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普希金是俄羅斯著名詩人和小說家，被譽為“俄羅斯文學之父”。他的作品集思想性和藝術性于一體，流傳至今成為不朽經典；他追求自由與進步，雖兩度被流放，依然初心不改；他從來沒有到過中國，卻對中國心往神馳，并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17—18世紀歐洲社會掀起了一股長達百年的“中國熱”，“中國制造”成為歐洲貴族追求的前沿時尚，“中國文化”成為哲學家思考的“上帝啟示”，“中國藝術”成為上層社會享受的高雅情調。這股熱潮在18世紀也傳入了俄羅斯，在其影響下，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皇村修建了“中國村”。中國村里陳設了大量來自中國的瓷器、陶器、玉器和山水畫等藝術珍品，而在建筑風格上也處處體現中國元素，小橋流水、亭臺樓閣等各種園林景觀隨處可見。

1799年，普希金出生在俄國貴族家庭，童年時期母親經常給他講述外曾祖父的傳奇故事，據普希金回憶：“彼得大帝駕崩以后，他（普希金外曾祖父）的命運改變了……被改授托博爾斯克駐軍少校，并被派往西伯利亞，安排他去測量中國的長城。”這使童年時期的普希金就知道了中國這個遙遠的國家。1811年，少年普希金來到皇村貴族子弟寄宿學校就讀，在此學習的6年時光中，耳濡目染，皇村中濃郁的中國風情使他對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向往，在他心目中形成了美好的中國印象。普希金從小跟隨法國家庭教師學習法語，那個時代的法國文壇對中國文化有很大熱情，從而使普希金讀到了比常人更多的中國元素，這讓他對中國有了更多的認識和更深的向往。

兒時的懵懂記憶加上身臨其境的生活和學習體驗，使得普希金對中國的興趣和喜愛日漸轉變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真情實感。1813年普希金寫下了其現存詩歌中最早的一首——《致娜塔利亞》，在給農奴女演員娜塔利亞的詩中，普希金有一句“懂禮的中國人”的描述，表達了他對中國人品格的贊美和形象的認同。

1817年普希金畢業后進入外交部工作，在此期間他被十二月黨人所感染，他的創作風格也開始由抒情變為對沙皇專制的抨擊和對農奴的同情以及對自由的歌頌。這導致了沙皇政府的不滿。1820年，普希金被流放到俄國南部任職，同年普希金創作完成長詩《魯斯蘭與柳德米拉》，詩中寫道：“五月的風給醉人的原野吹來一陣又一陣的涼爽，而在深邃昏暗的樹林中，黃鶯在晃動的枝頭歌唱。”在俄文原著中，普希金使用的是“中國夜鶯”一詞，全詩以大量的“中國畫面”來表達他的思鄉之情。

1825年，俄國新皇尼古拉一世登基，赦免了普希金。1826年，普希金得以回到莫斯科。如果說在青少年時代，普希金更多的是贊美中國，那么到了19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他便越來越渴望去看一看這個令他魂牽夢縈的國家。這段時間，普希金結識了俄國中國學和東方學的奠基人尼基塔·雅科夫列維奇·比丘林，作為傳教士，他曾在北京留居14年。比丘林為普希金講述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并贈送給他多部關于中國的著作和譯著。這使得普希金腦海中的中國畫面愈加生動清晰，他萌發了強烈的念頭——到中國去！1829年，普希金在一首無題詩中第一次表達了訪問中國的心聲：“我們走吧，無論上哪兒我都愿意，朋友們，隨便你們想要去什么地方，為了遠離驕傲的人兒，我都愿意奉陪，不管是到遙遠中國的長城邊上，也不管是去人聲鼎沸的巴黎市街……”

1830年，在得知他的朋友比丘林要再次跟隨俄國訪問團去往中國，普希金毫不猶豫地寫信給當時仍在監視他的沙皇警察頭子賓肯多夫，表達了他想訪問中國的迫切愿望。普希金說：“在下暫未成婚，亦未擔任公職，故欲去法國和意大利旅行。若此請不獲俯允，則請求允許在下隨同去中國之使團訪問中國。”很快賓肯多夫向普希金轉達了沙皇的旨意，拒絕了普希金的請求，并且再次將普希金流放到他父親的領地監視居住。

1837年2月8日，為了捍衛其貴族的尊嚴，普希金與法國軍官進行了人生中最后一次決斗而遭到槍擊。由此，俄國文壇耀眼的“太陽”帶著對中國的憧憬和遺憾永遠地沉落了。

盡管普希金到中國來的愿望始終沒有實現，但是他與中國的緣分卻并沒有中斷。20世紀的頭一年，普希金的名字就進入了中國，隨后他的第一部漢譯作品《上尉的女兒》于1903年在上海大宣書局出版，這成為俄國文學在中國傳播的起點。其后三四十年的時間里，普希金的著作相繼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對中國文人和中國文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