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離開廈門大學(xué)去廣州之前，曾于 1927年1月2日到位于南普陀的公共墳場拍下一組照片。當(dāng)天日記記有：“下午照相”。當(dāng)時魯迅拍了兩張單人照，一張合影。單人照片里的魯迅，坐在洋灰的墳的祭桌上，前面是叢生的龍舌蘭，即蘆薈。他給許廣平寫信說自己“像一個皇帝”，因?yàn)辇埳嗵m在北京只有皇宮御苑里才有；在贈給章廷謙的同版照片上，魯迅題寫了“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本文以此為本照片名稱）；合影則是與林語堂以及泱泱社成員一起拍的，魯迅明顯處于C位，被文學(xué)青年簇?fù)恚€靠在一個有“許”字的墓碑旁，留給后人無限遐想。這一組相片因?yàn)橐詨灋楸尘埃恢睘槭廊怂毮浚⒈徽J(rèn)為是魯迅為雜文集《墳》的出版而攝。史實(shí)果真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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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魯迅題贈章廷謙相片一事，后者曾在《關(guān)于魯迅手書司馬相如〈大人賦〉》一文中如是回憶：

魯迅先生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離開廈門的，那時我到廈門剛二十天。當(dāng)他將要離去廈門的時節(jié)，一月上旬吧，他送給我一張在廈門剛照的相，在黏貼相片的硬紙板上角，還寫了“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九個字，又題了上下款，蓋了名章。（現(xiàn)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而將“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這張照相與《墳》的付印聯(lián)系起來，源自一則被廣泛征引的材料，即泱泱社成員俞荻的回憶。他在發(fā)表于1956年10月號《文藝月報》的《回憶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xué)》一文中說：

魯迅先生看到那種墳?zāi)垢械胶苡信d趣，因?yàn)樗诓痪弥埃幜艘槐倦s文集，叫做《墳》，所以他要單獨(dú)在墳邊照個相。我們?nèi)w拍了照之后，我就扶著他，走到那高低不平的龍舌蘭叢生的墳的祭桌上，他就在那兒照了一個相。他對我們說，這張照片將寄到上海，趕印到那本《墳》上去。因?yàn)椤秹灐防锏奈恼拢袔灼怯霉盼膶懙摹＿@張照片就算表示那集子里幾篇雜文，是被埋葬了的墳。

此則回憶被收入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增訂本）》第2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魯迅全集》關(guān)于1927年1月2日日記“下午照相”的注釋亦以此為據(jù)：

魯迅離開廈門大學(xué)前與俞念遠(yuǎn)等學(xué)生在南普陀西南小山崗墳?zāi)归g留影。后將此照片印入同年3月出版的雜文集《墳》。

顯然這條注釋在采信俞荻回憶的同時，又誤將魯迅離開廈門前的唯一合影，即與林語堂和泱泱社成員的合影理解為印入《墳》的照片，也就是說，采信回憶錄時仍有誤讀，甚至很有可能將之理解成了階級斗爭意識濃厚的年代里將林語堂P掉的那張魯迅與廈大學(xué)生合影。

然而，俞荻的回憶準(zhǔn)確嗎？有沒有誤記，或1950年代特有的某種建構(gòu)痕跡，甚至是自己也沒搞清楚事情真相的成分呢？其實(shí)，只要查閱一下《墳》的初版本，乃至魯迅生前所有四版《墳》是否收入這兩張照片即可。

《墳》1927年3月由社址位于北京馬神廟西老胡同一號的未名社初版。1930年第三次印刷才是上海的北新書局，因此，“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這張照相不可能照完后“寄到上海，趕印到那本《墳》上去。”那么，俞荻是不是僅僅將北京誤記成了上海呢？

查1927年3月未名社初版本、1929年3月未名社第二次印刷本、1930年4月上海北新書局第三版，1933年4月上海青光書局第四版，亦即魯迅生前最后一版，均沒有將“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這張照片印入，亦沒有魯迅與林語堂及泱泱社合影時斜靠“許”字墓碑的合影。周國偉編著《魯迅著譯版本研究編目》（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中也根本沒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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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魯迅生前出版的四版《墳》里均沒有將這張照片印入，會否魯迅曾經(jīng)有過此設(shè)想，而沒有實(shí)現(xiàn)，或是因故改變主意了呢？

