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國文藝評論》雜志所刊約萬字理論評論文章第三部分

如果把時代看作一場大考，文藝有沒有交出以及交出怎樣的答卷，是文學史和藝術史要描述的內容，也是文藝理論要研究的課題。這是一個大問題，可以分解成若干子問題。比如，文藝的功能是什么？時代是不是一場大考？怎么準確提煉時代精神？文藝和時代是什么關系？文藝要不要及時反映時代？怎么評判文藝對時代的藝術表達？每一個子問題都不小，也復雜，其中，文藝的功能是本源性問題。

時代的文學書寫要及時且有效

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書寫便沒有歷史。我們對于歷史的認知，有兩個重要來源，一是史料文字，二是文學文字。前者構成歷史認知的框架和骨骼，后者構成框架和骨骼下的血肉和細節。一個優秀的作家，一定是時代認真的觀察者和準確的書寫者，會在歷史的大框架下展開對現實的想象和構建。人類社會經歷的苦難、進步和勇氣，都應該收進作家的視野。但事實上，我們能看到，作家能寫出來，以后能流傳后世者，萬無其一。這是為什么？不是作家不努力，寫作是極其復雜的精神活動。從素材到文本，需要消化，需要重建，還需要機緣，這就需要我們有耐心，要給文學以時間。

阿列克謝耶維奇2012年出版的非虛構文本《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是關于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件一線證人的筆錄。汶川大地震十年后，阿來的長篇小說《云中記》問世，成為“災難和救贖”的見證。《云中記》是一首抒情長詩，也是一部精神信史，寫出了人類面對自然災難的體認和精神自救。《云中記》寫作的啟發至少有三。第一，對歷史和現實重大事件的書寫，藝術表現力永遠是第一位，藝術表現方式完全可以多樣化。《云中記》沒有采用傳統的現實主義寫法，甚至也不是現實主義風格作品，它具有濃厚的表現主義色彩，更像一部心靈史，屬于現代派的陣營。但它可信，有感染力，令人震撼，有效地打開了關于災后重建的認識路徑。藝術超越了現實，是有創造性的藝術表現。第二，建立在對人和現實的關系基礎上的詩性乃至神性的書寫，徹底征服了讀者。這種書寫飽含文化體認。文化體認，考驗作家的哲學思想力和歷史認知力。小說具有鮮亮的單純。故事簡單，人物少，但凝結在主要人物身上的詩性和神性是光點，照進了讀者的心靈。第三，未經思考的經驗不是經驗，未經想象的經驗不是文學。小說捍衛的經驗是具有想象力和審美價值的經驗。未經思考和想象，用平庸的形式匆忙表達，是對珍貴的時代經驗的浪費。寫出療治人心、見證時代的作品，文學的功能和藝術的審美才會同步，才能向經典靠近。

關于時代的文學書寫，要及時，更要有效表達。所以只有處理好以下兩個問題，才可能產生有效表達。

01

歷史觀和辯證法。這兩者都是思想方式，是認知和理解時代的前提。歷史觀和歷史思維需要自覺訓練。歷史觀是長線，是大局觀。大局意識決定現實態度。文學不僅要告訴讀者你看到的世界的樣子，還要告訴讀者許多人看到的世界的樣子。歷史觀決定作品能走多遠。每個具體的創作主體都有具體的文化背景，即成長背景。超越個體的成長局限，超越經驗局限，建立歷史思維和整體觀，會把個體的文化景深拉長，廣角加大。對于文學創作來說，現實不只是一堆素材，而是認識世界的起點和依據。把人和事放在歷史的維度下觀察，格局和視野才能得到拓展，重點和本質才能顯山露水。通過認識歷史發展規律，也就會理解紛繁復雜的現實本身。當代文學界“40后”和“50后”的共同點是具有歷史思維和歷史經驗，這也使他們的作品識別性較高。而“80后”和“90后”的普遍特點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知識面寬，網絡文學寫作表現出的知識量可證。但現實經驗匱乏，歷史思維欠缺，這些都成為新青年寫作的短板。

建立歷史思維，強調觀察事物要有歷史底色。講究辯證思維，強調觀察事物要全面而不是片面，要本質而不是表象。要善于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把握現象和本質的關系，關鍵是建立整體觀和總體觀，包括對時間的整體觀和空間的總體意識。在此基礎上，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要看清歷史發展的大勢，要及時記錄時代現實的大事、要事、大轉折和大變化，透過紛繁復雜的表象把握主流和核心，把握真實趨勢。每一個寫作者都是歷史中的人，時代中的人，都對時代負有責任。這也是我們今天反復提作家柳青的原因。《創業史》從文本的角度來看并不是無可挑剔的，從文學性的角度來說也不是同時期最好的，但它的認識價值獨一無二、出類拔萃。柳青以一個記者對于歷史變化的敏感，以一個作家對于文字記錄的責任，抓住了陜西農村和農民的這個局部，提煉出普遍存在的農村和農民問題，用鮮活的形象、文學的語言寫出來，并傳播開來。對當時的農業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學深度介入社會生活，是柳青和《創業史》為文學帶來的光榮。現實主義創作在這方面的經驗比較突出，陜西作家繼承柳青傳統，從陳忠實的《白鹿原》，到賈平凹的《廢都》、陳彥的《裝臺》，雖側重不同，但對于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歷史都有新的發現。包括以劉醒龍、談歌、何申、關仁山為代表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現實主義沖擊波”，高呼“文學干預生活”。文學能否干預生活，取決于文學自身。文學能傳時代之聲，能領時代之先，才能在時代生活中擁有話語權。

