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978年，遭受癌癥折磨的蘇珊·桑塔格完成了《疾病的隱喻》，疾病的切膚體驗和日常遭際，讓她獲得了一種觀察角度，對文學傳統中的疾病話語予以審視和剖析。50年后的中國，一場浩漫的傳染疾病不期而至，而痛苦漫長的拉鋸仿佛一場正在上演的沉浸式悲喜劇，每個人都必須置身其中，不得不直面復雜的社會問題，品嘗幽微的人生況味。這賦予我們一種熱切，去重新審視不同階段的各種文學作品中的瘟疫表達，而來自現實生活的切身體驗也會給文學解讀帶入一種不同以往的角度。

毛姆

1919年8月，威廉·薩默塞特·毛姆開始了計劃已久的遠東之旅。他先是從利物浦出發到達美國與朋友匯合，隨后從美國的西海岸乘船前往香港。

到達中國內地時，已是1919年的秋冬。毛姆水陸并行，沿途歷經內陸的山城，寥落的農村，到訪了遠東最繁華的都市上海，充滿悠遠情調的皇城北京，最后他在充滿殖民風情的香港待了三個月。1920年4月，毛姆經日本、蘇伊士運河返回英國。

四個月的中國之旅，給毛姆帶來了強烈而持久的沖擊。他在行程中收集的中國素材，將在未來的四年中陸續成就為三部作品：一部散文體游記《在中國的屏風上》，一部劇本《蘇伊士之東》，和一篇長篇小說《面紗》。

其中小說《面紗》的醞釀時間最長，1924年才陸續開始在雜志上連載。1925年3月以書的形式出版。《面紗》一經出版就獲得了廣泛的關注，迅速躋身于暢銷書之列。盛名之下，煩惱也隨之而來，屢屢有人以書中情節前來碰瓷。原本書中的主人公并不是姓費恩，而是萊恩，但就剛巧有對與書中主人公重名的夫婦告毛姆誹謗，最后以作者答應修改名字并賠付250英鎊才得以息事寧人。不僅如此，由于書中與女主人公通奸的人物設定是香港助理布政司，結果香港政府也提出訴訟，要求作者更換故事地點。出版商緊急召回圖書，結果發現早已售空。

可見，無論是當時，還是將近一個世紀后的今天，毛姆的小說都堪稱世界級的暢銷書。但于此同時，對于毛姆小說藝術價值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止。其中一個最有名的評價便是“二流作家中的最前列”。自然，是否“最前列”根本無足輕重，“二流作家”四個字已足夠誅心。

毛姆究竟是一流大師還是二流作家，并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作為“瘟疫的隱喻”系列書評，我們仍將聚焦于《面紗》這部小說中的瘟疫表達。但是毛姆的寫作技巧依然可以作為我們討論的起點，它部分地解釋了為何毛姆被評論者目為二流作家，同時這種穩定、老套、一目了然的文風與毛姆作品中所包含的不穩定的精神內核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反差。

一目了然的毛姆

《面紗》描述了一對怨偶的故事。女主人公凱蒂的設定是一個漂亮、輕佻、頭腦空虛的女孩，從小就被母親教育要嫁一個金龜婿，卻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為了避免因婚姻不順而被母親和妹妹瞧不起，凱蒂沖動之下嫁給了寡言少語、害羞內斂的細菌學家瓦爾特·費恩，并隨他來到了香港。

凱蒂很快就發現，這樁草率的婚姻是個錯誤。瓦爾特是個典型的悶葫蘆，既不英俊也不風趣，既沒有社會地位，也沒有社交興趣。總之，瓦爾特幾乎就是凱蒂理想丈夫的反面。為了尋找一種補償，她成為了高大、帥氣、仕途光明的查理·唐生的秘密情人。

小說的前三分之一，就以凱蒂與查理·唐生的偷情啟幕，結束于凱蒂與瓦爾特的攤牌。小說的一開始頗有幾分修羅場的設定，凱蒂與情夫在自家臥室偷情，結果發現房門的把手竟在轉動。這個人是誰？是不是瓦爾特？作者一面讓凱蒂飽受煎熬，一面將上文所說的故事背景向讀者和盤托出。

讀毛姆的小說總是給人一種腳踏實地的感覺。他的全知敘事幾乎可說是誠實到知無不言，我們根本不必擔心遭受“零度敘事”、“不可靠的敘事者”之類的小說技法的折磨。相反，毛姆事無巨細一手操辦了編劇、導演、燈光、道具、音響師等一系列工作，就是為了讓讀者能夠毫無阻礙地走進人物內心。

以下這段是偷情事發后，凱蒂與瓦爾特的第一次見面。凱蒂在看到瓦爾特第一眼時，就知道自己和情人已經暴露，但瓦爾特并沒有說破，于是兩個人裝作若無其事地看書讀報：

“他們不聲不響地坐了一個小時。她不再裝著讀了，把小說撂到腿上，凝視著書頁上空白的地方。這個時候她不想弄出一點響動。他還是紋絲不動，擺著舒舒服服的姿勢，瞪大眼睛盯住插畫看個沒完。然而，貌似平靜中似乎潛藏著危險。凱蒂覺得他就像一只蓄勢待發的猛獸。”

