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自然：水、景觀與現代德國的形成》 【美】大衛·布萊克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歌德筆下的“維特”，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熱愛大自然的少年，他將自然視作未被玷污的、神圣的“樂園”。這是18世紀下半葉，知識分子對自然的代表性觀念。如若真正考察18世紀的普魯士諸國，“自然”卻是另一副面孔——人們生活于水鄉澤國，冰蝕河谷崎嶇不平，萊茵河尚無固定河床，不計其數的河槽，泛濫時淹沒一切，褪去后形成散碎島嶼。相比于歌德浪漫化的表達，環境改良者開始登上德國的歷史舞臺，他們堅信現代科學與工程，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環境問題，并將“征服自然”視作人類文明力量的體現。

美國學者大衛·布萊克本的《征服自然：水、景觀與現代德國的形成》，正是講述這一歷史進程的著作。自18世紀至20世紀下半葉，德國人不斷重塑自然景觀，他們開墾草本沼澤和堿沼，排干酸性沼澤，將河道裁彎取直，修筑大壩。他們認為：自然是人類之敵，應該加以抑制、約束，乃至馴服。其中，最貧窮和弱勢的群體為環境和物質生活的改善，做出最大的犧牲；而種種工程暴露的問題，也逐漸引起更深刻的反思。

在中外神話中，都有“大洪水”母題的傳說，《圣經》的諾亞方舟，中國上古的大禹治水……都體現出“人與水的斗爭”。德國人的奮進，也是從水開始的。18世紀，德皇積極墾荒，使土地增加一倍，但新的遷居地，往往洪水肆虐，為抑制水的破壞性，當時德國人開始發展測量技術，進行資源統計、地形勘探。

19世紀，工程師圖拉主持改造萊茵河，歷史上，現代意義的德國地域，是由上百個小國組成，直到俾斯麥統一，才奠定現代德國的雛形。圖拉面臨的難題正是萊茵河流域，由諸多小國組成，不容易形成共識和動員。巧合的是，拿破侖在19世紀初，橫掃全歐，組建萊茵同盟這一德意志邦國組織，使萊茵河改造變得簡單。被譽為“萊茵河之父”的圖拉，主要思路是將萊茵河導入單一河道，裁彎取直。圖拉這一巨大工程，為現代萊茵河奠定基礎，也解決了當時河流泛濫、土地淹沒等問題——85%泛濫平原消失，2.5萬英畝（約100平方公里）土地可用；然而，工程也深刻改變了原有的產業結構，傳統淘金消亡，漁業衰落，有研究表明，萊茵河近150年的變化，超過之前一萬年的自然演變。

圖拉所代表的“改造自然”觀念，正是工業革命以來，昂揚的資本主義精神所孕育的產物——人們堅信人類能夠主宰自然。客輪和火車被視作解放的象征，蒸汽機“讓人類在與大自然的搏斗中勝出”。

19世紀，德國修建大量水壩、水庫，參觀水壩是人們所熱衷的娛樂，大家不僅能體會運動的快樂，比如劃船、溜冰，還能體驗科技感；行駛的輪船塑造了人們看風景的方式，可以更身臨其境地感受美景；不斷開辟的溫泉小鎮，使溫泉療養成為中產階級的選擇。此外，他們熱衷探索世界的陌生與差異，組織去非洲和北極冒險。

改造自然的實干精神，最終使德國在20世紀成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強國。可是，在二戰中，納粹黨人卻將對自然的改造能力和種族聯系起來，成為種族迫害的理由。納粹的邏輯是：景觀（土地）是種族文明的延伸，優劣景觀體現種族差異，種族差異體現種族優劣。他們認為，生活地域足可成為種族歧視的原因，比如斯拉夫人生活在荒野上，“斯拉夫洪流”的形容，不難令人想到修筑大壩和抵御洪水。當時的德國人，認定自己修理并改善了環境，但是波蘭人毀滅了它。

維普金-于爾根斯曼的觀點很有代表性：日耳曼民族“自覺地重塑地表、土壤和水文系統，還竭盡所能地改造氣候……我們讓河流改道，在低于海平面的地方修筑起高產的圩田，排干沼澤與荒原……最終給景觀打上人類的印記，帶有我們自己的面貌。”斯拉夫人的惰性、猶太人的寄生性與德國人的建設性，形成鮮明的對比，構成納粹種族思想的基石。

在納粹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那里，德國東部（今波蘭）的改造計劃，遵循兩條原則，將自然景觀進行精心規劃，安置日耳曼人；絕不留情地鏟除異族。1940年，波蘭總督轄區，納粹將猶太人趕進猶太區，后來更是計劃驅趕到馬達加斯加或北極圈，使其種族滅絕；又送波蘭人充當勞工，將德國人遷移進波蘭土地，每一個德國人遷入就要趕走2至3個波蘭人，原因是政府承諾分配足量的農莊土地。

令人難以想象的是，納粹德國的東方觀念，與自然保護主義具有相通之處，他們厭惡大城市冷漠的實利主義，強調接近自然，不受束縛的自由資本主義。東部規劃者，強調平衡現代經濟和自然保護的關系，主張技術和自然結合，也就是用最人工的方式，制造出最“自然”的景觀。

至此，我們看到“改造自然”的觀念，已經被扭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所謂的“自然”，在納粹那里是驅逐其他種族，唯我獨尊式的改造對象,他們固然憎惡現代化的景觀，可他們卻連“人的生命”都毫不在乎，“塑造自然”最終成為狂人制造罪惡的理由。

弗雷德里希·尼采說：人類對待大自然的方式，就是借助機器、技術人員、工程師冒失的發明去擾亂大自然。同樣，人們也可能利用看似正確的概念，進行惡俗迫害之事。納粹式的“邏輯陷阱”永遠值得我們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