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秋花》版樣、手稿和汪老的信

眼下，文壇大家汪曾祺3月5日百年誕辰紀念尚此起彼伏余熱未平，轉眼間5月16日汪老祭日又接踵而至。23年前，《北京晚報》率先刊發了汪曾祺突然離世的報道《驚別汪曾祺》，作為汪老的粉絲、責編，在伴隨汪老百年到來的這個祭日，追憶他多篇散文在“五色土”刊發背后的故事及作者與編者往來的點點滴滴，緬懷汪老——

前輩同事關照賜稿

不覺間，汪老過世已23年了，但坊間關于他的話題和報道比他生前還多。有報道稱，汪曾祺是現當代作品再版、版本最多的作家之一。正是他的平易近人，人間送小溫的人品和文品，滿足了當下讀者的審美和需求。再讀汪老寫給“五色土”的每篇作品，美好依舊，溫暖依舊。

23年前的5月16日，我的前同事，北京市文聯駕駛員段師傅送領導去汪老家吊唁并處理后事，當晚11時給我家打電話，告知汪老突然去世的噩耗，我連夜趕寫悼文《驚別汪曾祺》。

“5月16日中午，我給汪曾祺先生家打電話，本想告訴他，我們三天后（5月19日）見報的何建明寫的《他本<沙家浜>里的主角》，請他看看。因汪老寫過《沙家浜》劇本，或許有興趣。接電話的小阿姨小陳告訴我：‘爺爺住院了。’

我一口氣把小陳所知道的事情全問到了：食道瘤、大出血、住院5天了、在友誼醫院三樓。她還補充一句：你到三樓一問就知道是哪一個病房了。放下電話，我立即給一位在友誼醫院工作的朋友撥電話，請她幫忙問清病情和病房，準備第二天去探望。不料，晚上就傳來噩耗。”

汪老是我的前輩老同事。1950年就在《北京文學》的前身《北京文藝》《說說唱唱》當編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汪老在《北京文學》每期開有隨筆專欄，那時我分來不久，曾去他家取過稿件。1994年1月，《北京晚報》從8個版擴到16個版，順應當時的文學熱，“文學與社會”版應運而生。4月的一天，剛調至北京晚報的我去汪老家約稿并采訪，雖知他隨和沒架子，也事先做了不少功課，然幾年不見，難免有些忐忑。進門先以我們都熟悉的人和事打底，提起《北京文學》為他舉辦的作品研討會和“青年作者改稿班”的趣事，速溶了汪老對我的“夾生”感，提升了前輩同事的“責任”感——讓那次本有些怯怯的采訪變得隨意、親切，收獲倍增。

汪老談資豐厚，又剛與劉心武、李銳、柯靈夫婦從臺灣參加一個小說研討會回來，感慨良多。特別提到，研究他的評論家呂教授對他的作品幾乎全看過，“他評價我是一位‘軟心腸的好人’”。

汪老講述正酣突然話題一轉，“你的英文好不好？”我猝不及防，訕訕答道：“不好、不好。上學時把時間耽誤在看小說上了……”汪老說這次在臺灣的時間雖短，但他有兩點感受很深：一是臺灣作家、評論家的英文能力很強，引用時英語流利，對外國文學也能直接讀原文；另一點是，在他所接觸的作家、評論家、編輯、記者中，感覺到他們的古文、古詩詞底子很厚實，比如李昂、蔣勛，都很年輕，但卻能把《長恨歌》一背到底。這些內容，我都寫進了《汪曾祺 軟心腸的好人》一文。

汪曾祺一稿難求，但對我的工作給予了莫大的支持。不僅自己寄稿，還請時任《北京日報》編輯孫郁兩次帶稿給我。從1994年擴版到1997年他逝世，北京晚報刊出他的《抒情考古學》、《北京的秋花》、《濟公坐轎子》三篇散文，以及后來鐵凝寄來的汪老絕筆《鐵凝印象》。在汪老帶動下，“文學與社會”得到了全國不少名家的支持。

手稿因同頁附信而幸存

去年，讀書版的同事為做“文學七十年”的汪曾祺專題，向我了解他與《北京晚報》的交往。在一個辦公室從南樓搬到北樓，又從北樓搬回南樓，打包后一直未拆封的紙箱中，發現了汪老《北京的秋花》的手稿(見上圖)，最后一頁的底部有給我的信：“小趙：你關心我老伴的病，屢去探視，我沒有給過你稿子，極歉疚，茲寄奉短文，乞裁處。曾祺 中秋節。”

發現汪老的手稿和信讓我十分欣喜。雖然我已不記得手稿和信，但汪老文中建議北京多種一點桂花的情節我記憶猶新。原因是我及同事、好友都是過敏體質，每到春天都遭飛絮困擾。當時編發文章看到汪老的建議時就齊聲贊同。尤其有一年在杭州滿覺隴，體驗了一把滿街桂花的香氣襲人后，就一直盼著北京能飛香不飛絮。汪老寫到，“我建議北京多種一點桂花。桂花美陰，葉堅厚，入冬不凋，開花及香濃，干制可以做元宵餡、年糕。既有觀賞價值，也有經濟價值，何樂而不為呢？”

著實慶幸自己當年勤快才使手稿得以幸存——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發稿，大家還都是在原文上做編輯加工，然后填寫稿簽送審部主任，稿子通過后再送車間發排成鉛字。這篇手稿之所以能留下，定是因了這封信與稿子寫在同一頁紙上。當時沒復印機，我是將謄抄的稿子發排而珍藏了原稿。《北京的秋花》后被收入山東畫報社出版的汪曾祺著《人間草木》一書，在結尾處注明，載：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北京晚報》。

