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huán)游地球》，既是重構(gòu)世界文學(xué)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dāng)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三周 第二天

布拉格 弗朗茨·卡夫卡《變形記及其他故事》

弗朗茨·卡夫卡

我們前面聊到好幾位作家，如瑪格麗特·杜拉斯、喬治·佩雷克和普里莫·萊維等等，他們早年生活經(jīng)歷在其作品里一再重寫。今天我們聊一聊弗朗茨·卡夫卡——一位常常在作品中想象自己死亡的作家。

在卡夫卡所有作品里，以他為原型的人物無一例外都在故事結(jié)局時死去：《判決》（The Judgment）中的格奧爾格·貝登曼（Georg Bendemann）被他父親判了死刑；《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的結(jié)局是格里高爾·薩姆沙（Gregor Samsa）死去了，終于讓他的家人得以解脫；約瑟夫·K（Joseph K）在小說《審判》（The Trials）的最后像狗一樣被殺；卡夫卡于1924年6月去世，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創(chuàng)作的小說《女歌手約瑟芬》（Josephine the Singer）里，以他為原型的人物還是難逃厄運。如果把卡夫卡的全部創(chuàng)作視為謀殺懸疑系列作品，我們唯一的疑惑大概只有：誰，還不是兇手？！

這些人物的死和德國納粹并無干系。1924年卡夫卡辭世，那時候的希特勒正值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他精心策劃的躁動一時的啤酒館政變以失敗告終，以致身陷囹圄，正在獄中寫他的《我的奮斗》，對自己何時能執(zhí)掌大權(quán)并無把握。畢其一生，卡夫卡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一直都受日益高漲的反猶主義的影響，同時交織著他的家人和他自己心智狀態(tài)的諸多關(guān)聯(lián)。“我和猶太人能有什么共通之處？我的一切都在不斷變化，我甚至在自己身上看不到什么恒常不變的東西”，這是卡夫卡在日記里的告白，言辭相當(dāng)激烈。

有了后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人寰慘劇，我們回過頭來讀卡夫卡的作品，就能強烈感受到他作品中所預(yù)示的歐洲文化與政治之風(fēng)向，甚至從卡夫卡家人的遭遇就能領(lǐng)略一二：他的三個姐妹（見下圖）都被納粹德軍殺害：兩個姐姐艾麗（Elli）和瓦麗（Valli）被德軍驅(qū)逐至羅茲（Lodz）的貧民窟，并在那里遇害；他最喜歡的妹妹奧迪麗（Ottilie）被德軍送到特雷津集中營（Theresienstadt），1943年10月德軍要將一批兒童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奧迪麗自愿護送兒童，在她和兒童抵達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第三天，他們?nèi)勘患{粹屠殺。

瓦爾特·本雅明在其論文《講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中說：“是死亡給了講故事的人講述世間萬物的可能……只有死亡才能凸顯小說人物生命之意義，這也是如何能最好呈現(xiàn)小說人物本質(zhì)之關(guān)鍵。”本雅明認(rèn)為，讓讀者在閱讀中遭遇小說人物是件好事：“吸引讀者去讀一本小說的，正是讀者內(nèi)在的對閱讀死亡的訴求——小說人物之死可以撫慰讀者生活中的不幸”，然而，卡夫卡死后，他最心愛的妹妹奧迪麗死于奧斯維辛集中營，而光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一百三十萬和奧迪麗一樣無辜的人們慘遭屠殺！我們再讀卡夫卡，他小說中那么多人物的死去（或者說他一再虛構(gòu)的自己的死境）又到底能給我們多少撫慰呢？！

和普利莫·萊維的創(chuàng)作類似，卡夫卡的作品也有對那些足以撕裂一個家庭、國家，甚至一種文明的破壞力的多重和多面的描述，但他的作品中還有與這種破壞力迥異的因素——卡夫卡的作品里有清晰的理想，充滿人性，且不乏諷刺幽默——這些因素讓人即使在最暗黑的時候也能變得堅韌，直面苦難。1910年卡夫卡完成小說《判決》，小說里的父親是一個壓迫者，卡夫卡對其刻畫是平面的，缺乏深度；但他很快就能深度地刻畫小說人物，對人物的理解也多元了。在創(chuàng)作于1915年的《變形記》里，格里高爾·薩姆沙需要苦苦支撐，負起養(yǎng)家的重擔(dān)，但他也同時掌控了全家人。格里高爾心底里是不愿意攬上替父還債的義務(wù)——小說中，“債務(wù)”用的是一個德語詞Schuld，兼有“罪過”的意思——因而格里高爾突然變?yōu)橐恢弧熬薮蟮募紫x”，這既是他內(nèi)心想逃避家庭責(zé)任的心理的外化，同時也是他加強對家人掌控的一種方式：家人都不敢和他正面遭遇，每個人都得小心翼翼地避讓他。

