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圖書畫卷》（局部） 資料圖片

日本素有翻刻漢籍的傳統(tǒng)，其刻本一般稱為“和刻”。和刻之于《楚辭》也不例外，如漢王逸《楚辭章句》（《章句》）、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補注》）及朱熹《楚辭集注》（《集注》），都是研究者必讀必備之書，于是日本學者花大力氣，加以翻刻。

一、和刻《章句》本：和刻《章句》易名為《王注楚辭》，翻刻于日本寬延三年（1750），校刻者為“莊允益”，故稱為“莊本”。莊氏，姓莊田，名益恭，字子謙，通稱平五郎。《章句》系莊氏年五十四歲時校刻，屬其晚年之作。

莊本卷首有明王世貞序，次為其師服元喬題識，次為莊允益自序，次《凡例》，次《目錄》。服氏稱“莊子謙與二三子校《楚辭王注》”，莊氏自序也稱“今茲與友人井勃門、柳大禮讀之，遂句焉，梓于前川氏”。井勃門、柳大禮、前川氏等人，可能就是“二三子”，共同參與了校讀編纂工作。可見此書校鋟，師友相從，匯集了眾人智慧，實屬難能可貴。

莊本盡管改了書名，但其整體結構、卷次編排，與存世《章句》本無甚異同。

莊本問世后，受到熱捧。劉師培說，“今所傳王本，明刊而外，惟日本莊益恭刊本較為精善”。崔富章說，“總體觀之，莊氏校刊《王注楚辭》，乃取各本之長”。其實不然。莊氏《凡例》稱，“今所讎校，華本四通，此方寫本一通”。經(jīng)反復比勘，所謂“華本四通”：一是俞初校刻于萬歷十四年本（俞本），二是萬歷十四年馮紹祖翻刻于觀妙齋本（馮本），三是朱燮元、朱一龍校刻于萬歷二十九年本（二朱本），四是《凡例》所說《箋注》本，屬于洪興祖《補注》系列刻本。這些本子，皆非善本。所謂“此方寫本一通”，或說是明隆慶本，沒有依據(jù)。從目前版本著錄看，隆慶本沒有傳入日本的著錄。

《章句》系列，以據(jù)宋翻刻的正德本（通稱黃省曾本）、隆慶本（通稱夫容館本）為最佳。馮本的藍本是隆慶本，而其差異之處，是馮氏或據(jù)《補注》《文選》本校改所致。二朱本的藍本是隆慶本，翻刻中又增加了訛誤。俞本的藍本是正德本，又據(jù)朱熹《集注》重作編次、校改，合并為十卷，已去正德本較遠，是《章句》系列中較差的一種。

莊本的底本恰恰是最差的俞本。如《九歌》《九章》《七諫》《九懷》《九嘆》《九思》六卷，卷首均有小目，俞本刪小目，莊本從俞本，也無小目。正德本等《天問后序》后又載班固序，俞本不載，莊本也不收錄。至于各篇文字，莊本與俞本同而與他本異者多達270余條。如《離騷序》“屈原名平”，馮本等皆無“名平”二字，是俞氏據(jù)《集注》妄增，而莊本因襲其誤。類此情況，不勝枚舉。證明莊氏是以俞本為底本，用馮本、朱本、《箋注》作校本。莊氏斥俞本改變了《章句》結構，“妄作可笑”，分卷及《離騷后序》《天問后序》取舍，采用了馮本、朱本，但是并不能改變其底本為俞本的事實。自《大招》以后，莊本與馮本、朱本同而與俞本異的情況，逐漸增多，可能是刻意據(jù)馮本、朱本校改。尤其《九懷》《九嘆》《九思》三篇，底本換成了馮本。或許其所據(jù)俞本缺后三卷，據(jù)馮本補足。所以，莊本便成了一個“四不像”的“假古董”，其文獻價值也可想見。

莊氏漢學素養(yǎng)不高，在校改中多有誤判。如《離騷》“皇覽揆”句王注“言己美父伯庸”，“皇”訓“美”，注文宜有“美”字，莊氏據(jù)馮本誤刪了“美”字。最不能認可者，莊氏無版本依據(jù)，憑臆妄改。如《國殤》“凌余陣”句王注“侵凌我屯車”，《補注》本作“屯陣”，莊本私改作“屯軍”。類此不在少數(shù)。莊本不是“精善”之本，不值得過度譽揚。

二、和刻《補注》本：傳世《補注》，只有明、清刻本，且以清刻為主。所謂“明翻宋本”，已收入《四部叢刊》。此外，有明末清初毛表校刻汲古閣本（汲古本），清康熙間陳枚寶翰樓翻刻汲古閣本（寶翰本），易名《楚辭箋注》，清素位堂依寶翰樓翻刻《楚辭箋注》本（素位本），清同治十一年金陵書局翻刻汲古閣本（同治本）等多種，以汲古本為最佳。但是，完整無缺的汲古原刻本，存世僅見兩部：一部藏于國家圖書館，有王國維朱墨手批；一部藏于南京圖書館，有清丁丙題簽。其他均為殘本。短短三百余年，連《補注》汲古本已成稀罕物，古籍保存太不容易了。當下容易看到的，如中華書局《補注》點校本，標榜底本用汲古本，實際上是同治本或者是《四部備要》本。同治本在上述刻本中，錯誤最多，是個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補注》，是用汲古本作底本的。

