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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口渴，我幾乎在遇見第一家帶圍墻的單位時，就走進去。在鄉下，一個像樣的單位的標志就是砌有圍墻，墻沿上端嵌入碎玻璃或瓷片，有的還鋪設鐵刺，以形成自己的領地和權威。我很清楚，在這種單位的后院，往往有一口水井。光線將我進入的這家單位的后院分成等分的兩部分，一部分暴露在像細小的波浪一樣起伏的陽光中，一部分籠罩在辦公樓下的陰影里。水井圍欄是用水泥砌的，突出于地面約有人的膝蓋那么高，井欄外的防水層濕透了，說明就在沒多久前有人打過水，并且打得過滿，以致水大量地溢出。因為被淘米、洗衣的水和清澈的井水反復沖洗，防水層“好像長了鱗片似的顯得斑斑駁駁”，不過正是因為這樣，人們覺得它是一塊干凈得沒法再干凈的地方。在防水層外圍擱著一個粉紅色的塑料盆，浸泡著數件襯衫，盆上擱著搓衣板，放著剪開小口子的洗衣粉。水井外是菜地，生長著葉子肥大的白菜。這一切都敞露在陽光中。我邁上辦公樓的后走廊，為四周的過于寂靜驚詫。這種驚詫讓我想起闖入白虎節堂的林沖，它意味著深入一種陌生，不僅地方是陌生的，就是氣氛也讓人感覺反常。我感覺環繞我的所有物質都在睜大眼，看著我走進一個它們知道然而無法告訴我的圈套。走廊被樓梯口分為兩截，樓梯口那擱著一雙鵝黃色雨靴。我從樓梯口正對的臺階逐級而下，走向陽光中的水井。我抓緊尼龍繩，把鐵桶丟進井里。它側躺在水面上。我甩動著繩索，使鐵桶的巨喙多少能吃到一點水。這樣甩動幾次，它吃進的水越來越多，后來要不是我把它提起來，它都要沉向水底。我用手輪番抓著繩索，將滿桶水提上來。在這過程中，有一些水像雪塊那樣墜落下去，重新回到母親的懷抱——就像那些在海外留學的人看到來自祖國的宣傳：回到母親的懷抱。我記得將水桶提出來，蹾在地面時，又有一些水跳出桶外，發出啪的一聲響，使地面變得更加潮濕。在我俯身捧水時，我的臉在晃蕩的水波中顯現出來。它比山間即將盛開的杜鵑要紅，簡直有對聯那么紅。

就是在這時，我聽見從身后不遠處，辦公樓的樓梯上，走下一個人。我停止飲水，扭頭望去，一名年輕女性正彎腰解保暖鞋的鞋帶，準備換上雨靴。幾乎在我的頭扭過去的同時，它就自己扭了回來，仿佛頸項里裝有彈簧合頁，讓頭可以像彈簧門那樣在開啟的同時就啟動關閉的程序。這樣匆匆地看上一眼也許和我們人類的習性有關，一位朋友的朋友，她是研究心理學的，翻開她正在讀的《人類簡史》，告訴我，“即使到了現在，我們的大腦和心靈都還是以狩獵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維”，我們的潛意識需要安全感，對很多事“不得不給予注意”，陌生人出現時我們會警惕地看過去，但我們又受教養約束，會不去注視很久。我感覺，對雄性來說，頻繁地去觀察，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發現潛在的交配對象。我整個扭頭的時間不超過零點七秒，其中用來看的時間不到它的三分之一。然而就是這差不多只有零點二秒時間的觀察，我敢說，比那些美術生圍著一名模特整堂課整堂課地觀察（他們從各個方位注視，在每一種光線條件下端詳），看得還要豐富，還要仔細，還要心潮翻騰和刻骨銘心。她的頭發很多，不過并不是像麥垛那樣“高高隆起”，發絲散發著光澤，向后梳，在腦后結成馬尾辮。她的眼睛像頭發那樣黑，有黑夜那么黑，眼簾生長著長長的睫毛，從這眼睛里射出的是直率和善良的光芒，它們尚不知道怎樣去狡詐、冷漠和狠毒。她的鼻子窄而筆挺，鼻尖上沒有任何贅肉。她有一張小的盾形臉，但這種小不是以犧牲整體上的協調為代價，不像有的人個子小而腦袋大，或者個子大而腦袋小，她的頭是她修長身體和諧的一部分，它只能這么大。也許，上帝在造她的時候太過專注外在的比例，而忽視她有一塊稍稍顯大的牙床，這使得她的嘴唇微微前突，不過這無傷大雅，因為它還沒有明顯到成為缺點的地步。她穿著一身淺藍色的制服，向屬員派發制服的機構，都希望用威嚴、規范的服裝奪去屬員一部分甚至全部的個性和美，然而現在，與其說是這樣一套制服馴服了她，還不如說是成全了她。她纖巧的脖子從扣緊的衣領里伸出來，在領圈和脖子間尚留有一圈空隙。乳房“像一對肉色的翠鳥蛋，藏在柔軟的窩里”，微微撐起上衣胸部。上衣的下半截像窗簾一樣自然垂落，顯示她有筆挺的背部和細小的腰肢。能夠想象那雙修長的腿絕不是病態的骨瘦如柴，長在大腿上緊致而富有彈性的肌肉透過褲子時而顯現出來，尤其是在她從樓梯上走下時，大腿這一塊的顯現就會變得特別明顯，這明顯的一塊區別于褲子的其他部分，就像有時我們在被風吹皺的湖上會發現特別光明、特別平整的橢圓形的一小塊水面。

