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始料未及的疫情蔓延到了新的一年，一時之間各界都在忙碌應對。疫情還未結束，其影響尚不能完全斷言，但如果說文學特別是城市文學的發展能從中獲得一些激勵效應，或許是可以成立的。無論是目所能及大量普通人面對大事件表現出來的行為、情緒和思考，還是宏觀層面城市治理暴露出來的種種不足，對文學、城市文學的發展都無疑是動力十足的生長點。

當下從創作到評論、研究的廣闊范圍內，對農村的關注遠遠大過城市。不可否認，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村的慘烈陣痛與其受到的無端漠視絕難匹配，但是城市的復雜性、重要性受到遮蔽或者題材分布比例不均衡的現狀也不能不引起思考。如果說以往的城市及其文學表達，更多是在一個整體框架內得以展開，與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那么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城市文學在沒有脫離總體視野的同時，日漸獲得一種獨立性。作為文學中的根本問題，人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態以及城與人的關系值得受到關注，城市和人及其相互作用是城市文學不可或缺的兩個主人公，城市不僅僅提供場景，不能是綠幕加摳圖的產品。

以我個人為例，我的人生經歷完全屬于四座城市：居住了十八年的烏魯木齊、七年的北京、兩年的武漢以及馬上七年的天津。這幾座城市分別為西部省會城市、國家中心城市、內陸二線城市與沿海城市，跨越東中西部和南北方，由此來看，我的城市經歷可謂豐富。但論及農村經驗，我是干干凈凈的“零”，對農村的認知只能完全憑借他人描述或研究，這就造成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即辨識能力大打折扣，讀到什么書就傾向何種立場。好在我及時發現，盡可能有選擇地讀，力求較為全面了解農村的歷史與現狀。我這樣的人所占比例不好妄斷，但絕對數量肯定不會少。相比之下我父母對鄉村的了解就“完勝”我，我父親有多年兵團農場的生活經驗，母親也曾作為知青下鄉，雖然只有短短數月。后來他們都在一九七八年通過高考進入大學。有趣的是，雖然那代大學生有強烈的精英性，并且對過往歷史有自己的看法，卻時常以鄉村經驗為榮。爸爸從小就嘲笑我“連爬樹都不會”。還有一件事令我記憶猶新，讀博時與媽媽及其單位同事去烏魯木齊近郊的南山小渠子，車過農田媽媽問我那邊一片綠葉是什么作物，我當然不知，媽媽很得意地說是土豆，當時我有被捉弄感，只得說土豆埋在地里我哪知道是什么。他們對世界的認識是完整的，與他們相比，我確實顯得“先天不足”，當然這并不能成為我停止認知的借口。還有一個體驗是，即使是進城人群，城市認同也足以覆蓋鄉村認同。爸爸曾在二〇一四年作為第一批工作組領隊駐村南疆，在此期間他堅持記的日記后出版為《走進刀郎》一書，里面坦言雖然有童年回憶，但很難再次融入當地。他的敘述頗有意味，即使有抒情也有古典式的節制，但更多的卻是間離感強烈的知識分子視角，這種視角與關注、關懷村民的情感毫無沖突。在抖音也見過很多拍攝鄉村的短視頻，但大部分也是很明顯的風景化視角，城市立場鮮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視頻都不是以游客身份拍攝，而是進城群體的回鄉敘述，這讓我聯想到前些年繼“逃離北上廣”后另一熱議話題“逃回北上廣”?？上攵啾任疫@樣輾轉不同層級城市的人，進城者面臨的沖擊和不適可能更為顯著。這令關注并深入研究城市及其文學的緊迫感日益增加。同樣是在抖音刷短視頻，我有一次接連刷到對比強烈的兩個視頻，一個是蝸居的北漂帶大家參觀他三十八平米的復式住宅，另一個是房屋中介上傳的四五百平米大平層介紹。農村的問題很棘手，但城市問題毫不遜色、更為復雜且處在變動中。無論是三亞的群體活動，還是北京保福寺橋的飆車，無論是楊慶祥從東北到東莞的八〇后研究，還是黃平逐步踐行的東北學研究，都表明城市研究的現實性和復雜性。

如同當下城市建設尚需心力，城市文學同樣飽藏潛質。與北京、上海、深圳這樣成績已然顯露的城市相比，天津應該也是有可一比的地方。天津城市歷史不長不短，行政區劃變來變去，薊州、靜海、塘沽等地都是先后歸屬天津。天津的本土意識較強，但市區內互相區分不明顯，對外地人存在復雜情緒，但比很多地方淡一些，這既不像港口城市或近代開埠城市，也不像內陸或經濟發達地區。位列世界十大港口一席的天津港，是全國玩車尤其是玩越野車的人趨之若鶩的地方，但這里茶館的熱度絲毫不遜電影院。天津是一座政治性很強的城市，卻同時也是自貿區。天津的文學發展也如此，藝術感足以傾倒任何人的孫犁，以及作品充滿了思想粗糲感和闡釋空間的梁斌，或許對天津的城市文學沒有直接貢獻，卻是最初城市文學的實際組織者。新時期的“雙子星”——書寫硬核工業城市的蔣子龍和描畫傳統城市精神的馮驥才，似乎呼應了梁斌和孫犁的路徑。再往后，武歆傾力于革命大事件下的城市變遷，王松則總能看到軟性的市民精神構造。這些在尹學蕓處似乎又融合了，她的作品中既有時代浪潮的宏大，也有個人情緒的暗流，既有大都市的喧囂，也有縣城的靜謐。這種雙形態可能正是這座城市的性格，甚至可以由此反觀不斷變動的政策規約下的城市定位。

