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離開廈門大學去廣州之前，曾于 1927年1月2日到位于南普陀的公共墳場拍下一組照片。當天日記記有：“下午照相”。當時魯迅拍了兩張單人照，一張合影。單人照片里的魯迅，坐在洋灰的墳的祭桌上，前面是叢生的龍舌蘭，即蘆薈。他給許廣平寫信說自己“像一個皇帝”，因為龍舌蘭在北京只有皇宮御苑里才有；在贈給章廷謙的同版照片上，魯迅題寫了“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本文以此為本照片名稱）；合影則是與林語堂以及泱泱社成員一起拍的，魯迅明顯處于C位，被文學青年簇擁，還靠在一個有“許”字的墓碑旁，留給后人無限遐想。這一組相片因為以墳為背景，一直為世人所矚目，并被認為是魯迅為雜文集《墳》的出版而攝。史實果真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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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魯迅題贈章廷謙相片一事，后者曾在《關(guān)于魯迅手書司馬相如〈大人賦〉》一文中如是回憶：

魯迅先生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離開廈門的，那時我到廈門剛二十天。當他將要離去廈門的時節(jié)，一月上旬吧，他送給我一張在廈門剛照的相，在黏貼相片的硬紙板上角，還寫了“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九個字，又題了上下款，蓋了名章。（現(xiàn)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而將“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這張照相與《墳》的付印聯(lián)系起來，源自一則被廣泛征引的材料，即泱泱社成員俞荻的回憶。他在發(fā)表于1956年10月號《文藝月報》的《回憶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一文中說：

魯迅先生看到那種墳墓感到很有興趣，因為他在不久之前，編了一本雜文集，叫做《墳》，所以他要單獨在墳邊照個相。我們?nèi)w拍了照之后，我就扶著他，走到那高低不平的龍舌蘭叢生的墳的祭桌上，他就在那兒照了一個相。他對我們說，這張照片將寄到上海，趕印到那本《墳》上去。因為《墳》里的文章，有幾篇是用古文寫的。這張照片就算表示那集子里幾篇雜文，是被埋葬了的墳。

此則回憶被收入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增訂本）》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魯迅全集》關(guān)于1927年1月2日日記“下午照相”的注釋亦以此為據(jù)：

魯迅離開廈門大學前與俞念遠等學生在南普陀西南小山崗墳墓間留影。后將此照片印入同年3月出版的雜文集《墳》。

顯然這條注釋在采信俞荻回憶的同時，又誤將魯迅離開廈門前的唯一合影，即與林語堂和泱泱社成員的合影理解為印入《墳》的照片，也就是說，采信回憶錄時仍有誤讀，甚至很有可能將之理解成了階級斗爭意識濃厚的年代里將林語堂P掉的那張魯迅與廈大學生合影。

然而，俞荻的回憶準確嗎？有沒有誤記，或1950年代特有的某種建構(gòu)痕跡，甚至是自己也沒搞清楚事情真相的成分呢？其實，只要查閱一下《墳》的初版本，乃至魯迅生前所有四版《墳》是否收入這兩張照片即可。

《墳》1927年3月由社址位于北京馬神廟西老胡同一號的未名社初版。1930年第三次印刷才是上海的北新書局，因此，“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這張照相不可能照完后“寄到上海，趕印到那本《墳》上去。”那么，俞荻是不是僅僅將北京誤記成了上海呢？

查1927年3月未名社初版本、1929年3月未名社第二次印刷本、1930年4月上海北新書局第三版，1933年4月上海青光書局第四版，亦即魯迅生前最后一版，均沒有將“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這張照片印入，亦沒有魯迅與林語堂及泱泱社合影時斜靠“許”字墓碑的合影。周國偉編著《魯迅著譯版本研究編目》（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中也根本沒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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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魯迅生前出版的四版《墳》里均沒有將這張照片印入，會否魯迅曾經(jīng)有過此設(shè)想，而沒有實現(xiàn)，或是因故改變主意了呢？

