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陳寅恪和故宮的恩恩怨怨之前，不妨先說一件法國大文豪盧梭的軼事。盧梭的文章寫得很漂亮，其思想更是深刻影響了世界，但他卻不善言辭。一次他經過一個小鎮時，受到一位市民十分粗魯的羞辱，并且引來很多人圍觀。他們毫無例外帶著幸災樂禍的心態看著盧梭受到羞辱，這和國人因喜歡圍觀而成為魯迅嘲諷的“看客”其實沒有區別。盧梭當時極為難堪，又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詞語反駁，只好逃之夭夭。更讓盧梭難過的是，當他想出足以反駁對方的話語時，他離開這個小鎮已經很遠了。

無獨有偶，對“看客”一直給予嚴厲批判的魯迅也有類似經歷，那是有一次他途經香港，結果遭到海關檢察人員的無理搜查，他隨身攜帶的書箱被翻得一塌糊涂。更令魯迅氣憤的是船上的茶房將這野蠻檢查歸咎于魯迅，說魯迅太瘦了，以至于海關懷疑魯迅是販鴉片的。魯迅對此也無可奈何，只有事后寫一篇雜文發發牢騷而已。

類似的事情，對于每個人來說，常有發生。民國時期，大歷史學家陳寅恪也在故宮博物院受到過一次“羞辱”。

那是1929年7月24日下午，陳寅恪和同事趙萬里去故宮博物院查閱有關史料，兩人均為故宮博物院的專門委員，且佩戴有故宮博物院的徽章，但卻在入口處遭到門衛的拒絕，盡管兩人一再聲明為專門委員，且報出了徽章的號數并拿出名片，門衛還是以可能是假冒為由拒絕讓他們入內，而且其言行十分粗魯，按照陳寅恪的說法就是“大聲呵止，形色獰惡”。最后甚至用力推搡陳寅恪，還把陳寅恪的徽章一下扯為兩段。幸好故宮博物院職員有認識陳寅恪者，趕快制止了門衛的行徑，此事才算結束。

憤怒不已的陳寅恪不但把撕毀的徽章和名片等交到故宮博物院秘書長那里，而且接連寫了兩封信，一封寫給故宮博物院，一封寫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求把那個門衛開除，同時要保證之后不再有同樣事情發生。不過據現有史料，無法確認那個行為粗魯的門衛是否被開除，陳寅恪之后還是去過故宮博物院，倒是沒有再受到門衛的刁難盤查了。

這就是一件典型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事件。而陳寅恪無論如何憤怒，也只有寫信要求處罰那個保安而已，至于最后是否被處罰，陳寅恪其實是無能為力的。也許有人會說，一個大教授又何必和一個門衛一般見識，但陳寅恪顯然認為他的人格尊嚴受到侮辱，他不能忍氣吞聲，必須有所反抗，盡管這反抗的方式還是很“書生氣”。

陳寅恪和故宮博物院的事情當然不止這一件。1932年，在日本侵占東三省后，北平也變得岌岌可危，因此傳言故宮博物院計劃將故宮文物南遷，為了獲得有關資金，可能要對文物進行抵押。對此社會上當然有各種意見，而陳寅恪等一些教授則表示反對，于是寫信登報申明他們的立場。1932年9月2日的《申報》上就有如下記載：“（北平）北大教授陳寅恪、顧頡剛、吳其昌等聯名致函中央各要人林蔣汪胡蔡于等，請勿遷移故宮古物，為祖宗留成績，為子孫爭光榮，保障古物完整，以息國人驚欵。”

陳寅恪等人認為，如果強行把故宮文物抵押然后南遷，肯定會對文物造成難以補救的損害，因此應該籌劃“遷移政策”之外的妥善方法，如“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韙而加以毀壞，若今日國家失地尚未收復，而民族文化先已自毀，恐孝子慈孫百世不能為諸公恕矣”。對于教授們的意見，有關當局倒是比較重視，立即派人赴故宮博物院調查。故宮博物院反應也很快，在9月7日即發表聲明登載于《申報》，其內容就是對陳寅恪等人的答復，大致有兩點，一是敘說他們保存古物之苦心，二是否認了所謂的遷移抵押說，最后信誓旦旦地表示：“總之，各界諸公其愛護古物、勖勉同人之意，敢不拜嘉。而事實所在，國譽所關，浮議之不可盡信，慮危之必宜沈思。則處此疑難之頃，尤同人所愿與君子共勉者耳。敢布區區，即希公鑒，諸維亮察為幸。”

其實，陳寅恪等人反對的并不是遷移，而是當時他對故宮一直以來在文物管理方面的措施不能令人滿意有關。他擔心如果因為遷移而把文物先行抵押的話，會產生大問題甚至文物有流失、損害之可能，所以才會有此反對意見。事后看來，盡管故宮方面聲稱這些流言是對他們有誤解，他們其實有難言之隱，而且故宮文物最后在全面抗戰爆發前還是不得不南遷，并在南遷途中文物確實也得到很好的保護，但是陳寅恪他們當時的意見還是有道理的，文物南遷之所以沒有受到損失，除了其他原因外，應該和陳寅恪等人之前的呼吁有一定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