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好的長詩足以承載社會和時代精神的重量與使命。我們都在用文藝講好中國故事，講故事的方式很多，從文體上來說，小說比散文、雜文更適合講故事。在我個人作為一個詩人的經驗里，長詩是比較適合用來講故事的。我所謂“講好故事”，乃是指在當代審美意緒上對故事的一種多方位的展示，乃至對故事的深度與廣度的需求之滿足。比如長詩的宏大的敘事架構、綿延不絕的抒情渲染、跌宕起伏的情節造勢、別具一格的語言方式，更在歷史性、時代性、引領性上有卓越表達，更靈活的虛實之間的轉化，更自由的時空轉換，更魔幻的造型體驗，更真實地接近生命本身的律動，可以更感性，也可以更理性。要滿足這類形形色色的要求，長詩是一個比較好的載體。

而且我認為，當代全球化語境里，民族之間的文化與意識的交匯、國與國之間體制文化的碰撞、民族內部在改革開放與傳統之間的矛盾等等，已然顯示一種更復雜的時代正向我們遞呈一種精神申請。相對于馬爾庫塞所說的那種“單向度的人”，這份申請的內容乃是要求我們的文學藝術既不過于單純地、僵化地、保守地沉湎傳統形式，也不過于變化而激進。基于這種需要，我們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才是恰當的，我想，運用長詩這一體式是比較適宜的。因為在這種形式里，要比小說與其他文體更加有利于靈活地在創作中間進行一種調度。我的意思是：講故事的傳統文體可能在表現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上面，已然有了一種不足。這是功能性的不足。我的這個說法，可能要與當下發展較為繁榮的散文詩進行另外一種比較。但在當下，我且說這個長詩的功用與時代精神之間的契合性。

長詩自古即有，縱觀世界上的長詩，從《荷馬史詩》，到但丁的《神曲》、艾略特的《荒原》等，以及我國歷史上的長詩，從《孔雀東南飛》到白居易的《長恨歌》、藏族藝人創作的《格薩爾王》等；到現代郭沫若的《鳳凰涅槃》、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的《漳河水》、田間的《趕車傳》、聞捷的《復仇的火餡》、郭小川的《望星空》、賀敬之的《雷鋒之歌》、李瑛的《我的中國》等等，還有李松儔、李發模、桂興華、唐德亮等的長詩作品，莫不帶有它們各自時代的印跡，不僅引領并影響了那個時代的詩歌創作和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那個時代的精神旗幟。

這一方面是由于長詩在每個時代中留存或被發現的并不多，甚至在每個民族中也存量頗微。這種稀缺性，導致長詩的引人矚目。但是除了稀缺性，長詩實際上是在面對某個故事、某個社會事件、某個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活動，包括戰爭、災難或社會重大改革等等時，在不得不訴諸更多的筆墨，不得不鄭重其事地記錄與描述并且訴諸藝術形式以便更加生動真實時，才產生的一種抒情或敘事。換言之，長詩所記錄或創作的必然是一種較為重要的引起較大反響的時代事件，而這種時代事件就其充分引起了人民的關注來說，它本身就是對某種時代精神的反映與說明。我們在此角度上來看，長詩以外的那些詩，至少是時代中更瑣碎的，當然，不能說短詩所呈現的遠在時代的核心之外。我只能認為，短詩固然是更量化的書寫場域，但它們更多地訴諸一般的生活與工作、一般的環境話語，而不是有顯著時代標識的書寫。

新時期以來，長詩創作呈現了量上的發展。從資料上看，有不少詩人出版了長詩。但遺憾的是，知道的人并不多。我本人自1976年以來，從寫白求恩的《高尚的人》開始，至今已出版了《靜靜的白樺林》《遵義詩筆記》《燭火之殤——李大釗詩傳》《跪你一千年——寫給文成公主的99首情詩》《蕭蕭班馬鳴——蕭軍詩傳》《落紅——蕭紅詩傳》等10余部敘事長詩。可以說，在長詩創作上有一些體會。

我以為我們的文藝要講好中國故事、表現中國夢、抒寫新時代，需要更多的長詩來參與。長詩責無旁貸，強調它的重要性，也是被這個時代本身的精神內容在不斷的充實的節奏與速度中所訴求與期待的。具體有以下理由：

