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B站制作的五四青年節特別視頻《后浪》引發了熱議。一些論者認為該視頻對于青年人生活的展現存在嚴重的失真和消費主義場景，另一些論者則認為不必苛責。

魯迅先生一向很關注青年問題，表達對青年的勉勵、關懷和期許的文字在他的文集中隨處可見。面對青年人的犧牲時，他留下了許多帶血的偉大文字，他曾說，“見同輩之死，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在現實生活中，他也總是樂意做青年人的同行者（他是絕不愿自居“導師”的），提攜青年，關懷青年的生活。那么，在魯迅的著作中，他如何看待作為“后浪”的青年呢？他對于青年有哪些期待和體諒？

1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么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

這一段引文出自《寫在<墳>后面》，是雜文集《墳》的最末一篇。魯迅將這些文章的編集視作紀念與告別，“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著活過的軀殼”，這其中蘊含著他深刻的自省。他將自己視作舊時代與新時代的“中間物”，是要被超越的東西。他常常期待著他的文章“速朽”，以證明新時代的到來。

也因此，他對于“前輩”、“導師”這類稱呼總是十分警惕，他自認“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因而擔心“毒害了這類的青年”。對于同代的一些自居“導師”、“前輩”，對青年指手畫腳的知識分子，魯迅便多有諷刺。這類意思在他的文集中隨處可見，如給蘊如、培良的信中提到：“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

青年應該如何看待這類導師呢？魯迅在《華蓋集》中《導師》一文中曾有精彩的觀點：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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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于呼吸視聽，那里還能有什么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于非人間，使它們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于逝者的靈前。

這段引文出自著名的文章《記念劉和珍君》，背景是1926年發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慘案。事件起因是日軍侵略天津大沽口，而段祺瑞政府卻選擇妥協。民眾發動請愿抗議，反對執政府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妥協。北洋政府殘酷鎮壓了民眾的請愿，殺害群眾47人，其中學生占十之七八。

這一慘案在當時震動極大，魯迅在《無花的薔薇》中寫道：“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之后有人回憶，魯迅那幾天氣得飯也不吃，幾天之后，才悲痛地說：“劉和珍是我的學生。”同一時期他寫了許多文章，抨擊執政府和帝國主義的殘暴行徑，其中最具分量的一篇便是這“痛定之后”的長文《記念劉和珍君》。魯迅對于青年學生的犧牲是極為悲痛的。

3

我現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并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里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樣子，對于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這段引文出自《而已集》中的《讀書雜談》，是魯迅在廣州知用中學的演講稿，談論的是青年的讀書問題。關于青年的閱讀，魯迅的論述甚多，這一段主要是講知識面應該盡可能廣，在學有余力的情況下，盡可能了解其他學科的知識。

除此之外，魯迅談論讀書最著名的，應該是他“少讀中國書”的觀點了。他在《青年必讀書》中提到：“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魯迅一直認為讀多了古書，或許會受到毒害，“背了古老的鬼魂”，因此希望年輕人能多讀外國書，多行動。這一觀點貫穿始終，乃至1930年代還因為施蟄存推薦讀《莊子》與《文選》一事大動肝火，以為施蟄存這類“新式青年的軀殼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啰”。

4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

這段引文出自《三閑集》的序言。魯迅盡管通常表現出對青年的愛護和忍讓（類似“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的說法，在他的文集中有多處），但也并不對青年的另一面坐視不理，他同樣有許多告誡青年的文字，也曾和馮乃超、成仿吾、蔣光慈等“青年”論戰。

這段文字的背景是，魯迅任教中山大學期間，廣州當局奉蔣介石訓令，抓捕屠殺共產黨人和青年群眾，中山大學也遭遇了搜捕。魯迅在中山大學緊急會議上極力主張營救被捕學生，卻不被認可，乃至憤然辭去中山大學一切職務。

在這一事件中，魯迅不僅看到了畢磊等年輕共產黨人英勇犧牲的壯烈行動，也看到許多年輕人向軍警投降，甚至投誠后還要上街指認曾經的同輩，這一切都使他感到十分失望，以至于說“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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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難于耐久（因為開首太猛，易將力氣用完），也容易碰釘子，吃虧而發脾氣，此不佞所再三申說者也，亦自己所曾經實驗者也。

這是魯迅對于青年另一方面的敦促和勉勵，同樣的意思在《上海文藝之一瞥》、《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等文章中也有體現。如評論部分青年革命文學作家時（如成仿吾），便說“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頹廢得快”。在《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一文中也直稱：“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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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

這段引文出自《三閑集》中《無聲的中國》一篇。這篇文章是魯迅在香港青年會的演講稿，實際上仍在討論白話文與古文存廢的問題，為白話文運動搖旗吶喊。因此，他希望年輕人可以“推開了古人”，用白話文勇敢發聲，“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這些話在當代中國也依舊不過時，發聲依然是需要勇氣的行為。青年人也依舊需要為這個社會貢獻更多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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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這段引文出自魯迅另一篇著名文章《為了忘卻的記念》，提到的是“左聯五烈士”的往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團體，因而一直受到國民黨的鎮壓。1931年初，由于共產黨內王明大搞“宗派主義”，黨內一批他的反對者在上海舉行秘密集會，然而叛徒告密，導致與會36人被捕，其中有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四位左聯成員，和曾經出席左聯成立大會的李偉森。2月7日深夜，他們高唱《國際歌》走向了刑場，慷慨就義，因此被稱作“左聯五烈士”。

魯迅也因此事受到牽連，一度離家避難，但他并未因此膽怯，而是更堅決地拿起了投槍，接連撰寫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柔石小傳》等文章，抨擊國民黨當局倒行逆施的殘暴行徑。他對于青年的死總是很悲痛的，正如《為了忘卻的記念》中兩次出現的那句：“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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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在青年，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亦自衛，倘荊棘非踐不可，固然不得不踐，但若無須必踐，即不必隨便去踐，這就是之我所以主張“壕塹戰”的原因，其實也無非想多留下幾個戰士，以得更多的戰績。

魯迅雖然呼吁青年發聲行動，但并不主張無謂的犧牲，所謂“壕塹戰”，即是更靈活的斗爭方式。他深深地悲痛于青年的死，因此要求“常抗戰而亦自衛”。“三一八”慘案后，魯迅的諸多雜文中表達過類似的意思，他絕不愿認為青年是“自蹈死地”，卻也懇切地希望“‘請愿’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年輕人最易有理想，也最易頹唐，這時候重讀魯迅，先生的話依舊親切而不過時。他從不自居導師，指點青年的行動，而是甘當“歷史中間物”，肩住黑暗的閘門，做青年的同路人，同時也殷切期待著青年的超越。讓我們援引他一段著名的話來作結吧：

“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參考書目：

1.《魯迅全集》，同心出版社，2014年

2.《搏擊暗夜：魯迅傳》，陳漱瑜/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