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以來，維克多·雨果已經不在我們中間了?！边@是波德萊爾的《對幾位同代人的思考》的第一句話，他評價雨果，說他“屬于罕見的人物，這種人在文學界比在其他領域尤為罕見，他們從歲月中汲取新的力量，他們由于一種不斷重復的奇跡而越來越年輕、越來越強壯，直至墳墓”。大概就是受了這篇文章的影響，我刻意回避周遭，躲開寫作的朋輩，近來才意識到，維克多·雨果在“我們”中間也好，不在“我們”中間也好，本就與“我們”無關?？上б庾R到這一點太遲，讀過的同輩人的作品僅限于零星朋友的零星幾部，只能將自己在《天南》發表小說的那段經歷作為青年寫作的一種樣本來剖析。

我2019年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之前，別人介紹我總是很費勁，最后只得說“他是以前《天南》的作者?！辈⒎敲總€人都知道《天南》，場面常常尷尬，但我心頭是欣喜的。我很愿意打上了《天南》的標簽，盡管我跟它的交集只有兩年。

《天南》創刊是在2011年年初，那前后，短暫地興起過一陣獨立辦刊的風潮，我所知道的，有韓寒的《獨唱團》、安妮寶貝的《大方》、張悅然的《鯉》、郭敬明的《最小說》、楊黎的《橡皮》、春樹的《繆斯超市》，影響最大的可能是《獨唱團》和《大方》，都一前一后地折在了2010年年尾和2011年年初，明面上的原因是“以書代刊”，這既是多數獨立雜志在夾縫中的一道生存空間，也是它們的致命之處。《天南》避開了這一點，它借用了廣東官方的一本同名刊物的刊號，依托傳媒巨頭現代傳播來運作，無論是當時的媒體，還是主編歐寧，似乎都以為，它會走出一條不同的路，而且會走得更長遠?，F在看來，《天南》至少做到了第一點，而且只用了一期創刊號就做到了這點，只需掃一眼創刊號的封面，就可以發現它的異質所在，封面用的是一幅攝影作品——一個在恒河畔孤寂地行走的僧人，作者的名字按首字母排序，豎排羅列在了封面左側，有屢見于傳統文學期刊的阿乙、柏樺、李銳、徐則臣，也有剛出版《中國在梁莊》的梁鴻，他們用小說、用詩歌、用非虛構作品，甚至用行動共同呼應著當期的主題：亞細亞故鄉。而這個主題的背景是，亞洲各國知識分子正掀起的鄉建浪潮。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份雜志努力的方向——打破文學固有的界限。那擺在封面正中間的黃底黑字的刊名，就如同一則宣告：《Chutzpah!天南》。放肆，拽，無所顧忌。

《天南》的異質跟主編歐寧的個人趣味有關，他的主要身份是策展人，雜志的結構就如同一場展覽，由“入口”，到“特別策劃”，再到“自由組稿”以及“刊中刊”，最后是“出口”，除開文本，《天南》的延伸部分也是獨到的，比方第三期的“詩歌地理學”，隨雜志一同發布的，還有歐寧拍攝的一組20世紀80年代詩人的口述視頻。而我認識這份刊物也源于此。在那組視頻中，有一段是詩人鄭單衣站在香港的某處露臺上，講他80年代的經歷，講他大學畢業時，穿著一雙拖鞋去貴州，結果在那里一留就是十幾年，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巧的是，當時我正逢大三實習，托人開了份證明交到學校，然后坐火車去貴陽找正在電臺實習的朋友，我就是在他租住的屋子里看到了這段視頻，一段青春似若與另一段青春構建起了某種隱晦的聯系。我印象中，回到成都后，我就在寬窄巷子的報亭買到了這期雜志，但翻找書柜，卻如何都找不出這一期來，能找到的最早一本是第六期的“革命”，興許是掉了，興許當時只是在報亭前隨意翻了翻。

