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學的寫作盡管在中國當下的文學場域內尚未形成一個明顯的癥候，但在西方生態主義思潮和生態文學寫作實踐影響下，生態主義理論較早地被引入到當代文學批評的話語譜系之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一個系統化的生態批評的建構模式。

山東大學、蘇州大學等高校和科研機構，設立了專門的生態批評機構，相繼有一批文藝學背景的學者，如曾繁仁、魯樞元、孫麗君、程相占等投身到生態批評的事業中來。經過這些年的理論探索，在理論生產和文學批評環節業已獨樹一幟。

西方一位學者曾將生態批評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一階段的中心是自然寫作；第二階段的重心關注環境公正；第三階段則注重結合日常生活和社會變革，進而有著“多元行動主義”的傾向。就理論話語的生產而言，國內基本做到了與國外同步，然而就生態寫作而言，在系統性和完整性方面，還有著明顯的欠缺。

生態主義的崛起立足于對現代性的反思，其內涵較為寬泛，至少包含了理論批評、生態實踐與生態寫作這三大塊。就國內的現實而言，我們應該注意到，生態批評、生態寫作、環保實踐之間處于相互脫鉤的狀態。其中，生態寫作與環保實踐的自發特征非常明顯。換成另外一個說辭，姿態靠前的生態理論話語對環保實踐和生態寫作的影響極其有限。按照常理，生態主義寫作與生態主義理論之間應保持常態性的聯動，遺憾的是，彼此之間卻幾乎沒有什么瓜葛。這一點，從生態寫作的幾個前行者身上，體現得較為明顯。

這其中，葦岸算是最早涉足生態寫作之人，早在1986年，他經海子推薦讀到梭羅的《瓦爾登湖》，文學觀就此逆轉，并由詩歌徹底轉向散文創作。兩年后，他開始著手寫作《大地上的事情》，1999年去世前，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二十四節氣》的最后一則《谷雨》。作為開風氣者，并不多產的葦岸在當代散文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回望來路，在葦岸身上，我們可以發現兩個關鍵點：一是在寫作范式上他受到梭羅的影響；二是在作家的立場和價值觀層面，他奉獻了一種獨特的生命觀和倫理觀。或者可以這樣表述——葦岸是較早反思都市文明病的當代作家。

如果說葦岸以謙卑的姿態處理筆端下的人與物的關系的話，那么，同樣在20世紀90年代，李存葆的《鯨殤》以及徐剛的報告文學作品，則以反思的姿態，朝向環境批判而用力，在思維意識上，更多地受到環境保護主義思潮的影響。在他們之后，主動搬到長白山定居的胡冬林，以切身觀察的方式，記錄了長白山系各種跳動的生靈和繁茂的植物，并形成60萬字的《山林筆記》。這些生態寫作的果實在其逝后，由其妹妹整理后交給《作家》雜志連載，至2019年方告一段落。欄目編輯隨后在《文學報》著文，追憶這些散發著自然氣息的文字，如何沖入內心的河流，翻轉起波瀾和漩渦。

作為“自然的在場者”，胡冬林曾說過：“當人類利益與野生動物世界發生沖突時，我永遠站在野生世界這一邊。”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寫作與實踐的交互性狀態，他既是自然的觀察者和記錄者，又是動植物保護的實踐者。這一點，在當下的生態寫作場域內，幾乎可以說是獨有其例。

另外，與其說他是受環境保護主義思潮的影響，毋寧說是出自作家本人樸素的環境自覺。胡冬林的寫作理念，更多的還是來自中國傳統的生命觀和自然觀，其核心內容融匯了孟子的“惻隱之心”和道家尊崇自然的精神法則。

新世紀之后，還有一些作家的創作與生態寫作的主題息息相關，如張煒的野地意識、韓少功的親近生活現場、楊文豐融入科學元素的散文寫作、王族的新疆動物系列。此外，還有一批報告文學的作家，長期從事生態主題的創作。綜合而言，這些作家的寫作立場受西方當代的生態主義理論和創作的影響并不明顯，他們的生態寫作有著明顯的自發性色彩。此外，就生態主題的散文寫作序列而言，從早期的葦岸到現今的作家，呈現出各自為戰的狀態，彼此之間的精神繼承關系處于很弱的狀況。恰是源于承繼關系的斷續，導致了生態散文的碎片化寫作現象，難以形成主題鮮明的文學癥候。

