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探小說是一種誕生于西方19世紀的文學樣式。“福爾摩斯”是怎么來到中國的？偵探小說是如何風靡一時的？請聽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魏艷在“一席”演講上講述這段有趣的歷史。

從“安樂椅偵探”到“硬漢派偵探”

與其他文體相比，偵探小說其實是一種現代發明。它的前身是哥特小說，比如吸血鬼系列小說。哥特小說的一個特點是常常渲染一些不可思議的現象或者某種怪物。

隨著19世紀現代科學的發展，測謊儀、指紋鑒定在法醫學中被廣泛應用，攝影術也越來越成熟。人們發現這些不可思議的事物其實是可以被解釋的，“偵探”的角色隨之誕生。偵探往往代表著能夠解釋現代科學現象和理念的權威人士。

在偵探小說史中，可以看到不同類型偵探的演變。早期的偵探，比如福爾摩斯，屬于“安樂椅偵探”。之所以稱他們為“安樂椅偵探”，是因為他們搜集到證據以后，基本上就坐在書房里進行理性推理。比如美國作家愛倫·坡寫過一個短篇叫《瑪麗之死》，整個故事中，大偵探杜邦都是坐在書房里，每天靠讀報紙連載來推測誰是真正的兇手。

“安樂椅偵探”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所以他們的世界觀比較樂觀，認為只要制服一兩個罪犯，整個社會的秩序就會恢復原樣。到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硬漢派偵探小說流行起來。當時，正處在“二戰”時期，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比較悲觀，整個硬漢派偵探小說的基調也充滿了懷疑主義。“硬漢派偵探”和“安樂椅偵探”不同，他們身手敏捷，會使用槍械。但犯罪者也“升級”為跨國團伙，只制服一兩個罪犯是遠遠不夠的。

被公案故事化的“呵爾唔斯”

偵探小說第一次來到中國是在1896年。當時，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為了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的法律和習俗，在一年時間里刊載了4篇有關福爾摩斯的短篇小說。當時，福爾摩斯的名字被翻譯成“呵爾唔斯”。

然而，當時中國的讀者從來沒讀過偵探小說，他們對于犯罪文學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包公案等古代公案上。所以，為了遷就讀者的閱讀習慣，翻譯者把福爾摩斯故事按照古代公案故事的模式做了一些修改。

那么，古代公案故事有什么特點呢？以包公案中的《烏盆記》為例。故事說的是一個叫李浩的商人，回家路上投宿在一個小旅店里，被人謀財害命。他的骨灰被燒成了一個烏盆，賣給了老漢王某，老漢把它用作尿盆。晚上，老漢起來解手的時候，烏盆突然大聲說話，李浩的鬼魂現身，請王某向包大人喊冤。在包公的幫助下，商人沉冤得雪，兇犯被抓獲，以狗頭鍘處死。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傳統公案小說有幾個特點。首先，犯人往往在故事的開頭就出現了，而且整個犯罪過程一目了然。其次，斷案者往往是在故事的中間出場的，他獲得線索的方法經常是鬼魂現身、器物說話或者是做了一個奇怪的夢，這與西方偵探小說探訪證人、收集各種證據來尋找兇手很不一樣。

另一個不同點是，西方偵探小說的結尾往往是一群人在一個屋子里，推理整個案件，公布真兇和真相；但中國公案小說往往還有一個尾聲，就是一定要將兇手繩之以法。

這些不同之處，其實反映了中國公案小說和西方偵探小說不同的價值取向。西方偵探小說更強調智力上的挑戰，所以它會提供一定線索，以供書中的偵探和書外的讀者同時參與，推斷出誰是兇手。而中國公案小說并不在乎犯罪過程，而是更在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以及官員能不能秉公執法等等。

當時《時務報》上刊登的“呵爾唔斯”小說，其中有一篇被譯成《繼父誑女破案》。“誑”是欺騙的意思。從標題中可以看出，這個故事已經“劇透”了。

“福爾摩斯”第一次在中國小說里出現

晚清時期，西方偵探小說在中國非常流行。有學者曾經統計，那個時候大概一共翻譯了1000余部西方小說，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偵探小說。