那會兒，我已經在寫小說了，寫了一部網絡小說，四千塊錢賣給了一家電子出版商，沒有署名權，去貴陽的旅費就是從這兒來的，也寫了幾個短篇小說，投給了前文提到的獨立出版物，也投給了傳統期刊，均無回音。知道《天南》后，我就開始在網上關注它的動態，但只是對心儀刊物的單純期待，既不敢也不想拿自己的小說去騷擾他們，最初看到第九期“方言之魅”的征稿啟事時，我仍是這心態，這則啟事給我提供了個靈感，我決定用方言去呈現已經構想好的一個地方故事，寫完后，我像之前一樣，群發給了我所能搜集到的所有投稿郵箱，當然，除了《天南》。這一次，不知何故，收到了好幾位編輯的回復，但都是，不予采用，每每看到這樣的回復，我都一邊猶豫要不要繼續寫下去，一邊幻想自己是不被人理解的天才。再次在微博上看到《天南》的征稿啟事，已是截稿日期將近時，我以為他們一定是沒找到合適的稿子，再加上那條微博的末尾提到了李劼人用四川方言寫的《死水微瀾》，我終于厚起臉皮，把小說發了過去。

小說投過去應該是在2012年的6月底，7月初，我就收到了回復，是當期的執行編輯沙湄發來的，她說，這篇小說得到了編輯部同仁的一致好評，他們非常欣賞它的語言和想象力，決定將它收入即將問世的方言文學專輯。當時我已經回了老家樂山，白天在地方電臺當播音員，晚上寫小說，那天晚上，我寫完小說，拿出手機，看到了一串未接電話，是北京打來的，便料到應該是某個編輯部，趕緊登陸久未查看的郵箱，然后便看到了這封郵件，彼時彼刻的狀態記憶猶新，內心是空的，就盯著那串文字，一支接一支地抽煙，直到一陣憤怒的敲門聲響起。

收到樣刊，大概是在2012年8月底，盡管買過好幾本《天南》，且在跟沙湄的郵件往復中，已無數次幻想過這期雜志會是什么樣，但真掂在手頭，它的精致仍是出乎意料的，再看到自己的名字跟駱以軍、五條人、野夫一并羅列在封面上，這讓我產生了一種已是大作家的錯覺。跟歐寧聯系上，正是在這時候。是他先打過來的，一連打了好幾通，我沒接，回到家，我用座機給他回撥了過去，他夸獎我，沒有尺度地夸獎我，提到了李劼人，還提到了另一些重要的作家的名字，我沒打斷他，只是聽著，他鼓勵我繼續方言文學的實驗，并且還跟我約稿，讓我今后的小說都在《天南》上發，最后又邀請我去北京，參加他們的發刊會，我聽到了，我父母也聽到了，我按了免提。

那場發刊會是在庫布里克辦的，叫“文學新血”，請了三個在《天南》發表過作品的年輕人去參加，除了我，還有寫詩的余幼幼和寫小說的孫一圣，我和幼幼同齡，都二十出頭，一圣比我倆大一些，也就二十五六，我們都太新了，我剛發表第一篇小說，幼幼剛出了第一本詩集，是那種廉價印刷品，一圣最靦腆，從頭到尾，恨不得一句話不說，相對而言，他其實是經驗最豐富的，參加過四次高考，在上海當過保安，后來又到北京當了圖書編輯，這是我后來才曉得的，當時并沒把他當回事，我們誰也不把誰當回事，以至于那場發刊會很快陷入僵局，最后只能讓幼幼念了幾首詩草草了事，倒也有個好處，我們在嶄新的時刻認識，結下的友誼也是锃亮通透的。那趟北京之行，我也第一次見到了歐寧，當時，我和幼幼坐在出租車上，透過車窗看到他，他戴著一頂草帽，穿了雙拖鞋，穿著懶懶散散，姿勢也懶懶散散，發現是我們，他笑了起來，后來，我看過他年少時的照片，只有那笑容幾十年未變。發刊會結束后，我們聚在一起吃了頓飯，在場的人，除了《天南》編輯部成員以及我們三個，還有柴春芽，柴春芽天生一副反骨，由他牽頭，我們把中國作家幾乎全批了一遍，歐寧說得少，倒是最后話題回到《天南》上，他的話多起來，原話我記不清了，大意是說，他希望把《天南》辦成中國的《紐約客》，培養一批固定的作者，形成一股制度外的文學力量。我當然曉得，他的野心絕不止于此。