水從我的指間全部漏了下去。在她意識到很明顯是朝這邊走來時，我的臉再次紅起來，我很怕自己作為一個大上幾歲的男人，在她面前暴露出自己對她有意的心思來。一會兒我想到我的臉因為喝酒本來就是紅的，這后一陣紅完全可以遁入到前一陣紅里，得到它的庇護，以是它的家人的身份對外解釋?？墒俏矣窒?，用這一張紅得像猴腚一樣的臉見人，不害臊和羞愧嗎。因此，我反復捧起冰涼的井水，澆向自己的臉，妄圖使它在極短時間內降溫。當我停止這一慌亂的動作并且站直身體時，看見她蹲在塑料盆邊揉搓衣服。她把袖子挽得很高，雙手戴著橡膠手套，一顆顆彩色的水泡從揉搓的衣服間升起。她的臉頰紅撲撲的，鬢角有一些碎發不能隨著頭發的整體歸置到后邊。從她身上滲出少女肉身自然的香味。她的鼻子在輕輕呼吸，她臉上那些看不見的細小的毛孔也在呼吸，這些呼吸距離我是如此之近。我在這近處看到的，不過是確證了剛才遠觀她時所形成的印象和看法：我遇見了自大專畢業后所能遇見的最美的女人。并且她極大地縮減了美麗那千差萬別、百花齊放的定義，使這個概念僅僅只符合她。我的心上躥下跳。人們干完了一件事就得離開，仿佛這是必須履行的義務，哪怕他在別的地方也沒有事做。我就是這樣，我喝完水，站起身，幾乎與此同時，就得抬腳離開這里。我從她身邊無奈地走掉，而她的形象正像開足馬力的蜘蛛，一次次將我的心包圍。這種包圍和纏裹是如此迅捷、嚴密，以致使我覺得自己再沒有逃脫的可能。剛才，我是那么口渴，要到這里來打水，現在我確信，有一種心理上的饑渴，要比這種生理性的饑渴，遠為饑渴。

我們家是在一九九〇年春天進城的，那時我們瑞昌剛撤縣建市。這次搬遷是在一種恐懼的心態下完成的，仿佛再晚一步，我們這幾個孩子就要永遠地變成和牲畜一樣的鄉下人。我的父親——這個家庭的國王、船長和唯一的發動機——將主要精力花在我、我的二姐和弟弟的轉學及如何在城里找地方繼續開店上。他和他杰出的助手、我的大姐，認識到自己在城里舉目無親，也不懂城里人，還是應該去做那些鄉下認識的人的生意，或者說，只能去做這些人的生意。他在市區南郊一個叫四季春的地方租下一間門面，開百貨批發部。且說我父親的精力被這兩件事牽扯以后，就再無余力來考慮他的職位和我們的住房了。作為莫家藥材站站長的他，級別相當于市醫藥公司某個科的科長，但調動后他只是被安排為中藥科副科長，這樣的人事安排反映了一種數學的美，就是每當你得到一點什么的時候，總是會失去一點什么，很多進城的人都付出降職的代價。我父親用這個職位向公司討到的住房，是一排平房里的一個小兩室一廳，不足六十平方米，鄰居多是皓首蒼顏的退休職工。我和祖母、二姐、弟弟以及大姐一家三口住進去。我和弟弟睡的是白天合上、晚上打開的沙發床，有時打來的貨堆在客廳，我和弟弟就睡在貨物上。父母住在四季春的批發部。哥哥早在搬家前就在一中讀書，一直住一中宿舍。在我的記憶中，祖父消失了，經過推算，我確定這會兒他正在九源鄉度過自己最后一段優哉游哉的生活。這排平房距市政府只有一箭之遙，海拔卻比它低三至四米。我每天離開平房，爬坡去上學，感覺像是從地下的低級世界來到人間。今天，這排平房及它緊鄰的一條小港已經徹底消失。我記得雨季來臨時，水從小港漫溢而出，使平房前后變成澤國，黃色的水面漂浮著草葉和糞便，我因為赤足把家里的東西往高處搬而罹患灰趾甲。

