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彝族作家李美樺的長篇新作《鳳凰春曉》，聚焦改革開放40年農(nóng)村教育變遷，塑造了以倪萬喜為典型的鄉(xiāng)村代課教師形象。小說在表現(xiàn)代課教師在生活和精神面臨諸多困境的同時，書寫了他們在歷史變革和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用無私大愛在平凡中見證偉大，背負起了時代賦予代課教師的特殊使命。作品成功之處，不僅用平民化的視角表現(xiàn)了代課教師這一群體靈魂的高貴，更讓人驚喜地看到在小說創(chuàng)作實踐中，作家嫻熟地運用方言的能力和才華。

彝族作家李美樺來自金沙江畔，在一個彝漢雜居的村落里長大，有著獨特的語言背景?！而P凰春曉》這部小說中，展露出其鮮明的小說語言個性，這種嫻熟使用方言的能力和才華，實際上是20世紀以來中國主流文壇使用方言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的精神傳統(tǒng)和文脈，是邊地小說家李美樺對語言藝術的繼承和實踐。

《鳳凰春曉》的故事發(fā)生在一個名叫烏地吉木的彝漢雜居的寨子。從中國語言地圖集上看，李美樺所在地域是一個西南官話成渝片區(qū)和彝族語言的交匯地帶。小說第一章《時光如鏡》一開場，陳九老祖、倪二老爹和吳成全三位小說中人物的對話，就可使讀者立刻辨識出，對話的人物是在中國語言地圖的哪個部位發(fā)聲說話。當陳九老祖掐著竹節(jié)一樣的手指，鄭重地說烏地吉木寨子“是個出人的好地方”的時候，倪二老爹說：“老輩，你不要盡放些熱屁哄人……掰起拇指數(shù)一數(shù)，咱烏地吉木出去的幾個人，不過是去幫人家看看門、過過磅、做做飯，尿罐樣的讓人拎來踢去，連蛐蛐螞蚱都算不上，這也叫人物……”而吳成全則說：“哪個說烏地吉木不出人？要我說，這個地方盡出成精的大人物……咱們?yōu)醯丶颈M出白虱子，說白話，辦白事，吃人又羞人！”作者運用鮮活的方言對話，令讀者仿佛置身于金沙江邊，由野貓凹、轎頂山和象鼻梁子包圍著的烏地吉木寨子，看到了神色凝重的陳九老祖、咧著嘴巴“嘎嘎嘎”壞笑的倪二老爹，以及反唇相譏夾槍帶棒橫掃一屋子人的吳成全。這場具有西南官話當?shù)赝琳Z特色的對話，在小說敘事上具有模聲擬態(tài)、隨聲傳形的效果。這樣具有明顯方言特點的小說敘事語言，為《鳳凰春曉》語言風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李美樺在《鳳凰春曉》中對方言的運用還體現(xiàn)在多種修辭格的使用上。首先來看一組方言語境下夸張的修辭，比如：“就憑他那副霉相，要是能考出去，老子手巴掌煎魚給他吃！”“這陣子，倪春福的心里，就像鉆進了一只淘氣的耗子，冷不防啃他一口，讓他渾身直打哆嗦。”“噫，現(xiàn)在這個抬喪的書，還讀來搞個卵！反正都是打工的命，少讀幾年牛經(jīng)書，人還要聰明點！”第一句在方言的語境下，把倪二老爹對自己族親倪萬喜考學的嫉妒和狹隘之心表現(xiàn)得淋淋盡致；第二句表現(xiàn)了倪春富等待兒子倪萬喜去集鎮(zhèn)上打聽高考體檢消息時，那種焦灼心緒向他襲來的難以承受痛苦；第三句把國家取消大學分配政策后，以吳成貴為代表的農(nóng)村老漢的憤懣、迷茫、無奈和不知所措的心態(tài)，描摹得貼切生動。

在方言的語境下，李美樺在《鳳凰春曉》中大量使用了類比的修辭手法。如“畢業(yè)班的工作咋抓，我認為抓三點：第一，好比瞎子打婆娘，松不得手；第二，就像老船工補爛船，破麻袋爛棉絮要準備好，大大小小的漏洞都得補；第三，這跟用灶堂的熱灰捂苕兒一個道理，灶堂的火要旺，灶堂要燒熱，余下的灰才把苕兒捂得熟……”他在這里使用類比的修辭和俗語的夸張，一方面表現(xiàn)出張尚福作為一位鄉(xiāng)村代課教師在專業(yè)知識上的貧乏與無奈；另一方面則把鄉(xiāng)村小學校長張尚福實在、憨厚、樸實和盡職盡責的形象刻畫得鮮活而生動。李美樺在方言的語境下，不僅使用夸張、類比的修辭格，而且還大量使用了通感、雙關、反語、擬人等修辭格，使得讀者能夠真切地聽到烏地吉木這塊土地上帶著泥土芳香的話音，并透過這些鮮活的話音想象小說中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

一個作家在語言上的成熟，就是走向余華所說的“語言真實”。當我們讀到李美樺在《鳳凰春曉》中具有鮮明個性的小說語言時，我們不難想象，發(fā)生在烏地吉木寨子里的那一幕幕傳奇故事，這也是吸引讀者能夠有效進入其小說世界的一項基本保證。李美樺在《鳳凰春曉》中靈活、適度地運用方言，語言平實而鮮活，生動而貼切，從而更能體現(xiàn)作品的鄉(xiāng)土氣息和民風民情，讓人讀起來更加酣暢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