一、詩歌難度創作的需求與創作元素的累積對長詩的期待。

新舊交叉的時代，是最能產生大詩人的時代。在當今時代，我們的詩人需追求一種難度書寫，因為單純的靈感型書寫，盡管不違背美學的意志，但我認為，網絡時代文學的抒情性已然被情感宣泄所干擾、混淆，單純的抒情性很容易在與宣泄性的話語對照時，被理解為一種過濾掉塵埃的詩意，而這種詩意實際上是過度簡單的，甚至本來是一種空洞的東西。這種東西很容易生產，對于我們詩歌的發展并無結構性的啟示，或至少是形式上的啟示，對于時代的主要精神也所涉甚少。我可以將這種簡單比喻為一條魚吐了幾個水泡，就像幾年前某件轟動網絡的詩歌事件所批評的那種詩歌。

這種太簡單的詩固然也能引人愉悅，產生美感，但是它有一個重要的缺陷：不喜歡將社會責任訴諸詩行，譬如小孩不喜歡背上沉重的責任，而只喜歡玩耍。中國正處于大變革時期，比任何時代都復雜、糾結、博弈、困惑。信息化把人們推向不可知的“深淵”。道路和主義糾纏、昨天和今天交叉、東方和西方較量，對和錯、美和丑、假和真、榮和辱混雜在一起，單一化的審美形態或已難以描繪出整個時代的能指范疇。正是這種復雜性、多向性、尖銳性，在當代對生命之美、人性之美、善良之美、理想之美，喚起一種重新鍛造的欲望，并使得文學之表達有了新的方法的探索任務。長詩是一種能夠將諸傳統體裁融入到其中的“涵量”較大的體式，因此，也是可望能夠將這些新時期涌現的元素與結構的新裂變，較精準與完整地吸收與消化的體式。

現實已具備了長詩的龐大元素庫。幾十年的博弈中已涌現出一大批像焦裕祿、鄧稼先、牛玉儒、楊建業、屠呦呦、楊利偉等英模人物；像三峽大壩、長江大橋、高鐵、航母導彈工程、登月工程等一大批國家工程，還有希望工程、扶貧攻堅戰、城鎮化發展、“一帶一路”構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都彰顯出惠及人類的大格局意識。一段歷史就是一曲長歌，一個楷模就是一面旗幟，一座豐碑就是一首蕩氣回腸、站立的長詩。以長詩抒寫這些歷史，將是新詩在一定程度上從時代邊緣回到時代話語中心的一種策略與任務。

二、文學本土性文化敘述的確認和挖掘需求對長詩的呼喚。

中國幾千年來形成的詩歌傳統美學，是本土性的惟一要素。本土性也包含地域性和民族性。藏族詩歌有禪性，蒙古族詩有雄渾之勁，陜北晉地詩有民歌之風，漢族及其他民族有田園性等等。因此，中國現實、中國經驗、中國故事，乃至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本土性”，形成了寫作的參照系，不容置疑。

我們的長詩，有它自身的氣場和審美趨向。這個氣場是中國型的，它的審美趨向必須是站在中國詩歌的基礎上，說中國話、寫中國詩。為中國詩史儲備更多的長詩，這在未來來看，既是民族精神財產的一個主軸層的顯現，也是文化考古的重要依據。基于此，又要求這種本土性的確認對象是更精細、更豐富、更準確真實的，這就需呼喚更多的詩人來參與這種國家與民族工程性的文化奠基，也就是進行長詩創作。

三、長詩本身的變革：在變中站穩腳跟，開拓與創新長詩的新形式的需求。

社會在變，讀者在變，語言習俗也在變，知識結構、審美向度，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詩不再扼守“瑯瑯上口”“婦孺皆宜”“有頭有尾”的舊約，詩人們破浪而行，向感悟時空突進、向語言極致突進、向文本自身突進，正創造著一種全新的“中國體”。

就長詩的傳統架構、語言修辭手法、意象意境的拓展，都有改進、跟進的可能。長詩是詩，并且仍然是濃縮了的結晶體。而不是循規蹈距地復述歷史，它不是用數字、年月鋪陳歷史，它是用詩人的智慧、語言的靈動、意境的神性再現歷史。它是暴風驟雨之后的寧靜眺望，它是一場戰爭結束后的清點和掩埋，它是劫難之后的祈禱和忠告。

對于西方的詩歌傳統，一味效仿是不行的。借鑒其精華為我所用，才是明智的選擇。讓本土性溶入血液，支撐主題、語言與意境。寫歷史沒有隔膜感、寫今天沒有陳舊感、寫情節沒有冗贅感，追求長詩的大氣、厚重、莊嚴、高妙，以及別具風范的全新品格，是我們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