己曾一度長久地忍受熾烈愛情的煎熬，“熾烈之程度他物無可比擬，自己的痛下決心、旁人的有益規勸皆未能將其壓制，墮入險境、丑聞加身的風險亦無法使之動搖”。不過，最終他還是從這種疾病中恢復過來，“擺脫一切病痛后，曾經的痛苦之源如今盛滿了恒久的喜悅”。換言之，薄伽丘已經產生了抗體。眼下，他已有能力為其他正在承受愛情之苦的人提供幫助，使他們明白“什么事情應該避免，而什么東西理當繼續追求”。

薄伽丘為愛所苦時，正是靠著交談才得以保全性命：

假使曾有人需要安慰并且如愿得到了它，甚或還從中收獲了歡愉，此人便是我……在極度的悲苦中，我有時會從與友人們的愜意閑談以及從對方巧妙表露出的同情之意里獲得許多安慰。若非如此，此刻我必定已經不在人世了。

重述那一百個故事使薄伽丘再度獲得了對業已失落之物的掌控，這些失物中就包括他的初戀情人菲亞梅塔。薄伽丘安排她在《十日談》的第五日擔任“女王”的角色，而她則命眾人在這一天講述“相愛之人歷經磨難終于抵達幸福之境的故事”。同等重要的是，這些故事的藝術架構，即每天十個故事，每周五天，總共持續兩周時間，每日的故事由一個共同的主題串聯起來，也向我們暗示了故事本身所具有的療效。我是直到本周才重新記起，這群好友竟然還在他們的馬拉松故事會期間安插了兩個休息日：對于這場故事會——一如對于所有的談話療法，抑或對于任何一項為期十六周的博客發文計劃——而言，控制節奏乃是至關重要的。《十日談》中的這一百個故事，也許是談話療法在這個世界上的首次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