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的《卞之琳譯文集》和2002年10月出版的《卞之琳文集》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卞之琳作品新編》幾乎涵蓋了卞之琳所有的著譯。隨之卞之琳的佚簡也不斷被披露，百花文藝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的《海外拾珠：浦薛鳳家族收藏師友書簡》收錄了卞之琳給心笛（浦麗琳）的兩封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的解志熙著《文學史的“詩與真”：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集》中的《卞之琳佚文佚簡輯校錄》收錄了《大美報》《文藝陣地》《當代文藝》所刊發卞之琳的3通書信，陳越在《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詩藝的講究：卞之琳論詩斷簡考釋》一文中鉤沉了卞之琳在20世紀40年代發表在《燕京新聞》上的2通論詩的書簡。筆者近日又找到卞之琳給施蟄存、張君川的書信4通，不見于卞之琳的上述集子，當為佚簡，略作鉤沉，以為紀念。

一

2016年11月15日至22日，北京“華夏天禧·墨箋樓”舉行的“施蟄存舊藏·浦江清、謝國楨、卞之琳、鄭逸梅、黃裳、聞宥、包謙六等友朋信札”專場，有卞之琳給施蟄存的書信一通，照錄如下：

蟄存同志：

信稿都已收到，十分感謝你提供的意見和情況。

對于序稿頭兩段所論極是，我已重新寫了，全篇都又抄改了一遍。我今年也進入古稀一關，頭腦不行，下筆總不聽使喚，漏字、錯字、別字每每連篇，而自己一再看不出來，這次幸蒙指正，真是高興。

我在文中提到“幻滅感”，是指政治上的，主要是1927年“四·一二”事件以后給許多人帶來的，對望舒說來，我只是從詩本身而想當然（也參考了杜蘅的一句話，還有艾青的一句話）。他對絳年的感情，現在想起來，過去也曾有所聞。現在我在講到望舒沒有直接抒寫那種“受挫折的感情”，改了后邊一句為：“至于他的第一個詩集《我的記憶》的前半一部分少年作，顯得更多是以寄托個人哀愁為契機的抒情詩，似又當別論”，不知較妥否。

“斷指”一詩，我這次先根據《望舒詩稿》的排列，在“我的記憶”一詩前若干首，緊跟“雨巷”，可以說階段上有交叉，它寫在“記憶”前，后來借到《我的記憶》一書，注意到原排在“記憶”后。《記憶》一集初版于1929年四月，發表在刊物上當不會晚于此日期。我現在文中也不再強調“斷指”與“記憶”的寫作先后了。

《望舒草》和《詩稿》里都有個別脫漏字，《詩選》里補正了。我還同意《詩選》把“的”“底”，都照現行辦法都統一為“的”。《詩選》未入選的一首贈別劉吶鷗的詩里有一行“這的橙花香……”，《草》和《稿》里都未補正，良沛說應是漏一“里”字，顯然對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望舒草》的最后部分最為完美，所以文中也曾舉例說到“深閉的院子”、“尋夢者”、“樂園鳥”等，雖然未加分析，而只對比分析了“燈”和后來的第二首“燈”。現在《詩刊》要選登幾首，我想就讓他們從這幾首以及“雨巷”、“斷指”、“我的記憶”、“用我殘損的手掌”等當中選用吧。因為篇幅關系，不可能多刊發（上次我選徐志摩八首，因此也減為六首）。第一首“燈”，我雖在文中表示推崇，印在《詩集》里沒有問題，發表在現行的刊物上，我還有點顧慮。

“回到心兒吧”，我在文中沒有提名，只是說發表了八十八首后括號內補一句“確切說，是八十九首，望舒生前刪去一首，也就不算吧”。我認為這首詩收在現在的《詩集》里會有損于望舒的聲名，正如我擔心第一首“燈”，因為個別字眼，發表在《詩刊》上，會給《詩集》帶來不利的影響。