毫無疑問，生態散文作為生態文學的分支而存在。與生態文學還有一個并行不悖的概念——自然文學。自然文學的概念在中文語境中使用非常廣泛，從作家到學者到譯者，皆是如此。從內涵看，由國內出版的自然文學選本如三聯書店版的《生態》可知，所容納的作品可上溯到羅馬時代的詩人維吉爾那里。盧梭的《一個孤獨者散步的遐想》，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普里什文的自然寫作，等等，皆包含在內。

不可否認的是，自然文學概念是在美國得以確立的，他們有強大的自然文學的傳統，同時作為20世紀美國文學的一個流派而存在，并設立了專門的約翰·巴勒斯獎用來獎勵自然文學的優秀作品。經過程虹女士等人的翻譯，自然文學的觀念開始在國內落地生根。自然文學概念的寬泛性帶來了如下問題：首先，西方的自然文學既包含早期對自然詠唱的文學篇章，又包含“回歸自然”理念下的個人沉思，如盧梭和梭羅等人；再到環境倫理與環境批判的主題，走到極致，則是對“荒野”主題的倡導。

2007年，美國曾拍攝了一個傳記片《荒野生存》，講述了一位24歲的美國青年，大學畢業之后，主動切斷了與家人與城市文明的聯系，只身來到阿拉斯加，直至饑餓而死的故事。以上述故事為例，將荒野當作現代文明的對立面而大加提倡，是否是解決現代性內在矛盾之路？這值得商榷。另外，全球盛行的荒野生存主題的紀錄片和相關游戲，本質上還是滿足當下人們對探險獵奇的好奇欲，與生態觀念的自覺相去甚遠。

其次，自然文學的觀念引入到國內之后，涉及草木、江河、動植物等自然題材的文學作品，紛紛冠以自然文學的名號，而對自然文學代表作家的指認更是五花八門，既缺乏統一性，又缺乏一致性。概念的隨便安插，必然會帶來命名的混亂，這是一個相當尷尬的理論現實。基于上述情況，有必要設定邊界，確立概念內涵，使用生態文學的概念加以厘清。

生態主義興起于20世紀中期，其思想的源頭主要在于海德格爾后期的哲學思想。生態主義作為后現代文化的組成部分，是對主客二分的現代性的超越和反撥。生態文學作為一種新的寫作路向和潮流，時間上應劃定在生態主義崛起之后。如出版于1962年的《寂靜的春天》，就被認為是生態文學的奠基之作。其基本出發點脫不開對“人是人的最高目的”及“文學是人學”的反思和超越，在思維范式和價值立場上則走向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視域。

文明的善意要從人道主義擴展到對所有生命體系的呵護和敬畏。要做到這一點，單純提倡環境保護還不夠，還需要在生存方式上，呼喚由功利性的生存逐漸過渡到詩意棲居的狀態。

因此，生態文學寫作最核心的問題是觀念問題，即能否形成明確的生態立場、價值判斷、思維縱深等生態自覺的內容。

在科技和生活發生巨變的當下，如何去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學的新內涵、人的自由意志與環境間雙向塑造的關系呢？一方面，我們遭遇了詹明信所言的“第二自然”。另一方面，人類作為自然環境的產物而存在，如何彌補其間深刻的分裂，成了生態寫作的關鍵。

程虹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曾明確指出，散文與紀實文學為當下生態文學寫作的典型范式。中國有著淵源深厚的散文傳統，近些年來，隨著散文思潮的弱化，隨著散文在選材上高度集中于鄉土經驗和歷史素材這兩大領域，散文亟需新的生長點，需要在內容和思維觀念上實現全新的突破！而生態散文應時而生，與當下蓬勃涌動的環境保護及生態自覺意識，剛好實現對接。

此外，在梳理自發性寫作的生態散文作品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有一些作家已然寫出了比較成熟的生態散文作品，比如陸春祥的《雜草的故事》《泥土去哪兒了？》，李青松的生態散文，王族、李娟的阿勒泰系列及王族的新疆動物系列，祖克慰的動物散文，半夏的散文集《與蟲在野》，現居瑞士的朱頌瑜的部分散文，傅菲的鄱陽湖書寫，等等。對于這些作家作品，批評界需要及時地加以分類并提煉他們生態寫作的審美內涵。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