一九九一年秋天，出于再不能讓我們住在蝸居的愿望，父親在市區北郊農貿街的商品房推出銷售之際，出資兩萬兩千八百元買下其中一棟。房子幾乎處于北郊的最北端，房后是一個村莊及歸屬于它的水田和森林。大姐一家三口搬入他們在荊林街買的二手房，哥哥考上山東礦院，我和二姐、弟弟、祖母搬入農貿街新家，不久祖父也搬入。我們搬進去時，三樓的墻磚和地面尚未敷上水泥，因為未通自來水而不得不聘人在屋內挖了一口井。我們和鄰居抱著結識城里人的心態來走動，結果發現彼此無一例外，都是農村人。多年后，政府也許覺得這條馬路的名字——很多城里人裝作是聽錯了，故意叫它“農民街”——像“黑人路”一樣刺目，將它改名為桂林路。至今，這條路還是接待農民進城的一個“港口”，一些住戶有了錢去城中心買房后，將這里的房屋出租或轉售給新的進城者。也就是在這里居住的幾年中，我們未來命運的龍骨逐漸從沙丘下顯現出來：祖父和祖母因失去鄉下關系的保護，客居于縣城，逐漸滑向瘋癲或老年癡呆的深淵；二姐、弟弟沒有考上高中，弟弟去當兵，他們將在未來更緊密地依賴父親；我考上省公安?？茖W校治安系。

這兩個住處都是臨時性的。我們可以將第二個住處視為對第一個住處的補救，而補救者自己又帶來新的巨大漏洞。因為每家都使用水井，地下水屢屢為之枯竭，同時，它距離市區遙遠，“荒涼空蕩”，公交公司沒有開通到此的公交線路，人們進城得搭乘“蹬士”或“拐的”①。它距離父母做生意的四季春就更遠，路程達四公里。一九九四年秋季，在將我送往南昌念大專后，我的父親開始考慮為全家買下一棟永居的房屋。也就是寫到這時，我忽然清晰地看到父親進城這四年多來所過的艱苦。并不是我以前沒有注意到，或者說，并不是不知道，而是這種“注意”和“知道”被混入諸多的“注意”和“知道”中，它和其他很多事一樣，既不顯得“無關緊要”，也不顯得格外突出，它從來沒有獲得被單列出來進行思考和面對的機會。即便，它有時被單獨拎出來對人敘說，這種敘說也沒有取得內心的響應，我只是對人說我的父親很可憐，卻不意味著我的內心也為這種可憐心潮起伏。人的秉性就是將注意力過度地投放在自己身上，至少我是這樣。只有到了今天，到我寫到這段文字時，我父親進城后的一段生活，才像一出“古典悲劇”，從“那些與劇情無關的東西”里脫穎而出，“變得明白易懂”和讓人震驚。我清晰地意識到他自進城后每個夜晚都睡在貨物簇擁的狹窄的木板床上，被不衛生的環境、污濁的空氣、蚊蟲和寒冷反復關照，沒有一次解手不是借用公共廁所，并且經常吃不上熱飯。然后，他的身體在晚年受到殘酷的報復，因為缺血性中風，他偏癱七年，最終因為習慣性便秘招致的二次中風辭世，享年七十一歲。我記得在他死去后，一大股漆黑的血還撞開他的嘴唇，奔涌而出。盡管如此，我認為我在寫這段文字時，為生命規律如此毫厘不爽地懲罰一個人所感受的震驚，要大過為父親如此竭力地犧牲自己所感受的震驚。也就是說，一個人因為早年生活的艱苦而被病魔死死纏上，這件事帶來的沖擊力，要大過人性偉大所形成的沖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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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蹤者》，小說《早上九點叫醒我》《下面，我該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隨筆集《寡人》《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曾入選《人民文學》“未來大家TOP20”、《聯合文學》“20位40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長篇《早上九點叫醒我》獲選“《亞洲周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作品被翻譯10個語種20個品種，被《華盛頓郵報》《晚郵報》《國家報》（西班牙）評論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