《詩刊》決定五月份刊出我的短文和刊登望舒詩幾首。你的“校讀記”《詩集》里不可少。出書總要有幾個月時間，從容寫吧。《望舒詩稿》目錄上有序，書里沒有，但不像是撕掉的，很可能排印時抽掉的，找不到也就算了，如何？

我們的美國之行，現在還成問題。我們這邊辦事主觀，效率低，打小算盤是想得到的，想不到他們也有官僚主義，作為富國也在經濟上斤斤計較。那邊的當事人，仿佛只是干著急。我本來毫不想出國， 張揚了半年，現在我更不樂意去。前幾天作協轉送來那邊給我的一封私人信，要我個人回個信，我就寫信又透露了婉謝的意思。但一切都很難說，說不定月中忽然飛機票寄到，我們又得倉率就道。

春天來了，我每到午后更覺得不舒服，你比我年高，更應該注意身體。

之琳 三月六日

卞之琳給施蟄存的這封信，主要是就他為《戴望舒詩集》作的序進行商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初版了《戴望舒詩集》，印數是76000冊。書前有卞之琳1980年3月2日寫的序言，還有艾青的《望舒的詩》。內分“望舒詩稿”“災難的歲月”“集外”三輯，收詩92首，書后附錄《詩論零札》和周良沛的《編后》。《編后》提到，巴金為《戴望舒詩集》推薦了出版社：“三月，在上海，巴金同志在看望艾青同志時也跟我提到這事，而且他向我們介紹了他家鄉的出版社，相信在成都都能出得很快很漂亮”1。關于卞之琳的序和艾青的文，《編后》也為我們提供了背景，“卞之琳同志出國訪問,準備為外國朋友談中國新詩的報告中,就有一個題目—‘戴望舒’。他選了一些望舒的詩譯成英文,也把自己準備的講稿,又譯成中文作本書的序言。同時,卞之琳同志特別提出：還要保留五七年出的《戴望舒詩選》上的艾青的序”2。

信中提到“《詩刊》決定五月份刊出我的短文和刊登望舒詩幾首”， “現在《詩刊》要選登幾首，我想就讓他們從這幾首以及‘雨巷’、‘斷指’、‘我的記憶’、‘用我殘損的手掌’等當中選用吧”，最終《詩刊》1980年第5期刊發了卞之琳的“短文”—《〈戴望舒詩集〉序》，《戴望舒詩五首》，還有金克木的《寄所思二章—為紀念詩人戴望舒逝世三十周年作》。這五首分別是《雨巷》《流水》《我用殘損的手掌》《過舊居》《偶成》。由此可以推知，這封信寫于1980年3月6日。

信中還提到“你的‘校讀記’《詩集》里不可少”，指的是施蟄存為《戴望舒詩集》做的“校讀記”。最終施蟄存寫成了《戴望舒詩校讀記》，前有《引言》，提到：“周良沛同志已編好望舒的詩的全集，在他們的敦促和啟發之下，我費了三個月時間，從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報刊中檢閱望舒每一首詩的最初發表的文本，和各個集本對校之后，發現有許多異文，有些是作者在編集時修改的，有些是以誤傳誤的，因此，我決心做一次校讀工作，把重要的異文寫成校記，有些詩需要說明的，就加以說明，這個資料，不單是為研究者提供方便，也可以作為青年詩人探索藝術手法的一些例子。”不過，這篇《校讀記》未能趕上《戴望舒詩集》，直到1993年4月，才收到施蟄存、應國靖編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 戴望舒》（人民文學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聯合編輯出版）的“資料部分”。

卞之琳的信中還說：“《望舒詩稿》目錄上有序，書里沒有，但不像是撕掉的，很可能排印時抽掉的，找不到也就算了，如何？”對此，施蟄存在《戴望舒詩校讀記引言》為我們做了解答，“一九三六年間，《我底記憶》和《望舒草》均已絕版，上海雜志公司老板張靜廬愿意為望舒再印一本詩集……《望舒詩稿》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出版，當時我不在上海，這個詩集，我沒有見到。同年七月，抗戰軍興，我到昆明去了，直到八年之后，勝利復員回上海，才見到此書。這部詩稿的‘目次’頁上，第一篇是《自序》，但我看到三本，都不見有‘自序’，我也沒有聽望舒說過曾經寫過一篇詩稿的序言，這是一個疑問。”但愿有朝一日，有研究者能為我們解答疑惑。