作者無處不在的悉心指點讓讀者們非常清楚，這對夫妻在裝模作樣，而且他們倆誰都不好過。他們假裝對不自然視而不見，就像他們處理自己不自然的婚姻關系。現在，凱蒂已經沉不住氣了。而瓦爾特是暫時占據上風的那一個，但他顯然在努力壓抑憤怒，同時在不動聲色中醞釀報復。主人公們的小小心思在讀者面前一目了然。

對人物了如指掌固然方便，卻也不免覺得毛姆的幫忙有點用力過猛。首先，凱蒂本就不是一個聰慧、高明的女子，但在毛姆的安排下，她變得敏銳、老練，以至于絕不會錯讀丈夫的情緒波動；而以瓦爾特明察秋毫的才智，居然多年來對妻子的外遇一無所知。其次，這一個場景中，緊張得快要昏過去的女主人公忍受著巨大的恐懼等待丈夫的審問；而隱藏怒火的丈夫盯著一頁插畫整整一個小時。為了突顯兩人的沖突和膠著，毛姆顯然將這一戲劇性的時刻做了漫畫式的放大，只是瓦爾特這頭“猛獸”的“蓄勢待發”在長達一個小時的等待中，變得不切實際。

顯然，毛姆小說的風格技巧并不突出。他的人物缺乏屬于自己的聲音，人物的思想、語言，都統一經過毛姆的口徑裁剪輸出，且只服務于一個明確的目標：清晰、沒有歧義的完成敘事。這一特征使得毛姆的小說總不那么精致，甚至被許多的評論者目為二流之屬。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就是毛姆本人對語言之間的不確定性、人際交往之間的微妙拉鋸并不感興趣，他的興趣被一種更為戲劇化的、更宏大的東西所吸引——世界觀的不確定性，人生的不確定性。

瘟疫的懲罰

瓦爾特給了凱蒂兩個選擇，選項一：只要唐生愿意與自己的妻子離婚并與凱蒂結婚，他就愿意給凱蒂自由；否則，凱蒂不得不接受選項二：隨他去一個瘟疫肆虐的內陸小城——湄潭府工作，在那里瘟疫正像園丁挖掘土豆一樣把人們的生命一個個地帶走。

毛姆在小說的前言中提到，小說靈感之一來自于但丁《神曲·煉獄篇》中的一個故事：皮婭是錫耶納的一位貴婦，她的丈夫懷疑她紅杏出墻，但懾于她家族的背景，不敢動手置她于死地，就把她投入了位于馬雷馬的城堡，以期讓她在城堡里的有毒蒸汽中死去。

我們不難發現，在這兩個故事中，瘟疫起到了的一個共同的作用，那就是懲戒。皮婭的丈夫和瓦爾特都企圖通過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去懲罰、訓誡犯有通奸罪的妻子。而且一開始，他們都篤定的認為，上帝的審判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

然而，我們稍加閱讀就會發現，瓦爾特與皮婭的丈夫有著本質的區別。傳統的法律、宗教、道德上對通奸行為的指控在《面紗》中其實并不重要。瓦爾特和凱蒂兩人的爭論似乎常常跳脫于宗教倫理和世俗道德之外，他們斤斤計較的是愛與被愛，討伐的焦點是世界觀、價值觀的膚淺與高下。瓦爾特之所以篤定而冷血地認定凱蒂應該去疫區送死，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認為自己占據著價值觀的高地，同時對凱蒂、唐生所代表的價值觀念深惡痛絕，認為他們腐朽、庸俗、無藥可救。瓦爾特以為瘟疫肆虐的東方異鄉，生活的粗糲、無常、恐怖的真相，終將把凱蒂的虛榮、浮夸、勢利蕩滌干凈。

從某種意義上，凱蒂重復著自己母親的道路。凱蒂與母親一樣，嫁給了一個與自己從性格到價值觀上完全不同的男性。凱蒂的母親靠給丈夫不斷施壓、靠培養女兒高嫁，讓自己進入上流階層，同時在家庭權力的爭奪中把持著主流價值觀的地位。在這一點上，年輕的凱蒂顯然幼稚得多，她并不選擇（或根本無力）改變瓦爾特，她保持自身價值觀的方式是去擁有一個符合價值理想的男性。

凱蒂一定程度上顛倒了因果，她將母親教給她用以進入上流社會手段——調情，當作了上流社會的生活本身，將上流社會用于自我包裝的附庸風雅當作了高尚的精神食糧。因此，瓦爾特給凱蒂的第一個選擇——與唐生結婚，最終證明這只能是一場無情嘲諷——唐生根本無意卷入一場桃色丑聞。凱蒂與唐生的露水情緣中不可能具有超越性的力量，就像一個人無法拎著自己的頭發讓自己離開地面，凱蒂也不可能從一種對生活的戲仿中生出真正的精神力量，在對物質、虛榮的追求中生長出的愛，并不能帶她脫離物質與虛榮的泥沼。

