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二周第三天

巴黎 瑪格麗特·杜拉斯 《情人》

巴黎是瑪格麗特·杜拉斯重新發現自我的地方。杜拉斯本名瑪格麗特·多納迪厄（Marguerite Donnadieu），她于1914年出生在當時的法屬印度支那，在殖民地底層一個貧困家庭長大。她守寡的媽媽費力養活自己和三個孩子，一次失敗的稻谷種植園投資更使得他們的狀況雪上加霜。1931年，瑪格麗特逃到巴黎上大學，從此踏上持續一生的重新發現自己的旅程。她把專業從數學轉為政治科學，之后又轉為法律，還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已故父親所住村莊的名字。1930年代，她開始投身寫作；很快戰爭爆發了。戰爭期間，她在巴黎為維希政府工作，但與丈夫羅伯特·安特米（Robert Antelme）秘密加入了共產黨，支持抵抗運動。安特米于1944年被捕，在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和達豪 （Dachau）集中營受盡折磨，險些喪命。這段婚姻未能幸存。

戰爭歲月中，杜拉斯開始回憶她成長過程中飽受虐待的家庭環境。她的媽媽和哥哥經常在家里惡意打罵她，靠著一段與一個東方男人的情事，杜拉斯才感受到一點生命的微光。在她1996年去世以后，人們在她的手稿中找到一個筆記本，上面大約有七十頁關于她少女和青年時代的記載。這個日記顯然與普魯斯特《駁圣伯夫》中所記泡在椴花茶里的小瑪德琳娜蛋糕一樣都是實錄，使得我們能夠追溯引向她最著名的作品、榮獲1984年龔古爾獎的《情人》（L’Amant）中間的轉變過程。這本書具有強烈的自傳性，從此書封面上不斷使用的一張她早期的照片上就可以看出來。這張照片后來也成為了1992年讓-雅克·阿諾（Jean-Jacques Annaud）拍攝的同名電影版本中無名女主人公的形象模版：

這并非杜拉斯第一次把早年經歷寫成小說。1950年的時候她就已經出版了《抵擋太平洋的堤壩》（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其中講述她十五歲時一場離經叛道的情愛經歷，以及她媽媽如何努力保守稻田不被海水淹沒毀壞。這本書也不是這段經歷的最后版本。成為知名的電影編劇和導演之后，杜拉斯曾為電影《情人》撰寫劇本，但因為與阿諾意見不和，她最后退出了電影計劃。不滿于浪漫化的電影版本，她隨后將其重寫為《中國北方的情人》（1991）。

因此，《情人》是持續了幾十年的重寫過程的一個部分，從中我們可以追尋一個十五歲的女孩，一個書寫戰時日記三十歲女人，一個中年以及老年的小說家的人生命運。

戰時回憶錄的重點主要是杜拉斯的媽媽，她患有抑郁癥，并且會定期發作癲癇。她每天晚上與已故的丈夫進行交流，丈夫告訴她如何建造無望的堤壩。杜拉斯在描述媽媽的暴力行為時毫不留情：“由于我是她最小的孩子，也是最容易控制的那個，就成為了被媽媽打得次數最多的人。她常用棍子揍我，輕易就把我揍得轉圈。”接下來是她的哥哥：“通過一些奇怪的競爭，他也養成了揍我的習慣。唯一的問題就是他們誰會先開始揍我。”即便如此，杜拉斯對媽媽還是懷有美好的記憶，甚至是敬佩：“她揍得很重，折磨得很厲害，她非常善良，她是為狂暴的命運而生的，要在情感世界中探索自己的道路......我的媽媽善于夢想，我從未見過任何人像她那樣有夢想。”

至于那個東方情人萊奧（Léo），他是一位越南富裕地主的兒子，他在她還只有十四歲時開始接近她。她的媽媽對這種關系表示歡迎，因為這能給他們帶來經濟利益，但她有個條件，瑪格麗特不能跟他睡覺。杜拉斯對萊奧的形容是他很善良，但又丑又不聰明。 “萊奧非常可笑，這讓我深受痛苦。”她還順便提到：“我只和他睡了一次，在他求了我兩年之后。”

這個故事的梗概保留在《堤壩》中，但現在萊奧已經變成了“喬先生” （Monsieur Jo），一位富有的白人種植園主的兒子。故事在《情人》中進一步變化：這個情人現在沒有了名字，是個中國人，她將他的社會地位放在比歷史上真實的情人李云泰更高的位置。兩人陷入熱烈的情愛關系，每天都在她的情人工作用的一處僻靜工作室纏綿做愛。現在，戀母嫉妒的哥哥，而不是媽媽，成了虐待的主體。

杜拉斯在好幾個地方明確地糾正了她在《堤壩》中的描寫：“你看，我遇到坐在黑色小汽車里的那個有錢的男人，不是像我過去寫的那樣在云壤的餐廳里，而是在我們放棄那塊租地之后，在兩或三年之后，我是說在那一天，是在輪渡上，是在煙霧蒙蒙、炎熱無比的光線下。”（王道乾譯《情人》，下同）不過，這兩處都是虛構的描寫。隨著年邁的作者把這個印度支那的故事與戰爭時代及戰后的巴黎混在一起，這段敘述才公然變成對歷史的重寫：

戰爭我親眼看見過，那色調和我童年的色調是一樣的。我把戰時同我大哥的統治混淆不清……我看戰爭，就像他那個人，到處擴張，滲透，掠奪，囚禁，無所不在，混雜在一切之中，侵入肉體、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時每刻，都在瘋狂地渴求侵占孩子的身體、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軀——占領這最可愛的領地，就因為那里有惡的統治，它就在門前，在威脅著生命。

令人驚訝的是，她現在發現，她年輕時代的創傷與戰爭之間存在著深刻的聯系。她描述了自己和丈夫如何與替維希政府工作的朋友交往，與他們一起討論巴爾扎克。1984年，她寫到自己那時加入共產黨，等同于她的朋友們充當法西斯的同路人：“這種對應關系是絕對的，確定不移的。一樣的憐憫，同樣的聲援救助，同樣是判斷上的軟弱無力，同樣的執執著，不妨說，執著于相信個人問題可以從政治得到解決。”這份令人驚訝的聲明將《情人》定位于1980年代中期，那時人們對通過意識形態重建世界的希望已經幻滅。

“我的生命的歷史并不存在。”杜拉斯的敘述者一開始就告訴我們。“并沒有什么中心。也沒有什么道路，線索。”但我們也可以說這個故事永遠不會停止存在，它總是以新的形式復活。比朱娜·巴恩斯的《暗夜伍德》更為碎片化，更為含混，杜拉斯的抒情再寫與其說是對逝去時光的重新發現，不如說是一種重新書寫。當杜拉斯在納粹占領時期的巴黎重新發現自己作為女兒、情人和作家的身份，她將政治和離經叛道的情事交織在這部夢幻一般的小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