在目前見到的魯迅書信與日記中，未見提及要將與墳合拍的單照或合影印入《墳》的記錄。在1927年1月2日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寫道，“今天照了一個照相，是在草木叢中，坐在一個洋灰的墳的祭桌上，像一個皇帝，不知照得好否，要后天才知道。”也就是說，最快1月4日才能拿到照片。然而除了1月2日的日記中記下拍照外，此后一周魯迅日記中都沒有關(guān)于照片拿到后拍得如何的記錄。由于行前事多，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連連叫苦，想必無暇提及照片小事，何況很快就會相見，可以面呈。1月10日，魯迅又記下，“上午寄照象二張至京寓”，應該是將單人照與合影均寄給了寓京西三條21號的母親大人。日記中沒有提寄給北京的其他友人。同天給韋素園的信里說，“想《墳》已出”，并且“開出一單附上”，拜托韋素園代為一一寄贈好友。

其實，1926年10月《墳》的正文便已初印紙樣，11月4日魯迅又寄去序、目錄和扉頁小畫（《261104致韋素園》），11月13日再寄跋語，11月底收到陶元慶作的書面，12月未名社為之做全面最后的校訂，因此，至少在1月10日之前，《墳》已正式付印發(fā)排。設(shè)若魯迅1月4日即拿到照片，五六天的時間即便能寄到北京，也不一定能夠趕上改變排版計劃，添印到雜文集《墳》里。更何況，在與韋素園的書信往還中，初版本《墳》的排版，魯迅破費思量，反復溝通，特別是補充了《寫在〈墳〉后面》所增加的排版與印制等瑣細問題，諸如首尾樣式、目錄安排、空幾行幾格、鉛字號數(shù)等等，對韋素園都一一交代。（《261113致韋素園》）然而，卻未見有片言只字關(guān)乎作者寄贈相片及將之放于文集何處的討論。

不過，1927年4月9日，魯迅卻承諾給未名社成員臺靜農(nóng)寄奉“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相片。魯迅在信中說道：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廈門所照的一張，坐在一個墳的祭桌上，后面都是墳(廈門的山，幾乎都如此)。日內(nèi)當寄上，請轉(zhuǎn)交柏君。或用陶君所畫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請他自由決定。

這時《墳》初版已付印一月。柏君乃蘇聯(lián)人柏烈威，曾任北京俄文專修館教授、北京大學俄文系講師，因計劃翻譯魯迅的《阿Q正傳》，需配作者像，臺靜農(nóng)代為向魯迅索要照片。魯迅擬選“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這張照片，囑臺靜農(nóng)轉(zhuǎn)交柏烈威。不過，柏烈威的譯作最終未見出版。

一般情況下，魯迅的作品被翻譯成外文出版時，因為代表中國作家形象，魯迅才會鄭重地照相附上。在國內(nèi)所有作品文集的初版本中，僅發(fā)現(xiàn)1933年3月天馬書店印行的《魯迅自選集》刊有作者照片，其他均只有至簡的文字，連《墳》附的小畫都是唯一的。1928年，詩人李金發(fā)曾向魯迅約稿并請照片刊登，魯迅在5月4日的回信中說，“將照相印在刊物上，自省未免太僭。”雜志尚且如此，有審美潔癖而又洞悉讀者接受心理的魯迅，在《墳》中附上自己坐在墳中的照片，豈不更是僭越了讀者的審美想象，折扣了審美期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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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墳》的初版本設(shè)計封面的是魯迅最欣賞的青年畫家陶元慶。封面上方分三行書為 “魯迅 墳 1907-1925”，這是魯迅的授意。下面的畫，魯迅原本設(shè)想的卻并不是墳，而是“只要和‘墳’的意義絕無關(guān)系的裝飾就好。”（《19261029致陶元慶》）

不過，我們看到的面畫是，云朵樣的草綠色塊，內(nèi)中一大一小兩個青灰色的三角形，顯然是墳包，相交處為白色；左首應是一棵樹，樹干棕黃色，兩個雨點似的落筆，分明是葉子；右首上方還有兩棵樹，樹干變短，點變小，分明在遠處；略大的墳前有一個白色的棺槨。整個構(gòu)圖簡潔而有層次，采用了墳的意象，卻毫無荒涼蕭瑟之感，很符合魯迅伴隨著“淡淡的哀愁”告別舊我那自然平和的心境，可以說非常高妙地以墳的藝術(shù)符號呈現(xiàn)了魯迅的意旨。《墳》的書面采用三色版石印，魯迅專門請由校三色板經(jīng)驗豐富的許欽文校訂。（《261123致李霽野》）

