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huán)游地球》，既是重構(gòu)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三周 第四天

克拉科夫 切斯瓦夫·米沃什 《米沃什詩選和晚年詩集（1931-2004）》

1945年1月，納粹軍隊急于要從克拉科夫撤離，一場大規(guī)模的破壞正在準備中。直到最終一刻，指揮的將軍發(fā)布了相反的命令。因此，舊城區(qū)中心地帶在今天看起來還是和十九世紀末類似。

這個城市的內(nèi)質(zhì)，它同時具有的時間性和超越時間的氣質(zhì)，非常適合晚年定居在這里的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那時，他漫長的一生即將結(jié)束。對于這一生里，他個人的經(jīng)驗和時代的變遷，他的詩歌，既是映照，也是超越。1911年出生于立陶宛，1931年開始發(fā)表詩歌，而在七十年之后，直到2004年去世前，九十三歲的他仍有力作發(fā)表。這種文學上超乎尋常的長壽，在我們的八十位作者中，大概只有P. G. 伍德豪斯可以匹敵——把他們相提并論也不是完全硬扯，他們兩位一生的很大部分，都是在重新創(chuàng)造一個已經(jīng)消失的世界。

米沃什成長的歲月正值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問題重重的年代，他成為維爾紐斯一個詩人群體的成員，這個群體把自己叫做“在劫難逃者”（Catastrophists）。 如同卡夫卡，我們也許可以說，他們可以預(yù)見將要發(fā)生的事。在《關(guān)于詩的六次演講》（1985年），米沃什回憶年輕時的自己“與眾不同，異類……一個審判者，觀察者”，而后說：“于是，少年的病弱/兆示時代的病癥/永無善終。”

“在劫難逃者”的導師是一位悲觀主義哲學家馬里安·茲齊耶措夫斯基（Marian Zdziechowski 1861-1938），他那時搬到了維爾紐斯（Vilnius） ，之前則在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教了二十年書。

在后期的一首詩《茲齊耶措夫斯基》，米沃什想象他在那些久已遠去的年月里：

這里，他走去上課，在克拉科夫的街道上。

隨他一起，是同時代的人：薄紗，絲絨，緞子

碰觸女人的身體，纖細如莖桿，

上有新藝術(shù)的癲狂之花。

撇視、呼叫，穿出夜幕之中。

他接著回憶，1938年茲齊耶措夫斯基去世前，和他見面：“一個城市里，它是波蘭騎兵奪自布爾什維克那里，你等待著，明白‘逼近的結(jié)局’/……你死得真當其時，你的朋友喃喃低語。”

米沃什本人在轟炸華沙中九死一生，不過徒步向南跋涉之后，他和妻子得以在臨近克拉科夫的一個村子里避難。戰(zhàn)后，他在華沙工作，服務(wù)于波蘭外交部門，直到越來越高壓統(tǒng)治的政權(quán)，對他的世界主義，也對他為事業(yè)缺乏投入，產(chǎn)生懷疑（他當時盡管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卻從來不是一個共產(chǎn)主義者）。1951年，他出外流亡，寄居巴黎，在那里寫成《被禁錮的頭腦》，這部作品是對集權(quán)主義的解剖和摒棄。之后1960年，他移居加州伯克利，并在那里教了近三十年的斯拉夫文學。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米沃什的作品在波蘭被禁，在其他地方也只有一小撮熱情的崇拜者才知道。1980年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他伯克利的一些同事才第一次了解，除了上課講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還寫詩。回到波蘭，他則成了國際名流、公眾人物，會見波蘭出生的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和萊赫·瓦文薩（Lech Walesa） 。

他的每一年，開始在伯克利和克拉科夫之間劃分，最終2000年，長久定居在克拉科夫。

流亡的幾十年里，回不去波蘭，也回不去立陶宛，記憶的問題就成為他核心的疑慮。在1986年妻子去世之時，他有一首動人的詩《與妻雅妮娜別》，其中寫到：

如何抗拒空虛？什么力量

保存初始，如果記憶不可長久？

我記得很少，記得如此之少。

1977年的《論詩》，他回顧克拉科夫的文人們，指出那些消失的名字，甚至是他也記不下來了：

圣瑪麗教堂的塔樓下，打瞌睡的出租車司機。

克拉科夫，小得像個彩蛋

剛從復(fù)活節(jié)的染料盆中取出。

穿著黑色的斗篷，詩人們在街上閑逛。

沒人今天記得他們的名字

他們的雙手一度卻是真實的，

還有咖啡桌上袖口的鏈扣。

下一個十年，在《關(guān)于詩的六次演講》（1985年），他寫了（1944年納粹）華沙屠城中一位不起眼的受難者，寫下她的名字，由此來表明自己的觀點：

仍在心里想要救下雅戈維嘉小姐，

她稍有駝背，職業(yè)是圖書管理員，

在一所公寓房子的掩體中死去，

那里據(jù)說安全，卻完全塌了。

也沒人能挖開墻壁的厚板，

盡管敲擊聲還有人聲，聽到了好些天。

這樣，一個名字消失了，幾十年，永遠

沒人會知道她最后的時刻。

記憶，在他那里，則用來抵御對歷史和命運的寬泛的概化：

歷史并不反自然，不是如馬克思告訴我們，

也不是一位女神，女神司掌盲目的命運。

雅戈維嘉小姐的小小骷髏，其間

她的心臟曾經(jīng)跳動。也就是這

我用來抵御必要性、法律、理論。

米沃什最后的詩歌，是從墓畔回望世界。《九十歲的詩人在他的書上簽名》（2002年）里，起始記下一個喜劇性的勝利：“所以，最終，我活得比你們長，我的敵人們！”但詩人意識到，他無法把他的存活當作自己的功勞：

不過是那些奇跡事件中的一件，

如同那些曾經(jīng)救過我的，免我于

奧斯維辛，也免我于（這有證據(jù)）

沃爾庫塔某處古爾德營中挖煤人的命運

上天給傻瓜和藝術(shù)家避禍。

他并且意識到，“如今，風燭殘年，我站在目擊者面前/那些人早已為生者所不見”。

不同于大多數(shù)現(xiàn)代作家，米沃什思考宗教。他與天主教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雖則曖昧卻很強勁，同樣的關(guān)聯(lián)，也存在于他和那些目光帶著憧憬的詩歌前輩們，從但丁到威廉·布萊克。在他晚年的詩歌里，向前瞻望臨近的死亡，他有著冷靜的反諷，也摸索著表達對來世的希望。“即使是虛妄/對永世的信念使我們聯(lián)合。/我們，作為塵土，致謝信仰忠誠的塵土的奇跡。”米沃什不能相信這個世界是由一個公正的上帝統(tǒng)治，更可能，統(tǒng)治的是某種惡魔的力量，但他保留了一個信仰，這個神，不管究竟是什么，一定是詩歌愛好者。2003年的一首詩，寫于他九十二歲之時，他希望在天堂，如同蘇格拉底，他

可以繼續(xù)做我在地上開始做的事

也就是，不停努力，為努力本身而努力

永遠不要讓我想要去觸碰

世界這臺織機上閃亮的織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