此后的事，便順理成章了。因為歐寧的鼓勵，我開始了一系列的方言小說的探索，寫了一組川南小鎮的少年群像，又寫了一組地方上的奇事和艷事，其中，包括處女作《陰陽人甲乙卷》以及《如她》《牛象坤》都是在《天南》上發表，而且是接連的幾期，漸漸有傳統的文學期刊跟我聯系。那是2013年了，傳統期刊接連開始改版，《作品》推出了一個新欄目叫《浪潮1990》，那應該是第一個以90后為噱頭的欄目，第一期是我和李唐的作品，就我所知，這個欄目之后辦了很多年，有幾十上百個90后在上面初試啼聲，而包括《人民文學》在內的別的一些雜志，也紛紛開辟出類似的板塊，盡管有吃奶罵娘之嫌，但我還是想說，這純然是一種燒香拜佛的心態，既無主張也無格局，單單列上一堆名字，以求借這些名字也變得年輕，砸過稿費便心安，不但沒有幫到90后，反倒使90后落得個被“催熟”之嫌。彼時，傳統期刊在改變，《天南》也在改變，而《天南》的改變實屬無奈。那年夏天，歐寧帶著一幫朋友來樂山玩，我當向導，我們已經很熟了，我們聊文學，也聊文學之外的八卦和個人打算，那前后，現代傳播因為大環境的緣故，收益折損，結果之一便是《天南》由雙月刊改成季刊，我沒記錯的話，《天南》的辦公室已從北京搬到了上海，歐寧的跨界身份也使得他俗務繁多，他在擔任《天南》的同時，還在踐行著一場鄉建運動——碧山計劃，而上海離碧山更近，顯然，他正把工作重心轉移到那頭，《天南》?？沁t早的事。

果然，改為季刊后，《天南》只出了兩期，它氣數將盡時，我正攢了一身的力氣，試圖砸毀目力所及的一切東西。那陣子，我寫了個村莊，那里沒有歷史，沒有未來，太陽不再升起，這個小說分成兩部分，刊在了《天南》第十五期以及終刊上，如今回頭看，整部小說近乎胡言亂語，我寫了個屬于未來的詩人，他把作品刺在人身上，唯有所有的人皮拼湊到一起，方能見到作品的全貌，我借那個詩人之口說：21世紀的小說是雨果的反義詞，必須是福樓拜、屠格涅夫、左拉的反義詞，是托馬斯·曼的反義詞，是馬克·吐溫的反義詞，是D.H.勞倫斯的反義詞，是福克納和馬爾克斯的反義詞，是昆德拉和村上春樹的反義詞，必須是薩爾曼·拉什迪和赫塔·米勒的反義詞，是沈從文的反義詞，必須是魯迅的反義詞，是莫言、閻連科的反義詞，必須是高行健的反義詞，必須是蘇童的反義詞，必須是王安憶的反義詞，必須是張煒的反義詞。如果彼時彼刻，我知道自己后來會寫《苔》，我想，我會觍著臉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上去。我只顧著摧毀，并沒去想，21世紀的小說或者說新世代文學應該是什么樣？

《天南》的終刊或許給出了答案。那一期叫“鉆石一代”，取自道格拉斯·卡布蘭對1989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的命名，歐寧在前言里如此描述：有著多面的棱角，拼命吸收和折射著來自不同方向的光芒，在亟待打磨的粗糲外表下內含著赤子之心。這期雜志將世界各地的89后詩人、小說家和藝術家放到同一平面展現，開篇是墨西哥詩人大衛·梅薩的《致未來世代（宣言）》：

我將整首詩抄錄于此，正是想說，這便是對“新世代文學應該是什么樣？”的回答，不必去理會所謂“經典”的論調，亦不必去爭論誰是磐石誰是流沙，“新世代”必須始于“宣言”，必須始于“主張”，并由此去構筑，才會有可能性。

2014年年初，歐寧在微博上宣布了《天南》的停刊，他寫道：過去三年零十個月，《天南》共出十六期，第十六期推出世界各地的89后作家和詩人，作為終刊號，它把我們對文學的期許寄托于新生代的身上。終點處似乎蘊含著一段新的開始，只可惜，告別是準時的，而新的開始卻遲遲未到。五年過去了，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包括我，迅速借由舊秩序換代的契機，融入了進去，并力圖在其間，博得個好位子，做起雨果的夢，做起福克納的夢，做起莫言的夢，做起閻連科的夢。好在，仍有人堅持，好在，近兩年似乎又看到了些不一樣的苗頭，比方《花城》的“花城關注”，比方《小說界》，比方《思南》，我這個逃兵也暗暗期望，那苗頭真能生發出些什么來。

（周愷，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