翻開《墳》初版本的書衣，先是兩張白色襯頁，而后是魯迅設(shè)計手繪的內(nèi)封小畫，鋅版印制。仿佛是一個正方形的鏡框，框內(nèi)書寫“魯迅 墳”，方框右上角是一只可愛的貓頭鷹，歪著腦袋，睜著一只大大的圓眼睛，很像是許廣平的化身，因為魯迅說“我對于名譽，地位，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梟蛇鬼怪夠了”（《兩地書 一一二》），梟蛇鬼怪代指許廣平；也可以理解成魯迅，因為先生的綽號便是貓頭鷹。方框邊由六種不同的圖案組成，雨、天、樹、月、云，以及數(shù)字“1907-25”，這是《墳》所收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間。月與夜還有象征二人之間愛情的典故。這幅小畫，寓意豐富，遠比與墳合影的照片更加含蓄、雋永，可以生發(fā)無限的解讀空間和美學沉思。《墳》初版本整個審美基調(diào)余裕、雅潔，魯迅在廈門與墳所照的一組照片，無論放在何處都顯突兀、因坐實而破壞淡然、蘊藉、幽遠之美。它壓根兒不可能出現(xiàn)在魯迅的設(shè)計預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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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亂墳崗間照相，真是地地道道的擺拍了，這在魯迅倒不是什么特立獨行，因為墳在廈門很常見——“空地上就是墳”，臨別和文學青年去照相，很自然地就走進了這樣的景觀。魯迅也不是追求什么名士風。他很明確的說，“專愛瞻仰皇陵”“喜歡憑吊荒冢”那是正人君子之流的“名士”作派，類似于“劉伶喝得酒氣熏天，使人荷鍤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故作放達。而在自己，只不過就是“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戀”（《〈墳〉題記》）。亦謂告別速朽的文字與生活的陳跡，如此而已，完全是一種現(xiàn)代情懷。難道魯迅會將“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的單照，或是斜靠“許”字墓碑與林語堂及泱泱社成員的合影，印到雜文集《墳》，以示“放達”嗎？想必更不會如此宣告他與Miss許的愛情，并且是有林語堂在的合影中。

直到今天，我們也很少看到，有多少人愿意去和墳合影。不敢與墳墓合影，暴露了世人的恐懼、迷信心理，沒有人不認為這樣做是自找晦氣。其實，魯迅也不是沒有往這方面想。后來大膽向他提出這個疑問的，是一個叫長尾景和的日本人。他回憶在上海期間曾到魯迅府上拜訪，魯迅當時便拿出一些照片給他看：

其中有一張是魯迅先生穿著中國長袍站在墓穴里，一具棺材放在他身旁的稀有的照片。我看了說：“這是一張難得的照片呀！”魯迅先生說：“中國因為有許多迷信，所以中國人是不喜歡拍這種照片的。”我說：“日本人也討厭在墓穴里和棺材一同拍照片的。世界上不論哪里，恐怕沒有一個國家會喜歡的。”說完兩人便哈哈大笑起來。 （ [日]長尾景和，《在上海“花園莊”我認識了魯迅》，載1956年《文藝報》第19號）

因為記憶不準確或理解偏差，長尾景和把墳場描述成了旁邊有一具棺材的墓穴。看來，記憶的偏差、曲解乃至故意夸大，這種現(xiàn)象廣泛存在。無論是《魯迅年譜》還是《魯迅全集》注釋，盡信他人的回憶，不免出錯。

魯迅逝世后，“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這張照片曾經(jīng)以“在廈門大學講學時代之魯迅先生”為圖說標題，發(fā)表在黎烈文主編的《中流》1936 年第1卷第5 期的“哀悼魯迅先生專號”。此后，縱覽各個版本的《魯迅全集》，從1938年魯迅全集出版社普及本開始收錄此照片，但并未印在《墳》所在的第二卷，而是收《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而已集》的第三卷，圖說為“1926年秋攝于廈門”；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同此；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2005年版《魯迅全集》亦將此照片收在沒有《墳》的第三卷，圖說為“在廈門時攝（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