二

孔夫子舊書網名人墨跡代賣店2017年1月20日舉行的“歲末迎新：施蟄存、張白山舊藏卞之琳、陶菊隱、趙景深、姚雪垠、臧克家等書札”專場，有卞之琳給施蟄存的書信一通，照錄如下：

施蟄存同志：

望舒詩集序，已在《詩刊》五月號刊出，想已見到，經過修改，現在看來是否還過得去。“一共發表了八十八首詩”并附括號內一句話，原已改為“完稿入集的一共八十八首”，大概只改在寄四川的一份稿子上，《詩刊》發表的還沒有改。現在既發現《北斗》上還有幾首，當然又得加一句說明。全文結尾，被編輯割去了尾巴（幾句話），收不住，印到書上當然還得補上。望再提意見。

《阿左林小集》重印合適不合適？有什么意見？序文當然作廢，預備簡單改寫一篇。請寄回給我，自己想通讀一遍。

《西窗集》已在香港被翻印出版。這本書我自己很不滿意（錯排也非常突出），出版后我就開始了拆散、淘汰工作。現在香港這么出版，我管不著，也就隨它去。

我美國之行實際上已作罷。你什么時候來北京？

祝好。

之琳 五月二十四日

“一共發表了八十八首詩”并附括號內一句話……大概只改在寄四川的一份稿子上，《詩刊》發表的還沒有改”，查閱《詩刊》1980年第5期卞之琳的《〈戴望舒詩集〉序》，其中提到：“就大家所知，戴望舒生平總共發表了八十八首詩（確切說，是八十九首，他自己刪掉的第一本詩集里的一首短詩，看來還是不算吧）”4，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初版的《戴望舒詩集》時，改為“就大家所知，戴望舒生平總共定稿發表了九十二首詩”5。卞之琳提到的戴望舒“自己刪掉的第一本詩集里的一首短詩”，指的是《回了心兒吧》，《戴望舒詩集》在收入這首詩時注釋：“初版《我底記憶》，這首詩曾編入在《舊錦囊》里。后編《望舒草》及《望舒詩稿》，不知為什么把這首和以下幾首詩漏收。”6 “《北斗》上還有幾首”，指的是1931年10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1卷第2期詩欄發的戴望舒的《昨晚》和《野宴》。《野宴》在收入《戴望舒詩集》時列在“望舒詩稿”欄，《昨晚》列入“集外”欄。由此可以確定，這封信的寫作日期是1980年5月24日。

“全文結尾，被編輯割去了尾巴（幾句話），收不住，印到書上當然還得補上”，指的是：“然而十全十美總是不可得的，講究的結果往往卻適得其反。想挑選自己中意的作品（如果真有完全稱心的作品的話)，因而經常搖擺不定，難免使由此產生的自己舊作的不同集子和版本內容上有重疊，有反復，面貌上有出入，因而總起來看反顯得參差不齊，拖泥帶水。這，在我自己的場合，當然遠比望舒自編的幾本詩集，更為觸目。因此，促成這本詩集出版的年青一輩熱心人認為還是以全部收入為好，從中正可以充分看到戴望舒詩作的成長全程。我感到無法不同意。至于無論從積極方面或消極方面怎樣去得到教益，我們最好還是讓讀者自己去判斷。現在我們是可以相信讀者的鑒別力了。”7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1日，北京“華夏天禧·墨箋樓”舉行的“把心交給讀者—夏承燾、卞之琳、曹禺、嚴陣、魏巍等作家信札墨跡”專場，還有卞之琳給施蟄存的書信一通，照錄如下：