汪老信中所提我多次探望他老伴兒的病，是源于我們的“家屬之誼”。那是1995年年底的一天，我給汪老打電話，得知他老伴兒不慎摔倒住院。我說您啥時去醫院，我跟您一起去探望。汪老說下午就去。下午，我叫了出租車，同行的還有汪老的女兒。

那天，汪老給老伴兒做了菜和湯，后來在病房看到病號飯有紅燒魚塊，汪老就問我愛不愛吃魚，說有機會讓我見識見識他做的魚。

“聽說您原來也在新華社工作啊?新華社的食堂特別好，花樣兒多開飯時間還長……”我跟病床上的汪伯母找話題，說出家人的名字，汪伯母說不認識，社里人太多了。汪老笑著說我和他都是新華社的家屬。

第二年的中秋節前，我收到了汪老寄來的《北京的秋花》和那封寫在第13頁稿紙底端的信（見上圖）。隨汪老探視這件事后來在汪老子女寫的《老頭汪曾祺》一書中見到。汪老過世后，我收到簽有汪朗、汪明、汪朝三位子女名字的贈書。

無事忙 管閑事 送小溫

紅桃曾照秦時月，

黃菊重開陶令花。

大亂十年成一夢，

與君安坐吃擂茶。

舊日宿桃花源 寫供李紅一笑

一九九七年一月汪曾祺

汪老贈我這幅墨寶中的詩，作于十多年前他的湖南桃花源之行。汪老說擂茶是桃花源的特產，當地人把茶葉和花生、豆子、生姜、食鹽等放在缽里搗碎后用開水沖調了吃。

幾年后，我在一次出差的團餐中意外見到擂茶時，讓我比同桌人喜悅的不是它的味道，而是自己終于“脫盲”了。再后來在廣西、廣東都吃過，卻一直沒吃到桃花源的擂茶。今年疫情禁足，特別從網上訂購了桃花源的擂茶。此時此刻，擂茶斟滿，敬奉汪老：

您知道嗎，1997年春節前去給您拜年，見案頭摞著不少鐵凝著作，得知您正忙著為鐵凝文集寫序。我笑著說這可是件體力活兒呵。5月8日，您于臨終八天前完成的《鐵凝印象》，鐵凝老師后來寄給了我。《北京晚報》在您過世后一個月的6月16日刊出。鐵凝老師在給我的信中說，“剛才張鍥打長途電話來，說看見了今日晚報上汪老的文章，很感動。我告訴他是你編的”。

您知道嗎，5月28日，在八寶山送別您的長長隊列中，我把三個月前在您家中看到的情形告知從石家莊趕來的鐵凝老師，并約她寫篇悼文。鐵凝寫于6月16日的《汪老教我正確寫字》，在祭奠您過世三個月的8月15日《北京晚報》刊出。鐵凝說，“汪曾祺老對于中國文壇的意義，對于相當一批中青年作家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他留下了那么多那么好的小說、散文、戲劇。當我們今天思念這位老人時，是他那優美的人格魅力打動著我們。”

是的，您的人格魅力，同樣打動過《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的同仁和讀者。我曾在1997年4月9日《汪曾祺來電》一文中記錄了一個親歷故事——

1997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同事叫我接電話。

“喂，我是汪曾祺。”

“汪老。”我意外加驚喜。

“我托孫郁同志帶給你的稿子收到了沒有？”

當我問及您的近況時，您笑著說：“我是無事忙啊！最近，我管了一樁閑事，我看了3月7日《北京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叫《愛是一束花》，很感動。我推薦給林斤瀾、邵燕祥，我們每人寫了一篇文章。據說那是一篇自然來稿。” 并說“你找來看看”。

下午，孫郁將汪老的《濟公坐轎子》交我并告知，汪老的《花濺淚》，林斤瀾的《隔河看柳——<愛是一束花>讀后》；邵燕祥的《不止因為真情》都已到達他的手中。那天離《愛是一束花》見報僅僅五天的時間。您約好友一起“管閑事”，給不認識的業余作者的小文寫評論，溫暖作者、溫暖編者、溫暖讀者，更為文壇留下一段佳話。

您知道嗎，今年，全球遭遇了一場空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大劫難。此刻，您《北京的秋花》的情結又重現——

“我的生母得了肺病,怕‘過人’——傳染別人,獨自臥病,在一座偏房里,我們都叫那間小屋為‘小房’。

她不讓人去看她,我的保姆要抱我去讓她看看,她也不同意。因此我對我的母親毫無印象。她死后,這間‘小房’成了堆放她的嫁妝的儲藏室,成年鎖著……‘小房’外面有一個小天井,靠墻有一個秋葉形的小花壇,不知道是誰種了兩三棵秋海棠。花色蒼白,樣子很可憐。不論在哪里,我每看到秋海棠,總要想起我的母親 ——”

經歷了新冠肺炎傳染的兇險，當讀到肺病，怕“過人”，隔離自己，克制思念的母愛細節，真有種穿越的現實感。5月10日母親節那天，我把《北京的秋花》推薦給許多朋友。

擂茶斟滿，再稟汪老：今年五一您家鄉高郵的“汪曾祺紀念館已開館”了；您的粉絲從青少年到老年一天天擴容；網絡及朋友圈里各種讀書會交流，小說散文書畫分享，讓您的音容笑貌一直在線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