說到天津港就想到王嘉爾的歌曲《Different Game》的音樂短片，擎天柱牽引的集裝箱從上海離港，駛向美國夏威夷，集裝箱里有典出張大千的裝裱書法“山高人為峰”，有紅燈籠和茶藝，有中國傳統服飾，還有寓意吉祥的中國元素獅虎同籠。唱詞是英語，音樂屬嘻哈和電音，跳著街舞，卻表達著自己特立獨行的態度，穿著印有“中國”字樣的外衣，平等地同美國說唱歌手Gucci Mane合作。世界十大港口七個在中國，中國的國際貿易量和經濟總量也占有較大比重，已然成為世界經濟引擎。這種背景下我們的城市敘事，或許正是像王嘉爾這樣，一面輸出一面交流。由此想到多年前的“美女作家”和“殘酷青春”，他們的藝術性部分基本已有公論，歷史定位大體清晰，然而他們另類的表達方式能否通過篩選、揚棄和更新，進一步充實我們既有的城市敘述，獨特的、具有鮮明城市觸感的文學形式能否被允許出現在城市文學序列中，或許也是城市文學能否繁榮的關鍵評判標準。如果沒有強烈的城市元素以及城市思維和表達方式，那么寫的恐怕只是“所在的地方”，在哪里并不重要。一如盧楨在其《新詩現代性透視》中所言：“城市抒寫既是以詩歌深入城市建筑、制度乃至現代人的紛繁意緒、在詩行間充當歷史見證者的詩學行為，同時，處于‘現代’核心位置的‘城市’……本身也會對詩歌文本的內部元素，如詞匯、意象、節奏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闭\然，一些主題有自在性和普遍性，不過如果站在文學多元的角度看待，過分強調自在無益，且不符合現實。通過這次疫情已經能夠清晰地看到，由于發展程度和治理水平的差異，城市景觀以及不同區域的生存狀態有很大不同，由此帶來的情緒和想法也有明顯差異。如果不站在城市文學的立場，而是用一般性主題概括，或許會影響精準度。

在王嘉爾那個音樂短片片尾暗藏了個彩蛋，就是澳門賭王何鴻燊之子、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何猷君，擔任著澳門電子競技總會會長并且是俱樂部創始人。電競行業近年來在中國發展迅速，根據《2019年中國游戲產業報告》，當年電競游戲市場收入接近千億，用戶規模達到四億四千萬人。考慮到當前的網絡建設情況，這些人基本集中在各級城市，尤其是二線以上城市。因為巨大的經濟效益，許多城市開始將電競等新興文化產業納入發展規劃，甚至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上海作為中國電競之都的地位已不可動搖，北京也提出建立國際網絡游戲之都的目標，被網友質疑是與上海競爭。面臨人口流失壓力的西安，一方面著力建設大唐不夜城等主打傳統文化的建設項目，一方面在曲江新區等地積極發展電競產業，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方面北方城市確實落后于成都、廣州、蘇州、杭州等南方城市。中國傳媒大學、上海體育學院等高校也逐漸推出電競相關專業，培養行業人才。這股時代大勢影響下的城市年輕一代，與前輩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甚至在生理層面捕捉信息的能力都大大提高，電競文改編的電視劇《全職高手》中的“肉眼識幀”雖是夸張，但有過電競經歷的人群能對細節信息全面及時處理已有科學研究支撐，畢竟“拖屏”“探草”“丟失視野”以及對一些地形迷彩、隱身單位的高辨識能力會提升自身生存概率。年輕的短視頻用戶也是如此，常常能看到隱晦的次要信息。在我上中學時，曾經盛行一種言論：過去是沒書讀/沒練習題做，現在是書/題太多無從選擇。經過十余年，現在的城市居民大多已經習慣信息爆炸的世界，甚至能在海量信息中進行迅速有效篩選。從博客到微博，從端游到手游，從視頻到短視頻，高速運轉已經不只是工作狀態，而是深入生活。固然城市里的作家也同萬千人一樣早已適應，但未嘗不可通過陌生化更好地展現當下的城市中人的生存狀態。此外，高強度的信息攝入也會帶來很多負面影響，比如洗腦神曲會讓人忘記基本的音樂技術和審美體驗，還有比網絡購物更極端的直播購物，在我看來快節奏帶來的壓迫感和無意識的被控制，嚴重損害了購物過程中的閑適感、驚喜糾結等情緒體驗和獨立思考的主體性，這些恰恰是文學賴以存在的精神價值。

馮侖介紹過他的立體城市的實施方案，為了推動城市信息化，合作開發了一款網游，掙來的虛擬貨幣能夠在現實中使用；為了激發網友想象力，組織網絡作家展開同題創作，計劃包含都市言情、戰爭、災難、科幻、驚悚等多版本，以此讓民眾在進入立體城市前提前熟悉其中的生活方式。如果一般的破壁還只是宣傳科普，馮侖可謂實干家，把IP運營做到了城市規劃和建設的層面。科幻現實主義引起了廣泛熱議，陳楸帆認為科幻可以“書寫主流文學中沒有書寫的現實”，楊慶祥也在《作為歷史、現實和方法的科幻文學》一文中指出，克服中國本土科幻曾經出現過的社會性危機，不能局限在技術中心主義，需要“不停地與固化的秩序和意識形態進行思想的交鋒，并不憚于創造一種全新的生存方式和建構模式”，并創造新的語言生成新的思維方式，以實現自我他者化進而“將無差別的世界重新‘歷史化’和‘傳奇化’”。既然城市文學的發展是每個人都關切的議題，是大家共同為之奮斗的事業，那么何妨互信互通，攜手共進。更何況，“破圈”已經不僅僅關系到城市文學乃至文學創作與研究自身的生存，更關系到我們每個人即將抵達的未來。

（原文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