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文學長廊中，長安是一個具有流動性和生產性的詞語，它引誘著作家們一次次重返大唐文化的精神血脈。在那種自信、大度、包容、浪漫的時代精神里，作家們撫摸著大唐的文化肌理，沐浴著大唐文明的榮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長安夢》是高源對長安的一次文學想象，作者以一個名叫康斯貝兒的女孩的視角，講述了“去長安”的艱辛之路，并再現了大唐的時代精神風貌。那么，這部兒童歷史題材的小說，在歷史敘事方面做出了哪些有效的嘗試和突破呢？

不可否認的是，《長安夢》是一部極具歷史感的兒童小說，不論是小說中人物之間的稱呼方式，還是食物的命名和烹飪方法，抑或人物的服飾特點和語言風格，甚至地名以及器物的名稱變化等，作者都能做到言之有據，在敘述中毫無違和感。“刺糖”“西市”“坐床”“花鈿”“面靨”“素秋”等詞散發出濃烈的唐代氣息，它們緊緊依附在“長安”這一地理和精神場域中，為《長安夢》提供了敘述時空上的信服力。除此之外，大唐文明最著名的兩張名片——李白和張旭，在《長安夢》里也得到了呈現。李白的酒與詩、張旭的草書，是大唐文化的杰出藝術瑰寶。在《長安夢》中，李白是作者傾注筆墨較多的人物形象，他與康斯貝兒相識于西州，又于37年后重逢于長安。種“刺糖”的經歷成為二人相識并最終得以相認的記憶符號，這是一段頗具浪漫色彩的情感經歷。在作者的筆下，二人的情感互動并沒有落入言情小說的窠臼，反而平添了一絲純真與執著。

在我看來，《長安夢》在敘事上最大的特點就是以類似紀年的形式，為小說提供了一種相對穩定但可切換的小說時空。具體說來，作者選取了“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天寶三載（公元744年）”這4個年份作為敘述的重心，在處理方式上將“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置于“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之前，并在小說后半部分再述了“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天寶三載（公元744年）”兩個年份發生的故事，打破了小說的線性敘事常規，增加了小說敘事節奏的跌宕起伏。這種處理方式在敘事線索上“兵分兩路”，康斯貝兒去長安是一條成長線，康二娘在長安的生活是另一條線，兩條線在“天寶三載（公元744年）”因康二娘與李白的重新相認而匯合，進而在敘事上形成了閉合，小說的情節發展至此達到高潮。從敘事上來看，作者更多采用的是西方現代派小說的寫作技巧，重在敘事上的跳躍性。也就是說，《長安夢》呈現的故事形態雖然是古典的、中國式的，但在敘事形態上看，它更多汲取的是西方小說的敘事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長安夢》在主題上也具有某種解構的意味。在小說中，長安是一處充滿夢想的繁華富庶之地，人們窮其一生也要抵達長安：康斯貝兒費盡心思以偷換身份的方式，代替哥哥繼芬去了長安；嬰蘭自幼向往大唐之繁華，甘愿去長安做舞伎；僧人們去長安為了傳教；讀書人去長安為了考取功名，謀個一官半職。長安像是一個巨大的磁場，吸附著小說中的人物。但在小說的結尾，作者借康二娘和李白之口，道出了去長安后的心境：于康二娘而言，無非是“一個夢醒了，另一個夢又開始了”，奔赴長安的真正意義就在于再度相遇，然后再度相忘于江湖；于李白而言，長安走了一遭，結交了摯友，看清了現實，也看清了自己。倘若說“去長安”是小說中人物克服千難萬險奔赴長安的“內驅力”，那么“在長安”則是他們面對現實處境萌生離意的“外引力”。“在長安”消解了“去長安”，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更改了“長安”作為一種夢想存在的堅固性，這就是長安的宿命，也是蕓蕓眾生難以規避的“圍城心理”。

毫無疑問，《長安夢》在藝術上與它們是有所分野的，《長安夢》代表了一種重述歷史的寫作姿態：遠離當下，回到相對遙遠的時空，以一個孩童的視角重返歷史的現場，表達古今人類相通的情感經驗。《長安夢》這本書最值得稱道之處，就在于作者的敘事探索和重述歷史的勇氣，這無疑是一個有追求的小說家難得的藝術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