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學內容厚實，歷史感明顯，有黃土般的品格，飄逸不足，但厚重有余。這也與西部這片土地的多災多難有關。從《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我們可以讀出歷史的蒼涼、民生的艱難和作家對底層人的同情和理解。《白鹿原》用50年的時間，寫了50萬字，這需要多大的才力？沒有白鹿原的厚土，沒有長安文化的積淀，陳忠實如何寫得出這部巨著？伽達默爾說：“藝術的時間經驗的本質就在于，我們學會了逗留。”《白鹿原》就是一部需要“逗留”的小說。《平凡的世界》雖然有點單薄，敘事視角有點仰視，不乏權力崇拜跡象，但那種對底層奮斗的書寫，還是感動了很多正在奮斗和曾經奮斗過的底層青年。

西部作家，一般多有情懷，生命體驗深刻，有著獻身文學的精神。這一點，陜西作家最明顯。陳忠實自言，1986年，他清晰地聽到生命的警鐘。他想，如果寫不出一本可以墊棺材做“枕頭”的書，無法給自己、也給世人一個交代。路遙《人生》發表之后，忽然想到：“這一生要寫一本自己感到規模最大的書，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歲之前。”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里對此有詳細的描述。

王國維說，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清代大畫家石濤提出，筆墨當隨時代。新的時代，有新的變化，文學的創作手法相應地也要有變化，否則無法真正書寫出真實的新時代。我們讀當年上海的新感覺派，他們的文學成就不是很大，但穆時英、劉吶鷗的小說，真的寫出了上海灘的新面貌，包括舞場、跑馬場等，那種蒙太奇的手法，是值得肯定的。我一直認為，中國現當代最大的先鋒作家是魯迅。我們一直說魯迅是現實主義，其實不妥。他更多的應該是現代主義，甚至后現代主義。他的小說有著強烈的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的色彩，《野草》就很明顯。至于《故事新編》，就是中國最早的后現代主義文學。魯迅在這里嫻熟地使用了后現代技法，非常深刻地表達了他對時代、對社會的荒誕感和絕望感。

一個偉大的小說家，必須在敘事上有所貢獻，對以后的小說創作產生影響。文學包括思想和形式兩個方面，一個偉大的、獨特的思想，肯定需要新的形式來表達。沒有新的形式，也就沒有新的思想，這是毫無疑問的。同時，我們雖然人在西部，但我們的文學觀念、藝術理念，必須是世界性的，要站在世界前列。否則，你的創作是沒有多少意義的，最多就是一點地區性意義。

西部好多作家往往能創作出影響一時的文學作品，一瞬間照亮了某個角落，被全國文壇關注，但很快就湮滅于黑暗之中，甚至再無人提起。他們和他們的作品一起被讀者遺忘。無論從哪個角度說，西部雖然面積上占了三分之二左右,但在全國文化地圖中還是處于弱勢地位的。所以，在這種觀看和被觀看的話語體系中，西部作家為了贏得關注，有時候就會產生迎合心態。按照姚斯的接受美學理論，一部文學作品對它的讀者的期待視野，會決定它的審美價值。他說：“期待視野與作品間的距離，熟識的先在審美經驗與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視野的變化’之間的距離，決定著文學作品的藝術特性。”“通俗或娛樂藝術作品的特點是，這種接受美學不需要視野的任何變化，根據流行的趣味標準，實現人們的期待。”西部作家的創作，很多就是如此，所以往往逃脫不了曇花一現的命運。他們寫西部特有的文化符號，沙漠、戈壁、荒涼、落后，和敦煌、藏傳佛教等等，其實，自己對這些文化也是知之不多，甚至完全陌生，只是在文字里玩弄這些符號而已。這樣的作品，可以欺騙讀者于一時，怎能流傳于后世？

1857年，法國有兩部小說，題材、主題、內容、結構都很相似，一部是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一部是他的朋友費多的《范妮》。福樓拜由于形式上的創新和“非人格敘事”而使讀者寥寥，而《范妮》一年發行13版。但作為小說史上的轉折點的《包法利夫人》最后獲得了世界聲譽，而《范妮》卻成為了明日黃花。

西部作家大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他們的視野、文化素養決定了他們的文學創作有著天然的局限性。真正的文學需要形式上的創新，只有作家的精神世界到達那個高度了，才可產生一種新的形式，才有一種創造新形式的沖動。喬伊斯、伍爾夫、普魯斯特皆如此，魯迅先生的小說也是一篇一個形式。他晚年的《故事新編》的特殊形式，是與他深廣的精神世界有關的。

相比之下，西部很多作家其實還停留在題材寫作的層次，停留在寫什么的層次，也就是一種市場需求的層次，還沒有走到追求自我精神訴求的層次。所以，他們的作品還只是一種暫時的暢銷書而已。尼采說，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這話是沒有錯的。伽達默爾說：“任何一件藝術品仿佛都為每一個感受它的人留有一個他得去填補的活動空間。”只有當你的內心是一重海洋時，你即便拋出幾朵浪花，讀者也能感覺到那種力量，那種氣度。當你只是一洼池水時，你怎么翻騰，大家也無所畏懼。你要給你的作品留下一個讓讀者去“填補”的“活動空間”，首先，你得有那種巨大的精神能量。這就是西部作家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