在目前見到的魯迅書信與日記中，未見提及要將與墳合拍的單照或合影印入《墳》的記錄。在1927年1月2日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寫道，“今天照了一個照相，是在草木叢中，坐在一個洋灰的墳的祭桌上，像一個皇帝，不知照得好否，要后天才知道。”也就是說，最快1月4日才能拿到照片。然而除了1月2日的日記中記下拍照外，此后一周魯迅日記中都沒有關(guān)于照片拿到后拍得如何的記錄。由于行前事多，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連連叫苦，想必?zé)o暇提及照片小事，何況很快就會相見，可以面呈。1月10日，魯迅又記下，“上午寄照象二張至京寓”，應(yīng)該是將單人照與合影均寄給了寓京西三條21號的母親大人。日記中沒有提寄給北京的其他友人。同天給韋素園的信里說，“想《墳》已出”，并且“開出一單附上”，拜托韋素園代為一一寄贈好友。

其實(shí)，1926年10月《墳》的正文便已初印紙樣，11月4日魯迅又寄去序、目錄和扉頁小畫（《261104致韋素園》），11月13日再寄跋語，11月底收到陶元慶作的書面，12月未名社為之做全面最后的校訂，因此，至少在1月10日之前，《墳》已正式付印發(fā)排。設(shè)若魯迅1月4日即拿到照片，五六天的時間即便能寄到北京，也不一定能夠趕上改變排版計劃，添印到雜文集《墳》里。更何況，在與韋素園的書信往還中，初版本《墳》的排版，魯迅破費(fèi)思量，反復(fù)溝通，特別是補(bǔ)充了《寫在〈墳〉后面》所增加的排版與印制等瑣細(xì)問題，諸如首尾樣式、目錄安排、空幾行幾格、鉛字號數(shù)等等，對韋素園都一一交代。（《261113致韋素園》）然而，卻未見有片言只字關(guān)乎作者寄贈相片及將之放于文集何處的討論。

不過，1927年4月9日，魯迅卻承諾給未名社成員臺靜農(nóng)寄奉“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相片。魯迅在信中說道：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廈門所照的一張，坐在一個墳的祭桌上，后面都是墳(廈門的山，幾乎都如此)。日內(nèi)當(dāng)寄上，請轉(zhuǎn)交柏君。或用陶君所畫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請他自由決定。

這時《墳》初版已付印一月。柏君乃蘇聯(lián)人柏烈威，曾任北京俄文專修館教授、北京大學(xué)俄文系講師，因計劃翻譯魯迅的《阿Q正傳》，需配作者像，臺靜農(nóng)代為向魯迅索要照片。魯迅擬選“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這張照片，囑臺靜農(nóng)轉(zhuǎn)交柏烈威。不過，柏烈威的譯作最終未見出版。

一般情況下，魯迅的作品被翻譯成外文出版時，因?yàn)榇碇袊骷倚蜗螅斞覆艜嵵氐卣障喔缴稀Ｔ趪鴥?nèi)所有作品文集的初版本中，僅發(fā)現(xiàn)1933年3月天馬書店印行的《魯迅自選集》刊有作者照片，其他均只有至簡的文字，連《墳》附的小畫都是唯一的。1928年，詩人李金發(fā)曾向魯迅約稿并請照片刊登，魯迅在5月4日的回信中說，“將照相印在刊物上，自省未免太僭。”雜志尚且如此，有審美潔癖而又洞悉讀者接受心理的魯迅，在《墳》中附上自己坐在墳中的照片，豈不更是僭越了讀者的審美想象，折扣了審美期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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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墳》的初版本設(shè)計封面的是魯迅最欣賞的青年畫家陶元慶。封面上方分三行書為 “魯迅 墳 1907-1925”，這是魯迅的授意。下面的畫，魯迅原本設(shè)想的卻并不是墳，而是“只要和‘墳’的意義絕無關(guān)系的裝飾就好。”（《19261029致陶元慶》）

不過，我們看到的面畫是，云朵樣的草綠色塊，內(nèi)中一大一小兩個青灰色的三角形，顯然是墳包，相交處為白色；左首應(yīng)是一棵樹，樹干棕黃色，兩個雨點(diǎn)似的落筆，分明是葉子；右首上方還有兩棵樹，樹干變短，點(diǎn)變小，分明在遠(yuǎn)處；略大的墳前有一個白色的棺槨。整個構(gòu)圖簡潔而有層次，采用了墳的意象，卻毫無荒涼蕭瑟之感，很符合魯迅伴隨著“淡淡的哀愁”告別舊我那自然平和的心境，可以說非常高妙地以墳的藝術(shù)符號呈現(xiàn)了魯迅的意旨。《墳》的書面采用三色版石印，魯迅專門請由校三色板經(jīng)驗(yàn)豐富的許欽文校訂。（《261123致李霽野》）