文學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培根固本，才有“正能量”一說。“正能量”也體現了文學的宣泄、療治功能。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和西方基督教中的奉獻犧牲，都是人性中尊貴的一面，具有較大的感染力和共情力，引人向往。優秀的作品，在寫時代和生活重重矛盾的同時，一定會寫出人性中的光亮，哪怕是微弱的光點。列夫?托爾斯泰被譽為19世紀世界文壇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基于其作品中的積極力量。深受俄蘇文學影響的作家梁曉聲，2018年出版的《人世間》可以說是一部向列夫?托爾斯泰致敬的作品。這部長篇小說也是現實主義創作的重要收獲。關于東北老工業基地半個多歷史時期平民生活經驗的宏闊記錄細致可信，小說對于平民子弟形象的塑造，既清晰透徹地寫出人性的層次和矛盾，更飽含深情地寫出時光機里人性的尊嚴和堅持，寫出人類文明的底氣和社會發展的意義。發展和奮斗，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的時代精神。周秉義的勇氣和大義，周秉昆的堅韌和仁善，都是這幾十年的人世間發生的真相和真理，由此寫出愛和正義的動人價值。周秉義和周秉昆這兩個人物，是《人世間》對當代文學的貢獻。

02

想象力和表達力。這兩者都是藝術和技術方式，特別重要。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這句話講的道理對于寫作永遠不過時。文藝創作進入公眾視野的同時，產生了公共性。公共性是文藝的重要屬性。公共性的產生，表現為傳播力，有賴于文學性。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時期里，報刊網絡上各種形態的文藝創作開始活躍起來。正如奧斯維辛之后要不要寫詩——一個曾經看似歷史的紙面上的問題，在這個節骨眼上成為現實。大家都在議論，不少是激憤和情緒化的表達。其實這個時候，包括文學界在內的文藝界，需要激情投入，也需要理性和理論的探討。

這是一場時代的大考，所有紙面上的理論研究，歸根結底要有還原到現實生活層面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在公共災難面前，公共藝術能夠形成一種團結力量——為亡者及消逝的祈福和緬懷；對生者的激勵和寬慰，公民災難意識的集體覺醒，公共意識內在與外在的社會和文化價值都不容忽視。”文章合為時而著，文學是時代和生活的鏡子，也是時代和生活的推進器。從歷史書寫、凝聚力量的角度來說，我們鼓勵同代人的記錄，“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同代人的書寫相對可信。從文藝的功能來說，提倡及時和在場寫作。但這個“及時”和“在場”，站在歷史的角度指“同時代”或“同一時期”，而不一定是“同一時刻”。面對時代，面對具體的時代，從記錄時代精神刻度的角度，文學創作有內在規律，不追求急就章。快和慢是創作的相對時效，與品質不是絕對掛鉤的，與個體的消化、積累有關，也與文體有關。比如以抒情見長的詩歌和以及時記錄見長的報告文學，面對突發性事件，反應通常比小說要快，這是文體特點。汶川大地震期間，產生了大量的詩歌、散文和報告文學，其中不乏好作品，這對于及時記錄信息、溝通療治十分必要。

“災難頻發引起的生存反思及預警威脅，災后受傷心靈的撫慰和家園的重建、災難中的溫情守望和人道弘揚、為共同的災難記憶的悲憫嘆息，種種情緒都是災難中沖撞出來的創作靈感。藝術家在靈感的閃現間探尋一個公共問題和審美價值之間的黃金比例。”這個黃金比例，關系到我們的書寫是否匹配正在發生的重大災難。時代精神和文學表達有時間差，是技術問題。時代精神和文學表達有緯度差，是認知問題。文藝是人類自覺的精神創造，以人為原點，從人和文藝的關系起步，歷史地科學地客觀地探討文藝的形態和功能十分必要。對于這些問題的認知，形成了一個人的文藝觀。特別贊成查爾斯?艾略特?諾頓在《捍衛想象》中表達的觀點，他認為，在今日新學術的旋風中，文學研究要研究通識教育的價值。通識教育包括歷史教育、哲學教育、審美教育，等等。審美教育，也是一種感受力和想象力的教育。通識教育最終培養的是對現實生活的理解力。在關于時代精神和文學表達的關系中，文學的認知意義和精神意義壓倒了其字面意義。這也是為什么要重申文藝的功能的必要性。

至于字面意義和表達力，當然也特別重要，它們是幫助認知意義和精神意義走得更遠的雙腿。文學回應時代關切天經地義。面對時代的大考，文學不能缺席，不能失言，也不能胡扯、瞎掰。經得起時間檢驗是經典作品的門檻，也是文學創作的純正追求。由文字壘起的精神大廈，記錄了時代的風貌與靈魂，思想內涵、文化積累和藝術創新應該成為衡量其藝術表達的基本維度。關于時代的書寫，可能有千萬條路徑，但無論哪條路徑，都務必要妥善處理及時表達和有效表達的關系。文字是呈堂證供，切勿漫不經心，或者花言巧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