施蟄存同志：

五月二十六日信早收到，謝謝。《阿左林小集》還未接到，聽說馮亦代去廣州了，還沒有回來。

重印《阿左林小集》，我還決定不下來，想翻看一下再說。你說《小集》篇幅太少，我看到香港新近翻印的《西窗集》在不愉快里也起了另外的想法。這本雜湊集既收不回來，還在流傳，無法訂正（包括編輯給我亂排的詩行），可否自己清理一下，出一個修訂本。第一輯韻文部分全刪（原擬分出去另行處理）。第六輯《浪子回家》已經收入《浪子回家集》出版過，這里不要了。第五輯小說六篇，刪去太一般的（蒲寧一篇）和不重要的，留兩篇。福爾《亨利第三》和里爾克《旗手》，抗戰期間訂正出版過單行本，現在想連同《阿左林小集》全部重放進去。這樣我想把以前的零篇散文譯品一舉清理了事。我想再聽聽你的意見，同時請你告訴我一下江西出版社出這套書的計劃，以便我考慮究竟取哪一個方案比較合適。我很想在六月底前結束這些清理工作，進一步安排別的事情。

希望你們來京，能如期成行，我們可以見面暢談。

祝健。

之琳 六月九日

筆者在《漢語言文學研究》2017年第4期發表的《師陀佚簡八通釋讀》中提到：“為了保存一些新文學文獻，‘為新文學史研究者提供一個資料，為現代青年供應一種溫故知新的文學讀物’，施蟄存自1980年初就開始主持《百花洲文庫》，重版了端木蕻良的《江南風景》、劉北汜的《山谷》、張天翼的《二十一個及其他》、樓適夷編的《創作的經驗》、郁達夫的《屐痕處處》、王魯彥的《黃金》、蔣天佐的《海沫文談偶集》、孫望選輯的《戰前中國新詩選》、丁玲的《夜會》、黃藥眠的《淡紫色之夜》、白采的《歸來的瓷觀音》、周作人的《談龍集》，他除了向各位作家朋友約稿，為《邊城》、《雜拌兒》、《黃金》寫了重印題記。當然《百花洲文庫》并不限于新文學方面，還有古典文學、外國文學，出版了陳邇東、郭雋杰選注的《東坡小品》、曹旭校點、陳衍評選的《宋詩精華錄》、趙家璧譯的《月亮下去了》等，施蟄存就曾寫信向巴金約稿，想重印他翻譯的《屠格涅夫散文詩》”8，恰恰遺漏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的卞之琳編譯的《西窗集》，系“百花洲文庫”第一輯。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3月出版過卞之琳選譯的《西窗集》，系“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之一種。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3年5月出版過卞之琳譯述的《阿左林小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了卞之琳編譯的《西窗集》，他在《修訂版引言》中提到了商務印書館版的《西窗集》與國民圖書出版社版的《阿左林小集》的淵源：“這本集子所收的原是我在1930年和1934年之間的零星譯品。1934年，承鄭振鐸約為他所主編的一套叢書湊一個譯本，我就把自己的譯品（不包括文學評論的譯文）編理出一本小書，于當年十二月完成，取名《西窗集》。稿本交出后不久，我自己就抱憾于取材蕪雜，翻譯草率，因為無法收回，就開始悄悄準備拆臺工作；1936年書出版后，我發現排印上又增添了問題，特別是韻文部分被書店編輯擅改分行，更令人啼笑皆非，只得積極進行另起爐灶的工作。結果，集中最后一篇‘浪子回家’和我后來譯出的紀德另五篇‘解說’一起，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照原著原貌，于1937年出了單行本《浪子回家》，1947年重印，改名《浪子回家集（作為《西窗小書》之一）；阿索林部分另得了材料（羅大岡從法國寄來的一種法譯本，蕭乾的一位西班牙朋友寄贈的兩本原著，戴望舒借給的一種英譯本），加譯了一些（部分核對了英法譯文和西班牙原文，一篇承戴望舒用西班牙原文校訂），1937年擴充成《阿左林小集》，1943年在重慶出版。”9

