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網絡小說《明月度關山》講的是一位支教女教師明月在秦巴山區川木縣紅山鎮高崗村，一所只有一位教師的小學支教，然后遇到了部隊“轉信臺”站長關山，歷經種種艱辛，關注留守兒童，收獲愛情，改變貧困山區落后教育的故事。

作者以一種非虛構的敘事方式全程記錄了明月從一個異鄉人到融進大山的生命歷程，其中還有一個成長型的關鍵人物就是關山——一位部隊的戰士。而校長和孩子是他們情定大山、扎根基層的兩大精神支柱。作者的寫作態度是誠懇的，至少她熟悉那里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在寫具體細節的過程中過分夸大了明月的現實處境，比如在明月初次到高崗村時，沿途的山路之惡劣和交通工具之殘破令讀者震驚。“頓時，面包車就像是上了發條的跳舞機器人一樣，在泥濘的山路上左右擺蕩起來。明月不防備，被巨大的慣性彈起，額頭恰好撞在頭頂的塑料扶手上面，疼得她叫出聲來。”“外面，距離面包車一米不到的地方，就是深不見底的懸崖。”這樣的描述，雖然增加了閱讀快感，襯托了主人公的處境，但也不乏過分夸張的嫌疑。

盡管如此，《明月度關山》一書中呈現出的自然環境、留守兒童的現狀，以及現實人性，某種意義上都是立足于廣闊豐厚的現實生活的。因此，從這點上說來，網絡文學現實題材首要的是對當下中國所發生的一切給予足夠的關注，如果僅靠閉門造車式的想象，顯然是不夠的，也是寫不出與這個時代相匹配的經典作品的——事實上也根本寫不出真正反映現實的作品來。

人物精神世界的成長尤其重要。要寫好現實題材，僅有誠懇的寫作態度遠遠不夠。網絡文學如何將讀者帶入，這是需要費一番功夫的。這個功夫就是小說中如何為明月的命運波折設計一條合理的解決方案。傳統文學理論常常講究的是呈現現實，而不是解決方案，網絡文學恰恰需要一套帶入后的解決方案——所謂的“假戲真做”。

作者巧妙地在小說內部設計了一條暗線，這是一條邏輯嚴謹的線，即明月在高崗小學的成長線：這個小說也因此可被看作一個成長小說。郭校長和關山以及留守兒童，這三者之間構成了一組“金三角”的張力關系。明月認郭校長做干爹，與關山共患難日漸產生的愛意，與留守兒童相處日久的師生情緣，明月就自然而然在這個穩固的精神場域的流轉中生發出自我成長的魅力。

小說里的許多細節令人動容：花妞的一個臟手印讓明月傷心不已，與郭校長每天背孩子過水溝形成強烈對比；在縣中學支教的宋瑾瑜的八面玲瓏與在高崗小學支教的明月的單純善良形成強烈對比……正是這些散發著濃濃情意的樸實無華的生活細節打動著讀者。明月也是在這樣的情感中完成了自我精神的升華，從而對大山有著一種更深層次的情感。明月的同學木川籍的宋瑾瑜用謊言獲得了在縣中的教職，雖然這里有著一種“假”，但作者是有意將這個人物與明月形成另外一種對比。因為宋瑾瑜作為一種功利主義的代表，她之后所做的一切也就司空見慣了。兩個人物不是道德層面上的高下之分，而是內心的豐盈與否之別，也彰顯著物欲世俗與精神世界的分野。

正是有了精神世界的生成，恰恰成全了明月這個人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這是網絡文學現實題材超越的關鍵所在——必須通過現實都市或鄉村中人的生活和情感，呈現城鄉背景下的道德觀和倫理觀，呈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

抒情性與批判性并舉。現實題材是一種“敘事”的藝術，是具有情感態度的，僅有一種“摹本”的能力顯然是不夠的。小說的“敘事”包含敘述與描寫，這就需要營造一種氛圍，這個氛圍不僅僅在于感染讀者，也是對人物的一種無聲的“賦能”。人物的命運一波三折，但是作者作為一個全知視角的講述者，不能僅僅是講故事，還需要一種客觀的情感“觀照”。

