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歡巴金，為什么別人那么多人喜歡巴金呢？我們就要研究，要懂得那些讀者，擴大自己的眼睛。巴金的電影《家》演出時，下雨還滿場，全是青年男女，而且看了還哭。這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正如著名作家丁玲上個世紀50年代在給中央文學研究所學員講課時說的，巴金及巴金的作品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這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陳喜儒，巴金的日語翻譯秘書，多次隨同巴金訪問日本，參與中國作家團訪問日本以及日本作家與巴金先生的書信往來和訪談、交往的記錄。在《隨行巴金》中，陳喜儒“原汁原味，原生態”地展現了巴金的晚年生活及與日本作家、名流、政要的交往，并首度公開了一些珍貴的照片、演講稿、書信往來和訪談記錄。這些演講稿、書信往來和訪談記錄是巴金不同時期思想、工作和生活等的記錄，是中國歷史及中日關系的一個剪影。對我們了解巴金，了解歷史及中日關系，實為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

巴金，“魯迅之后的大文學家。（鐘雨《懷念巴金》）”在享有盛譽的諸多作家中，巴金是我敬重的幾個人之一。一是“巴金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屬于一群真實的青年，而他的讀者也屬于一群真實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們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們悒郁不宣的感受”（李健吾語）；二是巴金是一個超越文學的作家，“‘巴金’這個名字……已遠遠超出了對一個人的指稱，更是一種象征——人世的愛恨、人性的美丑、家國的興衰，一齊呈現”。由《家》到《隨想錄》，巴金一直是社會良心的象征。他不僅勇于“把筆當作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更敢于把自己連同歷史一起押上審判臺。他說，“不把膿血弄干凈，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著這種膿血。”正如著名文藝評論家柯靈所說的，“有沒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和內心生活,是真作家假作家不可逾越的界線。”勇于批判，勇于承擔，這就是巴金超越很多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偉大之處，再如已故法國前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所言，巴金的文學成就超越了文學，“自由、開放與宏博的思想已使他成為本世紀偉大的見證人之一。”

優秀文學是無國界的。巴金的文學成就超越了文學，他以眾多的長篇、中篇、短篇及散文、特寫、雜文等不同文體在不同膚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架起了一座座包容的、溝通的橋梁。正如巴金自己所說的那樣, 是文學“把人的心拉得更近了”。巴金先后六次到日本訪問，結識了許多日本朋友。《隨行巴金》起筆于“在巴金先生身邊的日子”，落筆于“巴金與井上靖的友誼”：1980年春天，76歲的巴老率團訪問日本，受到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官房長官伊東正義、國會議員小川平二、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古井喜實等日本政壇、文壇的一致歡迎。僅在東京的4天，“歡迎中國作家代表團委員會”“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就分別舉行了兩場歡迎酒會，而巴金的即席演講更是贏得了日本政界、文化界、經濟界的“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正如陳喜儒所言，“巴老的講話，樸素得像拉家常，但卻打動了在場的每一位聽眾。”如在長崎告別午宴的致辭中，巴老向為他“擋風”的清水正夫先生及“為了念好講稿（譯文）”而“一夜沒睡，把七千字的講稿重抄了一遍”的作家豐田正子表示感謝，并表示“從中學會了交友之道”。

“他的生命已整個地融入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全過程。這本身就賦予巴金一生特殊的意義。這使他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象征、一種標志、一個時代的偉大的代表。”誠如巴金研究專家汪應果先生所言，巴金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他是我們的一面旗幟，也是榜樣”（王蒙語），陳喜儒說，“我為巴老當翻譯，站在巴老身邊，巴老的言傳身教”，使他懂得，“演講的成功，靠的不是花言巧語、嘩眾取寵，靠的不是投機取巧、巧言令色，靠的不是裝腔作勢、豪言壯語，靠的是真話，實話，從心里流出的真情實意。”作家用作品為讀者服務，一是“不應該販賣假貨和劣貨”，二是“把讀者當作知心朋友”。這不是口號、空話，而是要溶入血液、化為自覺的行動。訪日期間，巴老每天都要會見各地官員、作家、記者，還要參加必要的應酬、講話。這種“國事行為”都需要提前準備講稿。各種“繁忙”，年輕人都吃不消，更何況耄耋巴老？陳喜儒很心疼，“怕他累壞了”，就勸他“少寫幾張”“別答應那么多”，而巴老卻說：“我們作家是靠讀者養活的，要為讀者服務。”不管是地方行政長官、社會名流，還是一般讀者，巴金不僅“有求必應”，“又特別認真”，不是“寫上名字就完，總要根據不同的人，寫一兩句有意義的話”。

斯人已逝，長歌當哭。“有你在，燈亮著。”讓我們借用巴金自己寫給冰心先生的一句話向他致敬吧。《隨行巴金》雖謂之“隨巴老第二次訪日歸來，應《文藝報》編輯之約而寫的”，卻并不局限于此。一是在“舊稿”的基礎上，1994年前后“又補寫了若干”，收在陳喜儒散文集《東走西看》中，題目為《巴金先生》；二是“退休后，整理舊稿，發現……當年所列的題目，只寫了不到一半……主要寫到1990年，以后與巴老的接觸，寫得很少或者根本沒寫”，故而“翻箱倒柜，翻找在巴老身邊工作時的筆記，整理巴老與外國朋友的談話，核對、修改，補充以前發表的文章，將沒寫的內容梳理成文”。盡管陳喜儒在“自序”中說，“我不是評論家，不懂得那些高深的理論，無力評說巴老在文學上的巨大成就，巴老的高風亮節，巴老對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和貢獻”，“這些文章，只是我在巴老身邊工作時的真實記錄，就像隨手拍下來的生活照，既不講究光線、色彩，也不講究構圖、形式、質感”，但我認為，正是通過“巴金日本留學記”“巴金與冰心”“為巴金先生送行”“巴金談話錄”等“原汁原味，原生態”的記敘，使我們領略到巴金文學及其人格在日本的超強魅力，并使我們認識到文學之于“國際政治關系”的廣泛影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