卞之琳在《普魯斯特小說巨著的中譯名還需斟酌》一文中提到，《西窗集》“此集在七十年代末，還有香港的翻印版，不經我同意，未改正原版荒唐的錯排；緊接著經我自己大刀闊斧改編了交給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了修訂版（再略加修訂，于1984年出了第二版）。”10他在《西窗集》的《修訂版引言》中也提到，“新近香港又翻印了這個廢本行世。內地出版社本也曾建議重印它，我沒有答應。現在看來自己報廢也無用，我只能把書清理一番，躊躇再三后，決定拿出來印一個修訂版。”“大刀闊斧改編”，是指“清理措施是利用原先的一點拆臺工作而進行重建。韻文這一輯抽出去另行處理。短篇小說，刪去無大特色或與本集原作產生地域不相干的幾篇”11等等。最終《阿左林小集》未能重印，“《阿索林小集》（即《阿左林小集》—本文作者注）全部并入，成為主力”出版了修訂版的《西窗集》。當然需要說明的是，“《阿索林小集》全部并入”并不準確，經筆者查閱，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3年5月出版的卞之琳譯述的《阿左林小集》書前的《卷頭小識》并未收錄。

三

作為詩人的卞之琳在莎士比亞劇作的翻譯與研究方面的貢獻，很少被人關注。筆者在網上找到卞之琳自北京干面胡同東羅圈十一號2402室寄給上海戲劇學院張君川的書信一通，對于解讀卞之琳在莎士比亞劇作的翻譯與研究不無意義，因此先將這封信照錄如下：

君川兄：

去年到上海開會，承您和戲劇學院盛情接待，非常感激，回京后一直忙亂，連寫信道謝都沒有顧得來，實在抱歉！

今年一月底接莎士比亞研究會秘書處寄來會員登記表并囑交會費四元，因是小數目，還得上郵局匯寄，想托便人帶交，后來有事覆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裘小龍同志信，順便托他就近代為墊付，九月底他來北京開會，我才將現款交他，但是又忘記把已填就的一張登記表寄出和交他帶去了，今在信件中發現，只好附此麻煩轉交。當時還曾接到《莎士比亞研究》編輯部來信催稿，說要在二月十日前寄出，我又忙于趕工作和對付頭緒繁多的冗事，未能及時作覆，約在八月間又接通知，得悉第三期已經編就，將于明年提早出版，見目錄預告，內容豐富，十分欽佩，只可惜拙稿還未寫就趕交湊熱鬧，感到歉疚。

特別不可恕的是：三月間曾接尊函，催索拙稿《莎士比亞悲劇四種》譯者引言，因正趕譯完最后一大悲劇和校改全部已出版和未發表過的譯本，還未著手寫序文，無法履行去年早作出的諾言，又慚愧又過意不去，竟也遲遲未作覆，遷延至今，已超過半年，真不知怎樣道歉才好！您也上了年紀，想能原宥我這種疏懶。

現在我已經勉強把譯者引言寫出初稿，暫時擱一擱，重新統一核校一遍《悲劇四種》（二十多年前即已列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下月初旬統一校看完了，才修改序稿。我是理當也極愿給《莎士比亞研究》第三期的，無奈趕不上，現在此間中央戲劇學院莎士比亞研究中心要在明年第一季出莎士比亞專刊，今年十二月中旬編出，要我寫稿，我只好把這篇修改出交他們了，還得請您和《莎士比亞研究》編輯部多多原諒。其實我對過去自己的看法也已有許多不滿處，現在文思枯窘，只能在文中主要為自認還不無道理的一些觀點，略加闡釋和概括，沒有什么新意，也不值得占《莎士比亞研究》的寶貴篇幅。這不是客氣話，是實話，人老了，實在不中用了。您雖然不象我，還富有朝氣，卻當然會容易了解我的苦衷。我不象年輕人，不再盼能有多大成就，但求能盡一份心力，把工作告一段落而已。

明年上海莎士比亞紀念戲劇節什么時候舉行？但愿春暖后，身體和工作情況能容許我南下一睹盛況（今年我們外國文學所十一月中旬在杭州主持的七天會議，我已決定不參加了），屆時能和你把晤。