為什么晚清讀者喜歡讀西方偵探小說呢？

一些讀者被小說中的新奇事物所吸引。比如，福爾摩斯外出取證，他有時候是坐地鐵去的——當時的倫敦已經有地鐵了。還有，福爾摩斯在探訪證人的時候，有的證人在讀《泰晤士報》，有的證人在看天文望遠鏡，這些都是當時比較新鮮的事物。而法國的偵探小說里，還有對化裝舞會的描寫，晚清的讀者自然覺得十分新奇。

還有一些讀者被西方偵探小說中的懸念所吸引。一些知識分子覺得，西方偵探小說里那種理性的、講求證據的破案方法，與中國古代的斷案方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由于西方偵探小說在當時十分流行，它影響或者說刺激了很多中國文人，使他們不自覺地將西方的偵探小說元素融入傳統的中國小說，創作出了一些有本土特色的偵探小說。

劉鶚的《老殘游記》就是其中之一。劉鶚是晚清有名的小說家。《老殘游記》講一個叫老殘的江湖游醫，在義和團運動結束后去山東各地游覽，看到的各種景象。這本書的體裁比較雜，其中一部分是游記，一部分是小說，還帶有公案和偵探小說的元素。

這本書的第十五回到第二十回，講了一個案子。說的是有一家13口人，吃了含砒霜的月餅后不省人事。因為月餅是他家的媳婦買的，所以她成了唯一的犯罪嫌疑人。當時審案的官員對她嚴刑逼供，但她堅決不認罪，于是老殘自告奮勇來審這個案子。

在書里，老殘被稱為“福爾摩斯”，這可能是“福爾摩斯”這個詞第一次在中國小說里出現。老殘按照西方偵探的推斷方法抓獲了兇手。但故事并沒有結束。老殘在抓獲兇手后發現，這13口人原來沒有死，他們只是在沉睡。于是，老殘經過千辛萬苦，在華山的一個山洞里找到了一種叫“返魂香”的解藥，最終使全家人醒了過來。這個情節與西方偵探小說只是單純的破案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西方偵探形象塑造的中國判官

還比如晚清有名的翻譯家林紓。林紓曾經翻譯過一些偵探小說，包括福爾摩斯的故事。這可能給了他一些靈感，他嘗試把西方偵探小說和中國公案小說結合在一起。

1907年，他寫了《冤海靈光》這部書。他自己說，這部書講的是一個真實的案件。晚清同治年間，福建發生了一樁惡女人謀殺親夫的案件。這個惡女人游氏的家族在當地很有勢力，游氏死不認罪，審案的陸公頂住了巨大的壓力，才讓她伏法。

在這個故事里，林紓仿照理想中的西方偵探塑造了判官陸公的形象。陸公斷案時察言觀色，很少用刑，這正是林紓心目中理想的判官的形象。《冤海靈光》里有一個情節：陸公在廟里做了一個夢。但是與傳統的公案小說不一樣的是，他夢醒后想：是不是白天想得太多，晚上才會有這樣的夢，我會不會錯怪了別人？陸公這樣的懷疑主義精神，在古代的公案小說里其實是沒有的，它更接近于西方的偵探小說。

林紓在故事里寫道，盡管陸公很少用刑，但是按照古代的刑訊規定，一定要有犯人的口供才可以結案。而這個兇手游氏就是死不認罪，怎么辦呢？最后，陸公也沒有辦法，只好聽從幕僚的建議，用酷刑讓游氏疼痛難忍，最后只得認罪。

因此，這個故事其實很微妙。它反映了當時中國的作家雖然很想模仿西方的偵探小說，但是在晚清的現實面前，即使是最理想的偵探形象也會碰壁。

“中國福爾摩斯”狄仁杰的誕生

在西方人的眼里，狄仁杰是最知名的一位中國神探，有“中國福爾摩斯”之稱。狄仁杰的故事是怎么傳到國外去的呢？其實，它的幕后推手是荷蘭外交家、漢學家和小說家高羅佩。

高羅佩這個人很有意思，他雖然是荷蘭人，但他從小生長在荷蘭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亞，因此對東方文化很感興趣，他最大的夢想就是做一個古代的中國人。

