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臨近，距離二十世紀初發生的新文化運動，已有百年。關于彼時的精神風貌，后人記錄甚多，可考辨、溫習者不可勝數。但是關于那時候的史料，因學科劃分的原因，很少在大的框架下進行整理與還原，還不能在普通讀者中建立立體的印象。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新文化運動史料叢編》，分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卷》、《新教育卷》（上中下3冊）、《婦女與性別卷》（上下2冊）、《域外文學思潮卷》、《新舊之爭卷》、《文學改良卷》，6卷9冊，共400余萬字，力圖還原新文化運動的整體面貌。

——編者按

我研究現代文學三十余年，越到后來，越覺得許多話題模糊，一些現象不易講清。這可能是受到學科限制的原因，各類學術研究將一個時代的宏觀“文本”分割得過于細致了。這些年，許多人開始跨界思考問題，打破了各自營壘，有了開闊的視野。局部研究與整體思考的互動，已經成為趨勢，一些學者的重要思考，開啟了新徑。我曾想，倘早早注意到此點，自己會少走些彎路的。

幾年前受命主編《新文化運動史料叢編》，組織了諸多研究者梳理史料，有了意外收獲，先前沒有的感受也因之多了起來。一是覺得僅僅在舊的學科里不易看清歷史的原貌，不同學科的合作益處多多；二是發現用后設的理念難以理解前人的精神，走進對象世界深處，方能窺見某些真意。描述新文化運動，要有一個生態概念，舊的如何漸新，新的怎樣脫舊，或者說新舊如何融合，都需在對話的語境方能解釋之。

“五四”那代學者治學時，是很重視材料考釋的。王瑤先生談及魯迅、朱自清、聞一多的知識結構，就注意到其考據功底，他堅持的也是這樣的傳統。這種傳統，也一直被新文化研究者所遵循。唐弢在主持《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工作時，堅持從材料說話，力戒空言。研究新文化運動，材料的搜集整理是第一步。此種風氣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北京魯迅博物館、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一直得以倡導，而各大學也不斷有史料專家涌現，成果頗多。細想起來，現在已經到了整合這些研究成果的時候。

一

新文化運動的文獻，主要散見于各大報刊，但一些較重要的資料還藏于私人手中，不能全部看到。我們編輯這套叢書，用的多是常見的報刊，一些私人日記、信札不能收入進來，是頗為遺憾的事情。有些有價值的資料，還存于海外，需要鉤沉的東西甚多。我已經注意到，有心的學人已經開始對各種藏本進行認真整理研究，其成果頗為可期。

這套叢書不過是浩瀚資料的一部分，但說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縮影也未嘗不對。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華文明的新路，至今依然影響著國人的心理。我們的工作，乃是對百年前之思想進行一次回望。過程中，竟發現領域之廣與思想之豐，都非教科書描述那么簡約。知識人的復雜，作品的多樣，顯示出社會生態的多樣性。新文化的新，主要是指域外思潮的引進，人們開始以不同的眼光審視周圍的生活，先前被遮蔽的思想都浮出水面。從文學思潮看，就有古典主義、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表現主義、唯美主義等，可謂多姿多彩。新文學的作家多受益于此，張開雙眼瞭望世界的時候，傳統的思維漸漸被新的觀念修正。舊的漸去，新的萌芽，過去沒有的范疇進入主體世界，由此催生出諸多新的文化形態。但這些不是風平浪靜中進行的，我們看新舊之爭，當感到知識人的多樣性。在異質的思維里形成的話語空間，使百家爭鳴成了一種可能。

一百年間，學界對于這個過程向有不同的理解，具體說來，一個是認為新文化乃“被現代化”的過程，也有人認為是“自改革”的嘗試，是中華文化的一次自新。我們如果認真閱讀原始資料，便會發現，有時候兩種理念是交叉進行的。即以國民性批判為例，最初固然是傳教士的一種話語，但后來被留學生自覺地引用，借著外來的思想洗刷部分傳統的沉疴，在那時是痛苦的選擇。這些知識人最初的動因所包含的愛意，牽扯著文化的神經。后來在日本、俄國留學的青年鐘情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背后有著近似的情懷。尋找救國與文化自新之路，可謂悲壯之氣有之，內省意識亦多，新文化人的世界里，其實包含著改良話語與內省話語的復合性表達。

二

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新式學人，自覺地翻譯介紹域外學術，成績不俗。在思想方面，注重對名著的傳播，也引進了諸多理論。就后者而言，有的屬于思想史中的經典，有的則是挑戰當時人們的認知極限。如科學思想，非傳統思想可以解釋。那時候對學界有所推動的，還包括民俗學、社會學、兒童研究、婦女研究、文藝研究等，這些成果輻射到各個領域，各種思潮均有所呼應。談教育的可能是文學家，出版人或許也是翻譯家，身份的多樣化也導致了書寫的豐富化。

