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歲的巴金離開四川成都，去南京和上海求學，不久之后他得了嚴重的肺病。這件事讓他很憂郁，他報考北京大學的夢想被阻斷了。

養病期間他讀了很多小說。“我并未學過文學，中文的修養也不高，唯一的長處是小說讀得多，古今中外作品能到手的就讀，讀了不完全忘記，腦子里裝了一大堆雜貨。”巴金說。這里的雜貨是指各種流派的作家和作品，他都喜歡，都在寫作中有所借鑒。他說：“我不是文學家，不屬于任何派別，所以我不受限制。唯其不是文學家，我就不受文學規律的限制。”

23歲他去法國留學。對于1920年代的作家來說，巴黎是個好地方，可以感受歷史和文化的法蘭西，接受雨果和盧梭等人的影響。在他去巴黎之前，海明威也去了那里，剛離開不久。

巴金在巴黎拉丁區的一個小公寓里，開始他第一部小說《滅亡》的寫作。“每晚上一面聽著圣母院鐘聲，一面在一本練習簿上寫一點類似小說的東西，這樣在三月里我就寫成了《滅亡》前四章。”巴金回憶說，“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梭、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

在青年巴金的寫作中，可以看到盧梭主張社會契約、反對不平等、提倡個性尊嚴和熱誠坦白等方面的影響。

而雨果注重自我的激情敘述的浪漫主義寫作、表現人物形象善惡美丑的辯證法，也影響了青年巴金的創作觀念。

那時，巴金認為左拉的小說就是對社會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左拉關于一個家族歷史的系列小說，對巴金傾向于創作連續的家庭小說，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在另一位老師羅曼·羅蘭那里，巴金學到了擺脫憂郁和死亡的陰影，以生命的力量征服一切，搏斗不息。

接近兩年的留學生活，是巴金生活中的一個轉折點。1928年底返回上海前，他在法國寫的中篇小說《滅亡》已在一份當時的權威《小說月報》上發表，這標志著他順利進入了文壇，回國以后用不著他自己到處投稿，就有雜志社編輯向他組稿了。

“我正是因為不善于講話，有感情表達不出來，才求助于紙筆，用小說的情景發泄自己的愛和恨，從讀者變成了作家。”巴金說，我寫作一不是為了謀生，二不是為了出名。我寫作是為了同敵人戰斗，“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努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寫來控訴、揭露、攻擊這些敵人的。”

青年巴金勤奮寫作，寫了大量小說。“在最初的20年間，我寫了后來編成十四卷《文集》的長篇、中篇、短篇小說。里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園》，有《寒夜》。”巴金說，“從1929年到1948年這20年中間，我寫得快，也寫得多。我覺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覺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筆為自己伸冤一樣。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絕望地亂搔頭發。我說我寫作如同在生活，又說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寫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說謊。”

真誠而不說謊，是巴金對自己寫作的要求之一。

勤奮而善良，也是他對寫作的一種要求。

他鼓勵自己說：我要寫，我要奮筆寫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

還有一次，他借用讀者之口說出了對作家們的要求：“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相互了解，你們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時送安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