情感的力量是巨大的，直接奠定了整個小說的基調。《明月度關山》的標題即是一種情感：朗朗明月，我心永恒；清風徐來，此情可待！這本身就構成一組互文，化之于古詩“明月度關山，清風上高崗”，情景交融、詩情畫意。這是對整個故事設定的一個“梗”，因之為環境的惡劣與人心的卑劣做好鋪墊。也預示了一種清明和希望。作為作者對全篇故事的一個設定，固然有“先入為主”的瑕疵，但并不傷害故事情節的“仿真”，也是對“偽現實”的一種約束。同時，這種設定強化了人物之間的關聯度，也為人物的真實性奠定了情感的基調。

“前方的男人腳步沉穩，他的背上綁著明月的行李箱，卻絲毫不見吃力。他的體型魁梧，身高足有一米八十幾，像座山一樣走在明月前面，替她擋住了山間的風雨。”這些爽利干凈的文字都是明月內心對關山的直覺，這些抒情的詞句背后其實是作者發自內心對明月性格的一種欣賞，如果缺少了這樣的鋪墊，明月的性格或者精神或許是無法流轉起來的。

“軟軟的，筋筋的，吃起來像是脫水的蔬菜，很有嚼勁，但卻不會覺得柴，入口有蘿卜的香氣，蒜蓉辣椒的香氣，和味蕾碰撞后，帶來一種極致的美味感受。”大山的生活是艱辛的，可大山里的人事又時常充滿溫情，人的精神境界在此迅速得到陶冶、升華。這樣的描寫，代表了明月的感受，也代表了作者的情感傾向——明月的支教經歷是一種“極致的美味感受”。

現實題材作品免不了具有批判意識，這也是這篇作品的可貴之處。雖是一篇弘揚主旋律的支教題材作品，作者也巧妙地避開了“歌功頌德”和“臉譜化”的雷區，大膽地呈現了高崗村的惡劣環境和山民精神愚昧的一面，體現了人性的多個側面。“這就是高崗村。這就是高崗村的村民。愚昧得出奇，封建得出奇，詆毀別人的本事更是一流。”在明月遭到全村婦女詆毀、圍攻，誤解她和郭校長“住一起”的時候，明月不禁發出了這樣無奈的冷笑和斥問，她為她們的孩子們艱辛付出卻還要遭受這樣的奇恥大辱，可是反過來講，這一情節設計也正是為了彰顯她的聰明機智和人格魅力——也為她性格的成長，為今后與村民的融洽相處作了鋪墊。

在明月、關山和沈柏舟的故事之外，小說還設計了明月生父與自己母親的一段情感糾葛，這段經歷作為過往歷史的“舊賬”與明月的現世今生纏繞不休，作為除了男友沈柏舟之外，另外一股強有力的外力，在拉扯明月離開這個貧窮、愚昧、苦寒的高崗小學，回到縣城。最終，明月克服種種外力、阻撓和物欲，選擇與關山在一起，與孩子們在一起，留守大山，留守“高崗清風”，完成了精神世界的升華、再造。作者也借此實現了文本“抒情性”與“批判性”的有機統一。故此，“明月度關山”的象征意味在于主人公度越了環境、世故、親友、功利、怯懦的重重關山，然后才像明月高高照九州那樣，具有了更高的境界與更開闊的視野。

對主旋律題材的認知態度須嚴肅認真。這里面除了創作態度以及必備的技巧外，最為重要的就是一種審慎的歷史態度：當下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不是什么都可以成為文學作品，但是文學作品一定不能脫離開現實中國的歷史情境。《明月度關山》的高妙之處在于把握了歷史的大勢，因為有了歷史語境，有了對現實的關切，才有了明月與關山兩個人物存在的可能，所謂“夫妻哨所”也不是虛擬想象出來的。這是一種大與小的融合關系，也是一種愛與真的交融的典范。

自然，這部小說的不足之處也很明顯。作者在著意刻畫高崗村的惡劣環境時，忽略了當地的人文元素和歷史元素，再貧瘠的地方也不是完全沒有歷史和文化積淀的，當地豐美的歷史傳奇、民間故事和瑰麗的自然奇景，都可在作品中適當插入，既可增添小說的耐讀性、思想性，也為明月扎根大山打下人文鋪墊，不然，僅靠環環相扣的故事，是難以稱之為“厚重”作品的。2018年10月血紅在上海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網絡文學座談會上談到：“網絡作家要樹立史實、史才、史德意識，把中華歷史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流傳開去，讓我們的文學真正具備文化軟實力。”中國的作家不缺乏講故事的技巧，網絡文學市場上從來不缺好故事，缺的是作品的思想性，說的也正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