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我國在初期采取了嚴格的管制措施防控疫情，全國經濟和文化活動受到限制。作為傳統文化領域的國內非遺實踐活動，因疫情導致春節廟會、元宵節燈會、清明節祭掃等節日文化活動取消。表演藝術以及傳統手工藝類的非遺傳承人和從業者因訂單和原材料獲取渠道的中斷，面臨困境。疫情倒逼民間手藝人作出思考和調整，由線下門店轉戰線上平臺，通過在線表演、錄制網課、互動授課、直播帶貨等方式，既開發了新的銷售渠道、增加了收入，又豐富了群眾疫情期間的精神文化生活。隨著疫情防控形勢逐漸好轉，網絡化非遺實踐呈現出符合數字化時代發展之需的特點，成本小，效果好，“李子柒現象”在全球的持續走紅，更加印證我國包含非遺在內的傳統文化海外傳播一定離不開數字媒介的精準輸出。今年圍繞“文化和自然遺產日”的非遺主題特色活動，也將首次以各大網絡平臺為主要傳播媒介，讓民眾深度領略非遺的傳統魅力。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本質上是動態的，具有適應和進化的能力。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這一特殊時期，非遺實踐本身還被賦予了緩解個人負面情緒、維護家庭和諧、增強社會凝聚力、弘揚傳統文化等多重意義和價值，承載著更多的文化價值語義和社會功能。

疫情期間人們更多的時間是待在家里，這也增加了在家庭中教授非遺的機會。諸如烹飪、傳統手工藝等文化傳統都被重新“點燃”。父母按照祖輩傳下來的食譜，同子女在家一起做傳統面食、面點，并在網上分享成果。學校也通過網課教授、鼓勵學生在家做皮影人物、剪紙等手工藝，非遺手工課對于居家學習的孩子們既是壓力調劑，又是技能補充，充分發揮了非遺的美育功能，使得優秀的非遺資源成功轉化為教育資源。

網絡平臺在抗擊疫情期間發揮了重要而獨特的作用，為非遺傳統知識、表達方式的傳承和傳播提供了新的途徑。北京東城擁有兔爺技法、內畫鼻煙壺、金馬派風箏技藝、邱氏花燈等傳統技藝，但非遺傳承人年齡跨度很大，他們都選擇通過自主學習和主播培訓的方式，把在線講解非遺文化知識、錄制非遺技藝網課、直播營銷等搬進了直播間。經過直播，銷路一下打開，手工藝品一下“秒光”，網評的反饋也非常及時。民間藝人們都感嘆于這種不同于線下靜態銷售模式的出奇效果，表示今后還要為年輕人和小朋友開發非遺制作手工材料包和國風文創產品、現代設計產品，還要將錄制的網課精心剪輯，作為今后“非遺進校園”的網絡教學視頻。而許多京劇、豫劇、黃梅戲等傳統戲曲表演藝術家則通過直播表演收獲了一大批粉絲，既傳播了傳統文化，又豐富了群眾特殊時期的精神文化生活。

雖然疫情至今，醫學界還沒有研發出有效的治療藥物，但非遺的許多元素正在被用以支持和加強公共衛生措施。例如，我國針灸、艾灸等傳統醫療手段在人們的隔離生活中發揮了養生調理、身心調解的輔助療效，全國公布的包含少數民族的137項國家級傳統醫藥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各地草藥傳統炮制技藝和制劑方法等，作為民間寶貴的抗疫資源正發揮著積極作用。

除此之外，“成都非遺推廣大使”李子柒也讓人們看到中國非遺文化造船出海的可能。她視頻里展現的中國文房四寶手藝、蜀繡技藝、木活字印刷術等傳統手工藝，代表的是中國傳統美學精神和古典生活方式，這是她在全球受歡迎、引起文化共鳴的重要原因。正如疫情期間意大利著名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一人在米蘭大教堂前吟唱福音歌曲引人流淚一樣，有感染力的文化一定是人們心之所向且有力度的，而李子柒所呈現的精神家園恰好契合了這一特點。

民俗學家瑪麗貝爾·阿爾瓦雷斯在《大流行病時代的民俗生活》中這樣形容特殊時期民俗學家以及民俗的重要性：“當災難或其他對日常生活造成重大破壞的情況發生時，醫務急救人員通常發揮著最關鍵的作用，人們通常不會聯想到民俗學家會作何反應。然而，在這種特殊時期還能‘有質量地生活’，民俗學家能夠貢獻一定的專業知識。正如伊朗人質危機期間綁在樹上的黃絲帶，柏林墻倒塌前的涂鴉，民俗學家可以敏銳察覺人類行為的微小變化，他們可以精確探知人類如何通過千奇百怪的方式和地點來尋找意義。”

盡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突出了緊急狀態下活態遺產的脆弱性，但同樣也可以為非遺提供復興或創造性的語境，迫使人們重拾對于被遺忘的以非遺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興趣，甚至對非遺塑造一種新的樣貌形態。

疫情期間，通過新聞媒體，我們了解到這一特殊時期人類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發生了許多不尋常的變化。原來很重要的會議好像也沒這么重要了，離婚率攀升，家庭教育舒適區被打破，以前必須的文化消費也不是這么必須了，工作、生活、理想的意義正被給予重新思考。在焦慮、同情、恐懼、無奈、憤怒等各種復雜情緒下，民俗學家給出了三個工具包，作為“智慧錦囊”，幫助人們將疫情期間的社交距離轉化為充滿好奇心和創造力的探索之旅，以平順度過這場危機。總結起來即：第一，關注事情本身。民俗學家和人類學家認為人類從日常活動中找尋意義的最簡單做法之一就是將原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我們在沒有質疑其邏輯背景的情形下接受了很多事物，我們所謂的“正常”生活并不注定如此，而是發揮了我們的主觀創造力。對于所做的每一件無意識的事情，我們應有機會重塑之前的慣性方式，以此在履行義務和處理各種關系中產生更多同理心和批判性思維。而疫情期間重新學習一門手藝、一個劇種，哪怕是太極拳、口技、圍棋、象棋、花毽等傳統體育游藝項目，都是對平時生活的突破和嘗新。第二，日常生活儀式化。出生禮、成人禮、葬禮、婚禮、生育禮等儀式是生活快照的“框架”，用來標記變化，幫助人類應對過渡。儀式的普遍功能是幫助我們注意對彼此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我們最關心的諸如愛情、家庭、信仰等。在隔離生活中，也應將普通的生活儀式化，早晨的咖啡、下午的散步可以成為現代生活簡化的儀式，儀式的意義幫助我們提高勞動的價值，始終為努力帶來希望。第三，建立連接點。任何一件事物都因與其背后的價值體系和文化背景的連接而產生意義。疫情期間，當我們將精力集中到自我獨特而個性化的小環境中時，這場危機卻正在以某種方式改變一切，改變每一個人，遠超病毒的影響。我們需要時間來預測準備或重新組織健康、財富、教育等日常生活的優先事項。

作為“社會調節和緩沖器”的非遺，在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我國的非遺實踐并沒有因為疫情而中斷或停滯，相反，民眾對于作為傳統文化的非遺的需要，迫使非遺在這樣一種緊急狀態的情勢下轉換了新的實踐形式，繼續在人們的生活中成為化解身體健康危機、精神文化危機的一種手段，持續為我們在建立社會連接、提供群體歸屬感和擺脫困境的身心慰藉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