“被現代化”，其實在教育領域顯得較為清楚。從最初新學堂的建立，到男女同校制度的出現，西學的一些理念沉潛在彼時的言行中。在新式學校和新式媒介的推動下，科學理念與世界主義思潮被許多人所接受。“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觀念的提出，是對現代化追求的一種期盼。這種思想不僅在北京、上海很快地傳播，各地也很快有了反響。青年的聲音漸多，女子走向社會，自由戀愛，率性表達，都成為五四前后中國社會的動人風景。

而在文藝領域，最初是大量域外文化的譯介，此后便萌生了“自改革”的沖動。《新青年》最初提倡的“文學改良”觀念，有外來的因素刺激，但本土一些觀念的重新發現，也是不可忽視的內因。胡適從域外文學發展中意識到，進化的觀念是不可阻擋的潮流，這是他改良觀念的依據之一。其實改良主義，自古存在，胡適那代人深諳這樣的傳統。只是在新思潮影響下，覺得不應落入窠臼，在“自改革”的話語中，略顯偏激的地方也是有的。

最初的時候，新文化人對西方社會的認識不免簡單。《新青年》同人筆下的西方文明，被一種簡單的色調所涂染。喜歡理論的新學人往往被所譯介的思想引導，辨析的能力還十分有限。有專家說他們存在一種“意圖倫理”，未嘗沒有道理。但熱衷于文學文本的人，則體味到精神的復雜性，沒有被本質主義所囿。自從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引介過來，中國作家開始有了反本質主義的文本，現代化的悖論問題也被提出來。李大釗、魯迅、瞿秋白對西洋話語的批判性表達，已經看出人們對現代性的某些冷靜思考。尤其是魯迅先生，在大量引入外來思想時，開始漸漸學會辨別優劣，擇善而用，他的文本里的復雜性，使新文化有了彈性，而《吶喊》《彷徨》顯示的深度，至今讓人嘆之又嘆。

三

“自改革”在話語方式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們借助翻譯，發現了雅言與俗語的相互轉換，白話文亦可有文言沒有的美質。邏輯學進入中國，使文人學者的表述變得嚴密起來，人們也借此重新發現了墨子辯學的價值，中國先秦諸子的精神遺產也在新文化理念中被重新定位。魯迅雜文中的雄辯氣質，既有尼采的超然之氣，也有墨子的歸謬意識。而考古觀念的引進，使傳統金石學研究頗多成就，被掩埋的文明被一一發現，文明史也被重新書寫。可以說，新文化運動不是民族的虛無主義，而是一次愛國的文藝復興的努力。恰是在新思潮中，民族文化最有魅力的部分被一點點激活。

重申這些遠去的遺跡，看到的是一代人的心跡，每個人的個性也留在那些文字中。研究歷史，不都是事件、觀念等等大詞的堆砌，看不到鮮活的個人，自然體味不到個中的意味。新文化產生與發展，由無數個性差異很大的知識人推動而成。這是眾人的合唱，但各自的表情不一，發音的方式有別。陳獨秀的獨白，有酣暢之氣，氣吞山河之狀歷歷在目；胡適的辭章則似有清一代樸學家的謹嚴，一清如水的文字帶著新夢；錢玄同似乎學林中莽漢，詞語如刀，向腐儒那里砍去，不免傷及無辜；而周氏兄弟之文，則銜接六朝余緒，東洋之氣與西洋之光隱約詞中，朗朗然有超然之思；即便是年輕一點的郁達夫，看似有盧梭之浪漫，但明代士大夫的優雅也是有的；老舍似乎過于市井氣，可是那胡同之語分明也有意大利但丁《神曲》里的遺音……

進入新文化運動的場域，我們當感受到理論思考的誘人和突圍的艱辛。其實關于百年前的歷史資料，在這幾卷書中是不能充分體現出來的。蔡元培之于美育，趙元任之于語言學，齊如山之于戲劇史，竺可楨之于氣象學等，都有說不完的故事。這套叢書作為一般性的工具書，或可提示讀者去尋覓更為豐富的東西。比如科學史的演進，美術與音樂的流變，宗教思想的中國化等，也都可以在新文化語境里得以展示。

我先前看到史料研究者的勞作，有點望而生畏，覺得是枯寂的工作，要忍受寂寞的糾纏。后來才知道這樣的感覺有點問題，資料是學問之母，也有精神的追問之樂。我們在那些發黃的報刊中嗅出狂飆突進年月的氣味，于各類文體中讀出憂患之情，這些都能啟悟世人去思考歷史的難點。與眾多的朋友一起打撈歷史的遺存，未嘗不是與那些遠去的靈魂對話。那些有名與無名的先驅者們，他們在民族危機深重的年代，從苦難的大澤走出，在沒有聲音的國度喊出了聲音。從此江山泛綠，水流湍急，雜花生樹，古老貧瘠的土地有了生機。回顧這些，深覺時代變遷之大，今人面對這些遺存，追慕之余也應捫心自問：五四已經百年，它的最重要的價值是什么？與那一代人比，我們該選擇什么？這問題看似簡單，回答起來也有挑戰性的。

（作者：孫郁，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