誠然，人變甲蟲反映了格里高爾精神的崩潰，但是，只要我們留意這個形變過程中做夢般扭曲的時間，它何嘗不會是一個夙愿的圓滿呢？格里高爾言之鑿鑿地說“這不是一個夢”，卡夫卡以他特有的諷刺筆調(diào)記下這句話，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這是格里高爾夢想的實現(xiàn)：格里高爾與其說是無辜的犧牲品，不如說是一位沮喪的暴君。早在變成甲蟲前，他已然是不可一世的“救世主”——明知妹妹絕無演奏小提琴的天分，他仍不容置辯，把妹妹送去音樂學(xué)校學(xué)習(xí)小提琴。現(xiàn)在我們都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殘暴，但我們也不要忘了，當(dāng)卡夫卡把他的故事大聲念給他的朋友們聽的時候，中間有好幾次，因為他忍不住發(fā)笑，不得不停了下來。狄更斯是卡夫卡最喜歡的作家之一。王爾德對狄更斯的那句有名的評論也可以套用在卡夫卡身上：也許得有鐵石心腸，一個人才可能在讀到可憐的格里高爾死去時而不大笑。

在象征意味極強的小說《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作于1914年）里，卡夫卡將視野擴大到家庭之外。在流放地，負責(zé)的軍官非常驕傲地給一位到訪的游客（也是故事的敘述者）講解：犯人是由機器來處決的。機器會先用紋身的手法在犯人的背上精心刻下他的罪名，犯人也在處死前得以大覺大悟。最后機器處死犯人，把他的尸首扔進近旁早已挖好的坑里。

不少評論家把卡夫卡的這架可怖的殺人機器視為后來普里莫·萊維小說中的“屠殺集中營”得以運行的“復(fù)雜機制”之先聲，這不無道理。但《在流放地》并非一個簡單的殺人者和被殺者的故事：在不公和暴政的淫威下，倒霉的死囚正是卡夫卡半自傳小說里的人物，是格奧爾格、格里高爾等人物形象的翻版；而故事的敘述者也猶如小說的作者，憑借外來者的身份，可以不被指責(zé)地講述一切，也可置身事外，他所有的無動于衷皆能被原諒；還有那位流放地的軍官——殺人機器驕傲的設(shè)計者和操作者——他全然癡迷于自己設(shè)計出來的完美復(fù)雜（可以刻出美麗紋身）的殺人機器，雖然故事的結(jié)局正如很多現(xiàn)代派的敘述讓普通讀者難以理解，這位軍官的確是一位真正的殺人藝術(shù)家：最終他扮演了犯人的角色，讓自己設(shè)計的機器殺死了自己。這樣的結(jié)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殺人者、犯人和游客的角色邊界，營造了更加深遠、也更能共鳴的反諷效果。作為小說的讀者，我們能感受到這里的反諷嗎？我們身上是否也有故事中人物的影子？我們會是選擇做受害者？共犯？還是逃避者……

《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Josephine the Singer, or the Mouse Folk）是卡夫卡絕筆之作，那時他的肺結(jié)核已經(jīng)非常嚴(yán)重，他也離死期不遠了。這篇小說體現(xiàn)了卡夫卡在世界變得越來越危難的時刻對藝術(shù)的最深的思考。約瑟芬把國人召集在身邊，用歌聲激勵他們，但是聚在一起的耗子（盲眾）也更容易成為被捕獵（攻擊）的目標(biāo)。她以為她在用她美妙的歌喉來撫慰她的民眾，但實際情況可能是民眾對她可憐的高音心生煩躁，而故事的敘述者——是約瑟芬的崇拜者，但也可能是她的反對者——把故事弄得愈加復(fù)雜：約瑟芬最后無影無蹤了！是死了嗎，還是她拋棄了她的民眾？這讓我們想到哈姆雷特死前的那句名言“世界終于靜默了”，但約瑟芬會不會又弄出什么聲音來，我們卻不得而知。故事的敘述者——不知是出于善意還是惡意——是這樣結(jié)束了故事：

畢竟我們不會有太大的損失，至于約瑟芬，她終于也超離了所有她認(rèn)為只有出類拔萃的擔(dān)大任者才會有的塵世痛苦，快樂地泯沒于我們民族的眾多英雄群像之中；我們不是歷史學(xué)家，用不了多久，約瑟芬會和她一樣的許許多多擔(dān)大任者一起被遺忘，更徹底地從塵世解脫。

在1920年代，卡夫卡的這些看似巴洛克式的文藝寓言在接下來的戰(zhàn)爭年代獲得了新的文本意義，再之后，更是引發(fā)了全球關(guān)注。在卡夫卡及其身后越來越多步武其文學(xué)風(fēng)格的作家的作品里，有著記憶和遺忘的交織，也有言說與靜默的共振，這種文學(xué)的傳承，我明天還會講到，譬如普里莫·萊維對但丁的模仿，還有保羅·策蘭對卡夫卡的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