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前往日本

1977年，蕭軍整理舊物時，從一包快要破爛腐朽的故紙堆中，發現了蕭紅已模糊不清的字跡。這是蕭紅在1936至1937年間寫給他的一批書信，大部分從東京寄來。當時他們還沒有分手，但都經歷了一些感情危機。

1936年，魯迅為去日本的蕭紅踐行。宴會后蕭紅、蕭軍（中）黃源在上海萬氏照相館合影

1936年對蕭紅而言意義重大。魯迅在這一年的秋天去世，她自己則于夏天踏上了前往日本東京的輪渡。比起兩年前和蕭軍剛來上海時，他們的處境明顯好了很多，各自的小說《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作為“奴隸叢書”的一種得以發表，版稅的收入伴隨著名聲而來，將他們從哈爾濱時期的窘迫中拯救了出來。然而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蕭紅卻作了前往日本的選擇，這是為什么？

許廣平，蕭紅，蕭軍在魯迅墓前

根據日本學者岡田英的分析，二蕭存在著愛情上的問題，這是蕭紅去東京的原因之一，她在去日之前寫下的詩歌《苦杯》及許廣平在《憶蕭紅》等回憶文章中的相關表述或許可以成為證據。許廣平寫道“蕭紅先生文章上表現相當英武，而實際多少還富于女性的柔和，所以在處理一個問題時，也許感情勝于理智。有一個時期，煩悶、失望、哀愁籠罩了她整個的生命力”。蕭軍后來也在書簡的注釋中承認了當時蕭紅的“身體和精神全很不好”，這使得她不顧自己正風生水起的寫作事業而執意選擇逃避。

而之所以選擇日本，除了經濟上的考量之外，他們當時的朋友、魯迅信賴的翻譯家黃源，其夫人許粵華正在東京學習日語，而蕭紅弟弟秀珂作為偽滿洲國留學生也正在日留學。然而蕭紅到東京不久，華女士就因家中變故匆匆回國，秀珂也回到上海，他在日本期間都沒來得及與姐姐見上一面，所以蕭紅在東京的這段時間里，可以說非常寂寞，但依舊未動歸國之念，這種程度的決心如果只用“逃避”或“散心”來解釋，似乎也是不夠充分的。

孤獨背后的徒然努力

從這批書信的具體內容來看，孤獨自然是首要主題。為人熟知的那個“黃金時代”的典故，就出現在1936年11月19日的信中。“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閑，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別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著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此外，表達寂寞之情的語句在其他信中也屢屢出現，比如蕭紅曾感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她不能習慣的，因為太安靜了，一到了晚上竟什么聲音都沒有了，死寂得可怕，她甚而由此認定日本人過的是反人性的生活。

《黃金時代》劇照 湯唯飾蕭紅

不難發現在這種孤獨感的背后，蕭紅更復雜的心緒。比如在對“黃金時代”的表述中，她提到了“籠子”。日本時期的蕭紅恰恰是非常自由的。這“牢籠”，似乎更應該理解為“心牢”，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捆綁，自我束縛。事實上在寫完這段話之后，蕭紅馬上補了一句“均（對蕭軍的昵稱）：上面又寫了一些又引起你誤解的一些話，因為一向你看得我很弱”。這看似輕巧的表達透露出了蕭紅的恐懼，她害怕蕭軍嫌棄她弱。

蕭紅和蕭軍在1937年上海的最后一張合影

其實在之前的11月6日，蕭紅剛給蕭軍去了一封信，談到了自己對蕭軍寄來的一篇新作《為了愛的緣故》的讀后感。這篇小說是以二蕭的戀愛經歷為基礎而寫成的，在信中，蕭紅說“芹（以蕭紅為原型的女主人公）簡直和幽靈差不多了，讀了使自己感到了顫栗，因為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她甚至讀到了蕭軍這樣刻畫的深層用意，乃是嫌棄芹那幽靈似的性格“妨害”了他的自由。這對蕭紅而言，在精神上是非常難以接受的。

重要的是，真實的蕭紅非但不可能是一個“幽靈”式的女人，而是一個有著極強的自我認同、有著豐富的個性和創造力的女性。但在蕭軍眼中，她一直是一個在最落魄的時候被他拯救，經他引導才走上寫作道路，并時時需要他來幫助和肯定的弱女子。

但對蕭軍的愛與依賴，又確實是占據了蕭紅情感生活的絕大部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蕭軍也的確在某一個時刻擔當起了蕭紅“救世主”的角色。但當二人的作品陸續發表，蕭紅的創作力得到普遍的肯定與激賞，而蕭軍仍然停留在他們最初相識的那個關系結構里，并試圖從中一再強化自己的絕對優勢。對此，蕭紅研究專家平石淑子的判斷就顯得更全面了，她認為，“不能將蕭紅渡日的動機全都歸于與蕭軍的愛情問題，他們經由貧困和流浪最終獲得的安定時期（上海階段）反而加大和加深了兩人性格的差異，由此所帶來的裂痕才是最大的原因”。

蕭紅事實上一直在主動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案，去日本待一段時間，也屬于其中一種。然而蕭紅意識到，現實中他倆的關系可能是難以彌合的了，只是自己仍然被愛情的牢籠所囚禁，徒然地做著努力罷了。

尋求未來人生的方向

然而，這是否等同于蕭紅在這半年時間內就毫無收獲？她頻繁地向蕭軍匯報自己的寫作狀態和進度，在某封信中甚至提到有天一口氣完成了近5000字，這對病弱的蕭紅來說實在是不小的工作量。

1937年1月10日，上海《報告》第1卷第1期刊出蕭紅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這篇僅500多字的自敘性隨筆，完全可以視為蕭紅對自己前半生的總結以及后半生的規劃。

首先她含蓄地回答了自己離家出走的初衷，即一種“渴望長大”的沖動。她提到每當父親打了她，祖父便安慰她說“快快長吧！長大了就好了”。離家之后的她雖然于患難中遇到蕭軍，看似獲得了拯救，但也因此父親的權威角色被轉移到了蕭軍身上，從父權到夫權，她的總結是“‘長大’是‘長大’了，而沒有‘好’”。

蕭紅童年

她在經歷了五年的流浪生活，從哈爾濱，輾轉青島、上海及東京之后，最終認識到自己情感的源頭及創作的源頭，必須從童年，從祖父，從無功利性和不含權力滲透的“愛”中去尋找。

她將這“愛”定位成一種“永恒的憧憬與追求”，并將它區別于之前她所經歷的大部分帶給她痛苦的人際關系。也幾乎是在同時，蕭紅開始創作中篇小說《家族以外的人》，小說中的主人公有二伯日后成了《呼蘭河傳》第六章的主人公。

由此，二蕭的分手成了必然，而蕭紅自己日后成長為現代文學史上杰出的女作家，也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