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與徐力民結婚照

豐子愷在上海寓所日月樓與幼女豐一吟合譯《源氏物語》

2020年元旦過后，我與幾位朋友到浙江桐鄉石門鎮，參觀了豐子愷故居。參觀后，我出門來到豐子愷故居門前的石橋上，望著從橋下潺潺流過的運河水，眼前仿佛浮現出當年豐子愷離開故鄉、去上海的那些艱辛履痕。而豐子愷七十七年的生命，最后也定格在了上海。

把新婚妻子送到上海學習

豐子愷出生于1898年11月9日，浙江桐鄉石門鎮人，是我國現代著名漫畫家、散文家。他父親曾是晚清舉人、當地名士，后來意志消沉，以詩酒自娛，不管家事。豐子愷九歲那年父親離世，從此把數畝薄田、一間染坊及家里其他所有的擔子都徹底甩給了母親。當時豐家姐弟共有六人，可見母親肩上負荷不輕。豐子愷后來在《我的母親》一文中寫道：“我十七歲離開母親，到遠方求學。臨行的時候，母親眼睛里發出嚴肅的光輝，誡告我待人接物求學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露）出慈愛的笑容，關照我起居飲食一切的細事。她給我準備學費，她給我做一個小線板，上面插兩只引線（針）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門。”豐子愷在這里講到了母親對他關愛的極細微處，但有件大事他沒有提及，那就是他離開母親，“到遠方求學”前，母親幫他主持完成了他與徐力民的定親大事。而他所說的“到遠方求學”的地方，就是他所考取的坐落在杭州的浙江省規模最大、設施最好的五年制省立第一師范學校。

徐家是當地望族，徐力民的父親徐芮蓀曾任崇德縣督學。多年前，他在任上時曾讀到豐子愷參加崇德縣小學會考時寫的作文，很是激賞這個有才華的少年。后來經過進一步了解，他知道這個少年原來是當地名人、晚清舉人之子，便愈加對他產生好感。接下來，徐芮蓀便專程去了一趟豐家所在的石門灣，面見了豐子愷。知道自己要見一個“大人物”，少年豐子愷不免流露出靦腆卻不失禮貌的笑容，這就更引起徐芮蓀對他的好感和喜歡。于是就有了不久后徐家托人到豐家說媒，希望兩家聯姻——徐家女兒徐力民和豐家兒子豐子愷永結秦晉之好的故事。當時比豐子愷大兩歲的徐力民已在崇德縣一所學校任教，豐子愷母親鐘云芳一方面覺得兒子尚未自立，再則認為自家條件不如徐家，擔心會因兩家門第不當影響今后小兩口相處過日子，便婉言謝絕了徐家請托的媒人。誰知徐芮蓀毫不氣餒，過了些日子，再次請媒人到豐家提親。最后，他的誠意終于打動了鐘云芳。就這樣，在豐子愷赴杭州求學前，時年十八歲的徐力民和時年十六歲的豐子愷定了親。

《豐子愷年譜》記載，1919年3月，豐子愷臨畢業前，“奉母命回故鄉石門，于農歷二月十二日花朝日（即百花生日），與徐芮蓀長女徐力民結婚”。豐子愷顯然很看重并追求夫妻間精神層面的和諧與默契，婚后僅一個多月，他就把新婚妻子徐力民帶到上海，把她送入他的老師李叔同的好友楊白民于1903年創辦、坐落在南市王家碼頭竹行弄的城東女學專修科學習。城東女學設有文學、音樂、圖畫、手工等藝術課，目的主要培養女學生的才藝，還附設國畫專修館。

這年7月，豐子愷從浙江省立一師畢業。接著便應同校高等師范圖畫手工專修科畢業的同學吳夢非及從日本研究音樂歸國的同學劉質平之邀，一起在上海小西門黃家闕路一弄內租房，創辦了上海專科師范學校。吳夢非任校長，豐子愷任教務主任，并教授西洋畫等課。此時豐子愷與妻子徐力民雖然都在上海南市區，王家碼頭竹行弄與小西門黃家闕路相距也不遠，但兩人還是經常分居，各住宿在校內，只是每逢周末才在旅館相聚，一起度過屬于他倆的美好且寶貴的時光。當時豐子愷已經意識到自己的美術觀念有所局限，為求拓寬視野，決定赴日本求學。此時盡管他和妻子已有了女兒，但徐力民不僅支持丈夫，還在他到東京后，幫他向父親貸款，以助其完成在日“游學”。

在上海參與創辦“立達學園”