上世紀30年代，高羅佩在日本讀到《武則天四大奇案》這本小說。這是一部清末的公案小說，是現存的唯一記錄狄仁杰斷案過程的古代小說。

高羅佩讀了小說以后，非常喜歡。他覺得這部小說沒有太多迷信內容，而是有一些懸念，比較接近于西方偵探小說的思路。因此，他在1949年把這部小說翻譯成英文，自費出版了2000冊，銷路非常好。這激勵了高羅佩開始創作狄仁杰斷案系列。

他的創作思路是從中國古代的公案小說中尋找素材，描寫狄仁杰和他的4個助手一起偵破案件的過程。那時，狄仁杰的助手中還沒有李元芳，4個助手都來自《武則天四大奇案》中的人物設定。

一開始，高羅佩只想創作一兩本小說，激發更多的中日作家一起來創作類似的小說。但是沒有人理會他的想法，高羅佩只好自己寫了下去。在接下來的18年間，他一共寫了14部中篇小說和8部短篇小說，形成了完整的狄仁杰斷案系列。

狄仁杰斷案其實是一個“現代發明”

我們印象中的偵探小說，其中的線索、推理一般都是通過現代科技來體現的，比如利用交通工具產生時間差等等。但是，高羅佩在狄仁杰斷案里反其道而行之，在古代中國社會中尋找素材。

高羅佩是一位資深漢學家，他尤其喜歡研究一些冷門的領域，而且五花八門。比如，他擅長中國的古琴，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古代一種馬匹的歷史，他還通過研究發現，中國古代的很多文人都豢養長臂猿。

因此，他在寫狄仁杰斷案小說的時候，融入了自己對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的興趣，幾乎每部小說都以古代器物作為貫穿全書的主題或破案的線索，比如屏風、古典漆盒、棋譜、八卦圖、瓷瓶、七巧板等。在一個故事中，受害人臨死之前用七巧板拼出一只貓的形狀，來暗示罪犯的身份。

高羅佩早期作品《迷宮案》里有3個案子，其中一個與迷宮有關。這個故事的素材選自“三言二拍”，講的是一個官員年老還鄉后，把自家的后花園改造成一個迷宮。為了怕長子獨吞家產，他把遺囑藏在后花園的一個亭子里，然后把這個迷宮的地圖交給了他的妻子。這個迷宮的設計并不是高羅佩的原創，而是來自一部有關香爐制作的中國古書《印香圖稿》。高羅佩選了《印香圖稿》中“虛空樓閣”的樣式，把“虛空樓閣”4個字的古篆體隱藏在迷宮中。

為什么一個年老的官員會設計這樣一個“虛空樓閣”呢？在故事的最后，高羅佩借狄仁杰的口感嘆道：“足見倪公引退之后，寄心玄冥，感到塵世紛紛，都不過是一些虛幻而已。”可見，高羅佩并不是隨意選擇中國古代的文化元素，而是精心設計的。

高羅佩的狄仁杰斷案系列寫成以后，在西方社會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著名的偵探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稱贊這本書充滿了少見的魅力與新鮮感。高羅佩的狄仁杰斷案系列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全世界發行，至今還有很多專門介紹這部作品的網站。小說還多次被拍成電影、電視劇，很多都是由外國人主演的。

上世紀80年代，高羅佩的狄仁杰斷案系列終于被翻譯成中文，回到了它最初創作起源的地方。這本書的翻譯是兩位外交官陳來元和胡明，他們高超的翻譯使得中國讀者讀起這部書來沒有任何文化障礙，反而以為狄仁杰斷案系列故事在中國古代早就有了。

其實，這是一個錯覺，狄仁杰斷案故事是一個“現代發明”。

（解放日報記者徐蓓根據魏艷演講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