和刻《補注》，鋟版于日本寬延二年十一月皇都書林，故稱“皇都本”，其時相當于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平安柳美啟糾集中村治郎兵衛(wèi)等十人校刊此書。柳美啟，即“柳治兵衛(wèi)”學名，字公通，號四明，因而或稱“上柳四明”，或號士明，日本京都人。皇都本的底本，學者或以為是汲古閣本，或以為是寶翰本。其實是素位本。證據(jù)是：一、素位本題名為《楚辭箋注》，與皇都本同；二、柳美啟于跋中說“補注間有數(shù)字脫而不補，因知此希世殘編”，是指《漁父》“世人皆濁”句下無注。寶翰本有注，而素位堂本同皇都本無注。更為重要的是，皇都本、素位堂本，文字相同最多。從目前版本著錄看，不見有汲古本的著錄，說明沒有傳入日本。

皇都本校改了底本的文字訛誤，確有可取之處，值得參考。《離騷》“紉秋蘭”句《補注》“廣而長節(jié)，節(jié)中赤”，素位堂本“赤”作“亦”，他本也誤作“亦”。柳氏據(jù)《離騷草木疏》“蘭”條改作“赤”。《天問》“靡蓱”下《補注》引《山海經(jīng)》“其枝四衢”，素位堂本“四”誤作“曰”，他本亦誤。柳氏據(jù)《中山經(jīng)》改作“四”。但是，新增的文字錯誤，比校正者多出幾倍。如《離騷》“雜申椒”句王注“猶維用眾賢”，素位堂本“維”作“雜”。雜，合共的意思，說合種申椒、菌桂諸芳，故下有“是雜用眾芳之效”。維，是誤字。他如“雅”誤作“推”，“乎”誤作“平”，“匹”誤作“四”，“其”誤作“共”，“若”誤作“苦”，不勝枚舉。和刻本無端出現(xiàn)了許多日本通行的俗體字，如“怛”作“怚”、“擔”作“抯”、“妲”作“姐”之類，比比皆是。所以，《補注》皇都本，夠不上善本的資格。

三、和刻《集注》本：元明以后，隨著程朱理學官方意識形態(tài)地位的確立，原來備受理學家冷落的《楚辭》，一度熱了起來。在日本，江戶幕府的統(tǒng)治地位不斷加強，朱學成為日本官學，《集注》也得到日本朝野的關注。慶安年間，日本開始翻刻《集注》。慶安本最初只有《集注》八卷、《后語》六卷，易名曰《注解楚辭全集》。享保九年（1724），八尾平兵衛(wèi)等又補刊了《辯證》二卷，書名才改為《楚辭集注》，得以成為足本。

慶安本首為何喬新《楚辭序》，次《馮開之先生讀楚辭語》，次《目錄》，次《集注》正文，次《后語原序》，次《后語》。和刻慶安本的底本，饒宗頤等認為是何喬新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這并不靠譜。慶安本“目錄”下有“朱子校定”四字，成化本無；慶安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成化本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慶安本正文后夾注雙行小字列集校，然后另起一行空一字單行小字列集注，成化本正文后夾注雙行小字先列集校再列集注，集注不另起一行；慶安本眉端有批語，成化本無批語；慶安本《后語》無總目，成化本有總目。再說，《馮開之先生讀楚辭語》，收錄在萬歷南京刻本里，如果慶安本以成化本為底本，為何羼入了成化本之后近百年刻本里的內(nèi)容文字？兩者互異之處，比比皆是。這些差異，都可以證明二本版式不同，沒有因襲關系。竹治貞夫先生持相同看法，并斷定其底本為萬歷南京本，其依據(jù)是誠如上述所見差異之處，恰都與萬歷南京本相同，結論可以成立。

傳世《集注》，有宋寧宗嘉定四年（1211）本、理宗端平二年（1235）本，都保存了其書原貌。成化本據(jù)端平本翻刻，開明代翻刻《集注》先河。之后有正德本、嘉靖本、萬歷本、天啟本、崇禎本等數(shù)十種，都是據(jù)成化本翻刻的。慶安本又據(jù)萬歷南京本翻刻，距離宋刻已相隔好幾代，其原貌已蕩然無存。當下整理《集注》，當然以宋刻為底本，遇到疑難問題，參校元刻本就夠了，明刻以下多見廢棄。所以從文獻意義上說，慶安本價值不大。何況這個本子校勘不精。如“據(jù)”訛作“括”、“埋”訛作“理”之類，比比皆是，離善本要求也甚遠。

（作者：王琨，系浙江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黃靈庚，系浙江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