1921年冬，豐子愷回國，在上海專科師范學校任教。此時妻子又生下次女麟先。養家的壓力，使豐子愷只得同時在地處上海吳淞的中國公學兼課。但這樣的奔波畢竟太過勞累，正好此時他在浙江一師時的國文老師夏丏尊邀請他到新建的上虞春暉中學擔任美術、音樂和英文課老師，于是豐子愷便應邀前往。

1923年春，春暉中學教員住宅甫一建成，妻子女兒就和他一起入住，豐子愷還為住宅取名“小楊柳屋”。他在寫于“小楊柳屋”的《山水間的生活》一文中直抒胸臆：“我的家庭在山水間已生活了一月多了……我覺得上海雖熱鬧，實在寂寞，山中雖冷靜，實在熱鬧，不覺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騷擾的寂寞，山中是清靜的熱鬧。”第二年，豐子愷在朱自清、俞平伯合辦的刊物《我們的七月》發表漫畫《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這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刊物上發表漫畫作品，并引起《文學周報》主編鄭振鐸的關注。可是世事難料，這年冬季，春暉中學匡互生、朱光潛等老師因教育主張與校方不合，離開了春暉中學。據《春暉紀念冊》記載，該校“在教育思想上也不是沒有斗爭的”。“如1924年間，就有人企圖以一套陳腐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來約束師生的言行，結果立即遭到以匡互生、夏丏尊、豐子愷、陳薰宇為首的進步教師的激烈反對，并與之展開了多次針鋒相對的說理斗爭。”

爾后夏丏尊、豐子愷等便離職去了上海，與中國公學部分師生相結合，一起籌建“立達中學”。豐子愷后來在《立達五周年紀念感想》中寫道：“1924年的嚴冬，我們幾個漂泊者在上海老靶子路（今武進路）租了兩幢房子，掛起‘立達中學’的招牌來……不久我們為了房租太貴，雇了一輛榻車，把全校遷到小西門黃家闕的一所舊房子內，就開學了……在那房子里上了半年課，遷居到江灣的自建的校舍——就是現在的立達學園——里，于茲四年半了。”“立達”二字，乃取《論語》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意。此后豐子愷正是在上海，確立了他作為現代著名漫畫家的地位。就在他到上海參與創辦立達學園時，鄭振鐸主編的《文學周報》正需要用畫作插圖，鄭振鐸便通過胡愈之向豐子愷索畫，陸續發表于廣有影響的《文學周報》上。鄭振鐸還給這些畫冠以“漫畫”的題頭。其時《文學周報》還作為《時事新報》副刊隨同發售。鄭振鐸及其同仁不愿意放棄作為大眾革命力量的文化市場，特別是他們感到當時已處于五四基礎上創建新文學和新文化的前夜，既不被一時的潮流左右，也不屈從于商業需求。宣稱他們“所要走的是清新的，活潑的生路”。1925年上海發生 “五卅慘案”，7月19日，豐子愷抱著對遭受苦難的學生和上海工人的同情之心，在《文學周報》發表畫作《表決》，畫面雖然只是突出表現“抗議集會中舉起的表示支持（或反對）的手臂”，卻被澳洲豐子愷研究學者白杰明理解為這或是豐子愷“公開的政治表態，很可能被視為描繪上海憂慮的民眾、教育界和文學團體舉行組織集會，抗議英國近期暴行的場景之作”。

令人耳目一新的“子愷漫畫”

這年歲末，豐子愷接受了鄭振鐸的建議，以文學周報社名義，出版《子愷漫畫》集，引起很大反響。這也是豐子愷出版的第一部漫畫集。從此不僅“漫畫”之名廣為人知，“子愷漫畫”也名傳遐邇。作品或借助古詩意境，表達新的社會內容，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或以描繪日常生活和各種人間世相，以對社會進行批判。當然，其中分量更重、影響更大的當數他的兒童畫，因為這些畫中融注著豐子愷內心滿滿的大愛。他說，“我當時對于我的孩子們，可說是‘熱愛’。這熱愛便是作這些畫的最初的動機”。“這些畫的本身是瑣屑卑微，不足為道的。只是有一句話可以告訴讀者：我對于我的描繪對象是‘熱愛’的，是‘親近’的，是深入‘理解’的，是‘設身處地’地體驗的。”也是在這年夏天，鑒于立達中學學生人數猛增，在匡互生的倡議下，立達中學同仁決定在上海北郊江灣鎮自建校舍，并改“立達中學”校名為“立達學園”。為方便校務工作，豐子愷不久也在學校附近的江灣同安里租房居住。

