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荷馬的古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和薄伽丘的歐洲早期現實主義巨作《十日談》到美國作家史蒂芬·金的現代恐怖小說《末日逼近》和華裔女作家馬凌云的新銳作品《遣散費》，縱觀整個西方文學史，關于流行病的故事并不罕見，在面對人類的復雜情感、社會現實和政治因素時，我們要如何應對公共健康危機？這個問題不斷被拷問。

文學創作在人類抗爭病毒的過程中始終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參考以往作品中的一些內容，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抗擊新冠病毒，在病毒傳播時，避免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和殘障歧視的蔓延。

在《伊利亞特》描寫的特洛伊之戰中，瘟疫席卷了古希臘人的營地，英國古典學家瑪麗·比爾德認為，這是古希臘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俘虜了特洛伊阿波羅祭司之女克律塞伊絲而受到的懲罰。美國學者丹尼爾·R.布里克曼則認為，阿伽門農和特洛伊英雄阿喀琉斯的爭斗不斷升級的背后其實是瘟疫的推波助瀾，我們不能忽略這一點，更不能對故事的道德核心視而不見。 換言之，無論是讀者還是書中人物，或多或少的誤判都會讓一場災難呈現出不一樣的敘事框架。

毋庸置疑，經濟體系和一些模式化的制度與流程都會在新冠病毒的震蕩中改變，隨便舉個例子，比如遠程教學在全世界各大學府的廣泛應用。這些改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機會，想想曾經是如何處理這類危機的，以及危機之后我們為搭建更平等的社會做過些什么。

在薄伽丘的短篇小說集《十日談》中，講故事成為了一種在文藝復興初期人們討論社會結構和互動的方法。小說背景設定于黑死病暴發時期，10名男女為了避難在佛羅倫薩郊外的一棟別墅里隔離了兩個星期，他們每天都會輪流講故事，講一些關于道德、愛情、性別、政治、貿易、權利的故事，啟發人們重新構建日常生活。

小說中權威的失職

“正常的生活”也是英國小說家瑪麗·雪萊作品《最后一個人》中關注的焦點。這是一部充滿未來感的小說，2008年被搬上大銀幕，改編為同名電影。故事發生于2070年至2100年的英國，主人公萊昂內爾·弗尼在遭遇毀滅性的全球大瘟疫之后，成為世界上“最后的人類”，他和一直陪伴自己流浪的牧羊犬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友情提示：危難時分，寵物是你感受舒適和穩定的源泉），人與動物間無價的友誼讓革命烏托邦和幸存社會團體間的內斗看起來更加具有諷刺意味。

美國作家埃德加·艾倫·坡的短篇小說《紅死魔的面具》也刻畫出權威人物和機構在應對災難時因未能適時做出人道回應而表現出的失職。“紅死病”肆虐期間，人類患上了一種從毛孔大面積滲血而喪命的怪病。然而，普洛斯佩羅親王卻置國民生死于不顧，將眾多朝臣召集到一處僻靜且豪華的修道院中，緊閉大門舉辦蒙面舞會，對外面的百姓漠不關心。書中這樣形容權貴們的不負責任：“外面的世界會照顧好它自己，現在去悲傷或者思考都是愚蠢的。王子已經提供了所有用來娛樂的工具。”正當眾人翩翩起舞時，被擬人化的“紅死病”病毒化妝成一位賓客來到這場匿名的盛會，輕而易舉奪取了王子和眾多親信的性命。“狂歡者們接連從高處跌落到血染的舞池中，每一個人都以絕望的姿態墜落、消亡。”書中如此描寫。

現當代文學中的流行病

在上個世紀的文學作品中，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的《鼠疫》和史蒂芬·金的《末日逼近》讓讀者注意到了大流行病的社會影響，尤其是當國家或地區未能遏制病情或緩解病情時，隨之而來的隔絕與恐慌讓《鼠疫》中被病毒侵襲的阿爾及利亞奧蘭市市民對人際交流與保持人際關系產生了焦慮感。人們面對看似遠在天邊、實則近在眼前默默存在的病毒無能為力，生活中劇烈、分明的喪失感和對未來的一無所知令人終日惶惶而不得安。

也有人將現在流行的新冠病毒和《末日逼近》里的超級流感相提并論，隨后，史蒂芬·金特意在推特上聲明，現在流行的新冠病毒肯定沒有他虛構的大流行病嚴重，督促公眾采取合理的預防措施。同樣，南非作家德昂·梅耶爾也在其2016年的小說《發燒》中虛構了由生化武器病毒帶來的世界末日，一群幸存者因為相互爭奪資源而大開殺戒。

馬凌云筆下的喪尸故事則更具當代感，辦公室白領們在遭受病毒侵襲后，會瘋狂地重復機械性的工作，直至死亡，似乎是一種對資本主義的齒輪不斷轉動的隱喻。主角坎迪斯每天都要長途跋涉到她的工作地點——正在被病毒慢慢瓦解的紐約市。病毒全面暴發后，她加入了一個生存小組，起初從道德和文化的層面，她無法接受其他小組成員對喪尸的暴力態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她逐漸被同化，不禁讓人想起了那句話：“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侵蝕是深入骨髓的。”

或許早有結局

我們似乎還可以思考一下科幻文學中的“本土未來主義”，這是由原住民文化和種族研究學者格蕾絲·狄龍提出的理論，是指原住民和有色人種作家創作的推想小說。比如，諾拉·K.杰米辛的《破碎的大地》三部曲、克萊爾·G.科爾曼的《無主之地》和卡門·瑪麗亞·馬查多的短篇小說集都將矛頭對準了殖民主義。對于那些曾經飽受殖民折磨的人而言，世界末日早就來過了，無論是從字面上理解還是深究，殖民主義都曾像病毒一樣涂炭生靈。

以上提及的小說中或許有一些內容是原住民受現實困擾的一種宣泄。反觀自身，社會結構或許會在將來被我們的隔離經驗重新劃分，如果以此為背景訴說我們身在其中的生活，我們該如何講述？

（作者系牛津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原文刊載于非營利性媒體網站“會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