瓦爾特為何會死

在許多評論和影視改編中，人們普遍認為是瓦爾特對于疫區災民的英勇救治震撼了凱蒂，讓她轉而將視野投向外部世界，從而尋求自身的真正價值。但小說通過一位中立人物韋丁頓來提醒讀者，瓦爾特選擇來到瘟疫肆虐的湄潭府不是出于對人類的博愛，不是出于對瀕死的中國人的同情，也不是研究他的細菌。那么他到底因為什么來這到這里？

我們不是毛姆，恐怕很難復原瓦爾特來到疫區的全部初衷。我們唯一知道的是，他是想讓凱蒂死于瘟疫，但這同時也帶有一種自毀的傾向。前者是在懲罰凱蒂不可救藥的價值觀，后者則是懲罰自己曾經無理性地為了愛凱蒂而作出的自我貶低和價值讓步。

可為什么當凱蒂適應了疫區生活，逐漸尋找到個人價值時，瓦爾特的狀態卻發生了反轉？他不但對自己的存在與未來猶豫茫然，還一手策劃了自己的死亡？為什么毛姆要安排好人瓦爾特死于瘟疫？

在一開始的瓦爾特看來，瘟疫不過是對墮落者的懲罰，然而他畢竟不是降下天罰的神祗，也無法置身于瘟疫之外。最終摧枯拉朽的一場瘟疫將生命的荒誕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展示出來。它動搖的是所有既有的價值和秩序，無論是凱蒂的還是瓦爾特的。

秩序的崩塌給凱蒂以機會去思考生存的本質。小說描寫凱蒂在一次外出時，第一次見到一具死于瘟疫的尸體，之后她在生活中還會不斷地回想起這個倒在墻邊死去的乞丐。他兩腿挺直，胳膊向頭頂的方向伸著，好像到死都在乞討某種東西，在生命無常終結之后仍能保持靈魂的安寧。于是，乞求靈魂的安寧成為了一句不斷回響的魔咒，如果生命荒誕而隨機，生命轉瞬而逝，那什么是生活中最有價值的東西？選擇怎樣過一生才能讓人在死之前獲得無悔和安寧？

凱蒂以為她的救贖是博愛與寬容，于是她來到法國修道院與修女們一起救助孤兒。但修道院長卻告訴她，她所要尋找的安寧，“在工作中是找不到的，它也不在歡樂中，也不在這個世界上或者這所修道院中，它僅僅存在于人的靈魂里”。這樣的勸解同樣適用于瓦爾特，他的英勇奉獻和無私救治同樣無法讓他躁動的靈魂獲得安寧。就在他堅持以裁判者的姿態單方面判處凱蒂死刑之時，他就已經失去了靈魂安寧的可能。就像他一開始就不可能在對凱蒂的卑微妥協中收獲愛情，他也不可能在對另一種生活的聲討中，獲得真正的自由。

毛姆的有趣之處就在此逐漸顯現出來。一直到瓦爾特的死，我們才知道原來瓦爾特所篤信的道德價值，從來不是絕對的真理，上帝的審判也從未出手，甚至從未站在瓦爾特這一邊。凱蒂的世界觀固然庸俗膚淺，但強硬自信如瓦爾特，在荒唐、無常的世事面前甚至更加脆弱。

如果說毛姆的敘事準確、清晰，從不使人迷惑，那毛姆用故事編織出的世界就要復雜得多。他讓主人公（和讀者）自以為走向一覽無余的坦途，卻轉眼在下一個路口顛覆人們既往的認知。凱蒂篤定地認為唐生愛她，但她失敗了；瓦爾特篤定地認為，庸俗的凱蒂會被瘟疫摧毀，但是凱蒂活了下來，還活得很好。回到香港的凱蒂以為自己新生了，卻仍然不可遏制地被查理·唐生所誘惑；當讀者以為瓦爾特的死是一種沉淪，但它實際卻是另一種形式的自由，無論是對凱蒂還是瓦爾特。這一系列永不停息的變數正是毛姆的吸引人之處。

在毛姆的文學作品中，故事的作用不是怡情，不是審美，而是載道。他希望人不要固守在自己的局限中，他要讓他筆下的人物堅定地沿著自己的大道走下去，即便那是再不可思議的道路，即使是再迷茫的前程。毛姆的教義始終想告訴我們，一個人靈魂的完善，不是通過行善，不是通過犧牲，甚至不是通過愛；一個人的真正出路或許只有通過不斷的行走，在坎坷、無常和試錯中不斷認識自己，不斷向前摸索。在毛姆這里，主人公沒有救世的包袱，他們所擁有的不是救世的道德，而是生命的道德。只要人不消亡，他就注定要走下去，因為他的生命之道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