1927年秋天，豐子愷在上海自己家里，接待了已在杭州出家多年、如今法名弘一法師的昔日老師李叔同。《弘一大師年譜》記載，弘一法師初到上海時，就住在豐子愷家里。據陳星《君子之交》記載：“1927年秋天弘一大師在豐子愷家里的這一個月的時間實在非同尋常，除了前述的種種因緣之外，他兩（倆）還蘊釀了一個弘揚佛法、鼓吹仁愛、勸人從善的大計劃，這就是編繪《護生畫集》。”眾所周知，《護生畫集》從此即成為豐子愷用自己生命來完成的“名山事業”。受老師影響，豐子愷在三十歲時皈依弘一法師，并定住宅名為“緣緣堂”。

拜訪魯迅

秋天過去，冬天來臨。對豐子愷來說，最難忘的是這年11月27日上午，他和學生陶元慶等人前往虹口景云里拜訪魯迅。此前豐子愷與魯迅曾在內山書店經內山完造介紹相識，此次拜訪，二人相談更見愉快。聊談間提到兩人同譯并出版日本美學家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中譯本一事，豐子愷不由向魯迅抱歉道：“早知道你在譯，我就不會譯了。”魯迅聽罷，則客氣地笑道：“早知道你在譯，我也不會譯了。其實，這有什么關系，在日本，一冊書有五六種譯本也不算多呢。”他倆這番互相謙虛的對話，一時成為文壇佳話。

豐子愷的美術創作，也受到魯迅的鼓勵。事實上此一時期豐子愷在上海發表的許多漫畫，影響也是越來越大。1933年，春暉中學一位名叫魏風江的畢業生在印度學習，有一次他向印度大詩人、哲學家泰戈爾展示數幅豐子愷的古詩新繪作品。泰戈爾看后即認定這些畫作表現了一個難以言喻的世界，并對魏風江說了這樣一段話：“藝術的描寫，不必詳細，只要得到事物的精神即可。你老師這幾幅畫，就是用寥寥的幾筆寫出人物的個性。臉上沒有眼睛，我們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沒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聽什么，高度藝術表現的境地，就是這樣！”泰戈爾的這番評論，可謂抓住了豐子愷畫作的神韻和精髓。而豐子愷畫的兒童，這樣的特點尤其明顯。為何如此？豐子愷說：“我初嘗世味，看見了所謂‘社會’里的虛偽矜忿之狀，覺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兒童天真爛漫，人格完整，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變成了兒童崇拜者，在隨筆中漫畫中，處處贊揚兒童。現在回想當時的意識，這正是從反面詛咒成人社會的惡劣。”他還說，“成人世界有不可超越的大自然的定理，有不可破犯的人為的規律，而在孩子的世界里沒有這些羈網。”當然，這已是后話。而此前幾年，豐子愷卻經歷了他一生中至為灰暗的時期，他的母親去世，而此前不久他幾個兄弟姊妹，以及他的孩子也不幸相繼去世，這讓豐子愷、徐力民夫婦深受打擊。

1928年暑期，立達學園因經費不濟，豐子愷不再任職，專心著譯，成為自由職業者。但他一直關注著立達學園的建設，直到抗戰時期，他都兼任立達學園校董。他們回到石門灣。后來他們一家又幾經遷徙，往返滬浙兩地。隨著抗戰爆發，豐子愷一家差不多十幾個人又開始離家踏上逃難之途。而此時徐力民正懷著她和豐子愷的最后一個孩子。1938年，豐子愷在全家住在桂林期間寫的《教師日記》中，記錄了他們家日常生活的種種考驗與磨難，尤其是最后一個孩子的出生使徐力民病倒，身體極為虛弱，以及她后來緩慢康復的過程。由此亦可看出豐子愷對妻子的關愛。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已入住上海陜南新村的豐子愷擔任了上海市文史館館員。但在后來的歷次運動中，豐子愷因其漫畫被別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而受打擊。豐子愷七十二歲那年，為妻子安全計，他曾想讓徐力民回石門灣，那里或許可以少受干擾，但被徐力民拒絕。也許在妻子看來，她留在上海，就是陪伴在丈夫身邊，至少在心理上、情感上，可以給丈夫一些精神慰藉。所以后來豐子愷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我真經得起考驗。”“好在我有豐富的精神生活，足以抵抗。”

1975年9月15日，豐子愷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七十七歲。骨灰安放于上海烈士陵園革命干部骨灰室。

（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