你說身體也欠佳，近來見好嗎？念念。在《莎士比亞研究》第三期目錄中還見有大文，可見筆健如昔，可喜可賀。愿您保重身體以便多作出貢獻！

之琳

十月三十日

再者：請告知莎士比亞研究會，我的工作單位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是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我的住址是：北京干面胡同東羅圈十一號2402室

1984年12月3—5日，旨在“團結全國從事莎士比亞研究、演出莎士比亞劇目的人員，開展學術討論，促進國際交流，借以推動我國戲劇理論和戲劇實踐的發展”12的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年會在上海戲劇學院召開，卞之琳參會并與上海戲劇學院的張君川等被選為副會長。

1984年10月，中央戲劇學院莎士比亞研究中心成立，“現在我已經勉強把譯者引言寫出初稿……現在此間中央戲劇學院莎士比亞研究中心要在明年第一季出莎士比亞專刊，今年十二月中旬編出，要我寫稿，我只好把這篇修改出交他們了”中的莎士比亞專刊指的當是1986年4月由該中心編的《莎士比亞研究集刊》第1輯，即《莎士比亞戲劇節專刊—紀念莎士比亞誕辰422周年》，其中收錄了卞之琳的兩篇文章，一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譯本引言》，一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譯本說明》。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會刊《莎士比亞研究》1983年3月創刊，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刊有曹禺的發刊詞，首篇即是卞之琳的《<哈姆雷特>的漢語翻譯及其改編電影的漢語配音》，第2期于1984年10月出版，第3期于1986年5月出版。卞之琳1985年9月24日寫完《莎士比亞悲劇四種》譯者引言，10月寫就譯本說明。由此可以推知，卞之琳給張君川的這封信的寫作日期是1985年10月30日。

“明年上海莎士比亞紀念戲劇節什么時候舉行？但愿春暖后，身體和工作情況能容許我南下一睹盛況”中的“莎士比亞紀念戲劇節”指的當是由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發起，上海戲劇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國話劇藝術聯合會、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聯合主辦的首屆中國莎士比亞戲劇節，該戲劇節于1986年4月10日至4月23日在北京和上海兩地同時舉行。