翻開《墳》初版本的書衣，先是兩張白色襯頁，而后是魯迅設(shè)計手繪的內(nèi)封小畫，鋅版印制。仿佛是一個正方形的鏡框，框內(nèi)書寫“魯迅 墳”，方框右上角是一只可愛的貓頭鷹，歪著腦袋，睜著一只大大的圓眼睛，很像是許廣平的化身，因?yàn)轸斞刚f“我對于名譽(yù)，地位，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梟蛇鬼怪夠了”（《兩地書 一一二》），梟蛇鬼怪代指許廣平；也可以理解成魯迅，因?yàn)橄壬木b號便是貓頭鷹。方框邊由六種不同的圖案組成，雨、天、樹、月、云，以及數(shù)字“1907-25”，這是《墳》所收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間。月與夜還有象征二人之間愛情的典故。這幅小畫，寓意豐富，遠(yuǎn)比與墳合影的照片更加含蓄、雋永，可以生發(fā)無限的解讀空間和美學(xué)沉思。《墳》初版本整個審美基調(diào)余裕、雅潔，魯迅在廈門與墳所照的一組照片，無論放在何處都顯突兀、因坐實(shí)而破壞淡然、蘊(yùn)藉、幽遠(yuǎn)之美。它壓根兒不可能出現(xiàn)在魯迅的設(shè)計預(yù)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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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亂墳崗間照相，真是地地道道的擺拍了，這在魯迅倒不是什么特立獨(dú)行，因?yàn)閴炘趶B門很常見——“空地上就是墳”，臨別和文學(xué)青年去照相，很自然地就走進(jìn)了這樣的景觀。魯迅也不是追求什么名士風(fēng)。他很明確的說，“專愛瞻仰皇陵”“喜歡憑吊荒冢”那是正人君子之流的“名士”作派，類似于“劉伶喝得酒氣熏天，使人荷鍤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故作放達(dá)。而在自己，只不過就是“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戀”（《〈墳〉題記》）。亦謂告別速朽的文字與生活的陳跡，如此而已，完全是一種現(xiàn)代情懷。難道魯迅會將“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的單照，或是斜靠“許”字墓碑與林語堂及泱泱社成員的合影，印到雜文集《墳》，以示“放達(dá)”嗎？想必更不會如此宣告他與Miss許的愛情，并且是有林語堂在的合影中。

直到今天，我們也很少看到，有多少人愿意去和墳合影。不敢與墳?zāi)购嫌埃┞读耸廊说目謶帧⒚孕判睦恚瑳]有人不認(rèn)為這樣做是自找晦氣。其實(shí)，魯迅也不是沒有往這方面想。后來大膽向他提出這個疑問的，是一個叫長尾景和的日本人。他回憶在上海期間曾到魯迅府上拜訪，魯迅當(dāng)時便拿出一些照片給他看：

其中有一張是魯迅先生穿著中國長袍站在墓穴里，一具棺材放在他身旁的稀有的照片。我看了說：“這是一張難得的照片呀！”魯迅先生說：“中國因?yàn)橛性S多迷信，所以中國人是不喜歡拍這種照片的。”我說：“日本人也討厭在墓穴里和棺材一同拍照片的。世界上不論哪里，恐怕沒有一個國家會喜歡的。”說完兩人便哈哈大笑起來。 （ [日]長尾景和，《在上海“花園莊”我認(rèn)識了魯迅》，載1956年《文藝報》第19號）

因?yàn)橛洃洸粶?zhǔn)確或理解偏差，長尾景和把墳場描述成了旁邊有一具棺材的墓穴。看來，記憶的偏差、曲解乃至故意夸大，這種現(xiàn)象廣泛存在。無論是《魯迅年譜》還是《魯迅全集》注釋，盡信他人的回憶，不免出錯。

魯迅逝世后，“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這張照片曾經(jīng)以“在廈門大學(xué)講學(xué)時代之魯迅先生”為圖說標(biāo)題，發(fā)表在黎烈文主編的《中流》1936 年第1卷第5 期的“哀悼魯迅先生專號”。此后，縱覽各個版本的《魯迅全集》，從1938年魯迅全集出版社普及本開始收錄此照片，但并未印在《墳》所在的第二卷，而是收《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而已集》的第三卷，圖說為“1926年秋攝于廈門”；1956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版同此；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2005年版《魯迅全集》亦將此照片收在沒有《墳》的第三卷，圖說為“在廈門時攝（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