卞之琳在《文藝報》1986年第24期寫有《莎士比亞首先是莎士比亞—首屆中國莎士比亞戲劇節隨感》，他在開頭提到對莎士比亞戲劇節作了點評：“第一屆中國莎士比亞戲劇節在北京和上海同時開幕了又先后閉幕了。結束總又是開端——新的發軔。這次莎士比亞戲劇在中國兩地集中演出，盛況空前，當然不會絕后。演出既是五光十色的，也有光怪陸離處，隨之而來的議論也是眾說紛紜，總是可喜現象。其中自有創新的發展，這應是主要的；次要的，也不兔有標新的炫奇，不足為怪。”13根據《中國莎學簡史》可知，“北京、上海兩地共演出25臺莎劇（北京12臺、上海13臺），另有四個劇目展覽演出，規模空前。參演團體23個，參演人數1910人；公演87場，觀眾達85000人次（不包括展覽演出）”，“在演出的25臺劇目中，總共包括了16部莎劇，其中又悲劇6部，11臺；喜劇8部，12臺；傳奇劇1部，1臺；歷史劇1部，1臺”14，其中有一半在中國為首次演出，它們是上海戲劇學院演出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北京師范大學北國劇社、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雅典的泰門》，西安話劇院的《終成眷屬》，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陜西人民藝術劇院的《馴悍記》、江蘇省話劇院的《愛的徒勞》，中央實驗話劇院、武漢話劇院的《溫莎的風流娘兒們》，中國煤炭文工團話劇團的《仲夏夜之夢》，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的《理查三世》。的確如卞之琳所言，“這次莎士比亞戲劇在中國兩地集中演出，盛況空前”。卞之琳在文章的末尾又呼吁，“莎士比亞劇本自應有層出不窮的中文新譯本。規范化是值得提倡的，目前卻只有盡可能遷就合理的一部分‘約定俗成’，遠不能以朱生豪譯本或梁實秋譯本以至其他任何人(包括我自己的)少量譯本一統天下。譯本也可以多色多樣，齊頭并進：一可以應舞臺急需，出不同取舍和處理的演出本；二可以出完整而精益求精，相應符合原來韻味的散文譯本；三可以出相應保持原貌的‘素詩體’譯本，作為有較高要求的普通讀物、有較高要求的專門參考資料。”15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卞之琳譯的《莎士比亞悲劇四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12月出版了卞之琳的《莎士比亞悲劇論痕》。王佐良在《讀書》1990年第12期寫有《以詩譯詩 甘苦自知—評卞之琳〈莎士比亞悲劇論痕〉》，對卞之琳的莎士比亞翻譯與研究分析得最為透徹：一是著重分析了《莎士比亞悲劇論痕》，“詩人卞之琳的譯作《莎士比亞悲劇四種》出版于1988年，現在他的論文集《莎士比亞悲劇論痕》又問世了。后者可以看作前者的一個注腳。在通常情況下，文學名著的好譯本總比對名著本身的評釋更為重要。然而一個譯者對所譯作品的評釋卻又不同于一般的學術著作，至少他讀得更細心，對于作品中的曲折微妙之處更有研究，特別是對語言與內容的結合上更有體會。這個集子里共有文章九篇：三篇關于《哈姆雷特》，一篇論《奧瑟羅》，一篇論《里亞王》，以上是一個劇本的專論；一篇談莎士比亞戲劇創作的發展，是縱論；此外是悲劇四種的譯者引言、譯本說明和一篇1986年中國莎士比亞戲劇節隨感”16；二是對卞之琳的詩體翻譯作了高度評價：“詩體翻譯也做出了成績。這最后一點的成績中有孫大雨、方平、林同濟等位的貢獻，但是持續最久、收獲最大的卻數卞之琳。四大悲劇是莎士比亞的巔峰之作，現在我們中國有了它們的詩體譯本，這就標志著我們的莎劇翻譯登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卞譯當然不是沒有缺點的，我們還會有更新的譯本，究竟用什么樣的詩體來譯也會有新的試驗，但是后來者會慎重地研究卞之琳的譯本，而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會發現這個論文集子里的《<哈姆雷特>的漢語翻譯及其改編電影的漢語配音》和《〈莎士比亞悲劇四種〉譯本說明》兩文是不可不讀的，因為在那里這位詩人翻譯家寫下了他的經驗，他的甘苦，他傾注全部心血以赴的目標：以詩譯詩。”17

卞之琳是現代著名詩人、學者、翻譯家，一生與許多作家、學者都有書信往來，筆者期待《卞之琳書信集》早日問世，將是解讀卞之琳交游史的第一手文獻資料。

參考文獻：

1周良沛：《編后》，《戴望舒詩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167頁。

2 周良沛：《〈戴望舒詩集〉編后》，《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4期。

3卞之琳：《〈戴望舒詩集〉序》，《詩刊》1980年第5期。

4戴望舒：《戴望舒詩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8頁。

5戴望舒：《戴望舒詩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157頁。

6戴望舒：《戴望舒詩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8頁。

7宮立：《師陀佚簡八通釋讀》，《漢語言文學研究》2017年第4期。

9卞之琳：《西窗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1-2頁。

10卞之琳：《普魯斯特小說巨著的中譯名還需斟酌》，《中國翻譯》1988年第6期。

11卞之琳：《西窗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頁。

12朱雯、張君川主編：《莎士比亞辭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60頁。

13卞之琳：《莎士比亞首先是莎士比亞—首屆中國莎士比亞戲劇節隨感》，《文藝報》1986年第24期。

14 孟憲強：《中國莎學簡史》，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8月，第211頁。

15卞之琳：《莎士比亞悲劇論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12月版，第316頁。

16 王佐良：《以詩譯詩 甘苦自知—評卞之琳〈莎士比亞悲劇論痕〉》，《讀書》1990年第12期。

17王佐良：《以詩譯詩 甘苦自知—評卞之琳〈莎士比亞悲劇論痕〉》，《讀書》199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