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5年倫敦大瘟疫 資料圖片

【光明書話】

災難歷來是戲劇敘事的重要內容和主題。莎士比亞的戲劇，無疑是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戲劇的最高成就，也是英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莎士比亞在許多劇本中都描寫了一種尤為特殊而可怕的災難——瘟疫。

比如《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有一場關鍵的戲，勞倫斯神父派他的心腹約翰送一封至關重要的信給羅密歐，因為路上經過發生瘟疫的地區，約翰不小心走進了感染瘟疫的人家，于是被巡邏的人給鎖進了隔離的屋子，耽誤了把信如期送到羅密歐的手中。正因為這封信的耽擱，導致羅密歐見到“死去的朱麗葉”時，信以為真而選擇了自殺。其實朱麗葉只是喝藥后的深度昏迷。

這場戲既合理地解釋了信為何沒有準時送達，也真實地描述了瘟疫發生后人人自危的情形。我們從中了解到即便在莎士比亞生活的16世紀，發生瘟疫的地區也會采取相應的隔離措施。瘟疫期間，受染的人群被封鎖在房子里，不許出門；外面入城的人也要被隔離起來，為的是防止疫情的擴散。

此外，在《安東尼和克里奧佩特拉》《科利奧蘭納斯》《李爾王》《特洛伊羅斯和克瑞西達》和《雅典的泰門》等戲劇中也有對瘟疫不同程度的描寫。莎士比亞之所以在他的劇本中多次描寫瘟疫，是因為他經歷并見證了一個瘟疫頻發的危險而又特殊的時代。

1.《維納斯與阿多尼斯》令莎翁聲名鵲起

在莎士比亞的一生中，先后遭遇多次重大的瘟疫。彼得·艾克洛德在《莎士比亞傳》中提到了1564年，也就是莎士比亞出生那一年的夏天，在不到6個月的時間里，大約237位居民相繼離開人世，占教區總人口的1/10，鎮上出生的嬰兒只有三分之一活到了一周歲。當時尚在襁褓中的莎士比亞被母親帶去附近的村子避難，才使得他成為瘟疫后的幸存者。

莎士比亞確實是上帝所眷顧的幸存者和幸運兒。1592年夏天，倫敦暴發的大規模黑死病一直延續到1594年，導致每12位居民中就有一位喪生，時年在倫敦謀生的莎士比亞得以再次僥幸逃脫。他與同時代的作家一樣，始終受到瘟疫和死亡的威脅，他的職業生涯也曾多次受到瘟疫的侵擾，他的許多鄰居、朋友和觀眾在瘟疫中相繼死去，但是他卻從瘟疫中幸存下來并寫出了不朽的戲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當時的倫敦和歐洲其他地方一樣，官方控制瘟疫傳染和傳播的措施相當有限，相對于今天互聯網時代全世界的疫情防控機制，當時的瘟疫管控方式非常簡單，張貼大眾文告是其中的一個方法。在特別嚴重的瘟疫發生之后，政府會印制相關告示，張貼于城市較為顯眼的公共區域，向市民宣講防疫需要注意的事項。大災之后，政府還會印制以教區為單位的《死亡名錄》，以統計和公示死亡的人數。

由于瘟疫的蔓延，1593年2月倫敦公共劇院被迫關閉，直到一年以后才重新開放。屋漏偏逢連夜雨，公共劇院在短暫的開放之后，樞密院下令倫敦5英里距離內禁止演戲，莎士比亞和他所在的劇院陷入了困境。1592—1594年瘟疫時期，因為劇院關閉而失去生活來源的莎士比亞在做什么呢？他靠什么謀生呢？盡管他可以在宮廷貴族的私宅里演一些戲，但這種插科打諢式的演出是不牢靠的，那點微薄的收入也根本不能保證他養家糊口。瘟疫期間的莎士比亞，想要立足倫敦，必須尋求其他賺錢的方式，一方面贍養在斯特拉福德的家人，另一方面找到其他替代演劇的工作和出路。對當時從事文學和藝術創作的人來講，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贊助人。

眾所周知，莎士比亞一生中最重要的贊助人是南安普頓伯爵。《維納斯與阿多尼斯》這首長詩正是獻給南安普頓伯爵的，詩歌發表的時間為1593年4月，這是已知莎士比亞發表的第一首詩歌，全詩共1194行。長詩創作之際正是英國發生瘟疫的時刻，這首長詩的主要素材來自奧維德的《變形記》，青年莎士比亞的理想就是要成為奧維德在英國的傳人。莎士比亞之所以創作這首長詩，一方面因為瘟疫期間，他迫切需要贏得贊助人南安普頓伯爵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是想借此表明自己在借鑒和運用古典文學資源方面的才華，絲毫不遜色于馬洛和斯賓塞這些劍橋學子，因為他們曾經挖苦莎士比亞是個不懂文法的鄉巴佬。

這部長詩出版之后，其所受歡迎的程度是莎士比亞本人始料未及的。據說倫敦貴族家庭的女子，幾乎每個人的案頭都放有一本《維納斯與阿多尼斯》，劍橋的大學生和四大律師學院的學生中也流行傳抄莎翁的詩句。可以說，真正讓莎士比亞一夜成名的就是這部寫于瘟疫期間的長詩。正是依靠這部長詩，莎士比亞的天才得到了南安普頓伯爵的賞識。學者們認為莎士比亞的第二首敘事長詩《魯克麗絲受辱記》，也有可能是在這段躲避瘟疫的時間里寫出來的，詩歌反映的是羅馬歷史上的真實故事。

1592—1593年倫敦瘟疫暴發期間，莎翁的這兩部敘事長詩——《維納斯與阿多尼斯》和《魯克麗絲受辱記》，令他聲名鵲起，名利雙收。伊麗莎白時期的瘟疫，非但沒有摧毀莎士比亞的詩歌天才，從某種意義上讓他得以暫時遠離繁雜的事務，在南安普頓伯爵的庇護之下，在相對舒適的環境中，莎士比亞得以全身心地投入詩歌創作，并安然度過了瘟疫盛行的恐怖時光。

2.絕不讓悲傷的眼淚浸濕他的戲劇

時代歷史的大變故可以左右戲劇的興衰，但無法左右詩人的才華。

1592年12月到1593年，倫敦因為瘟疫關閉公共劇院；1594年短暫的開放之后，到了這一年的4月和5月中又因為新的疫情而關閉。這樣反反復復的折騰，導致疫情期間有的演員改行，大批劇團解散，最終幸存下來的劇團寥寥無幾。

莎士比亞本人依然堅持在瘟疫肆虐的時期為災后重建劇團做準備，他深知很多劇團將會堅持不下去，而堅持下來的將會是最后的勝利者。就在1594年2月，莎士比亞完成了復仇悲劇《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這是首部出版的莎劇。緊接著他創作了《理查二世》《約翰王》等幾部歷史劇。

瘟疫過后不久，也就在1594年的5月期間，在亨斯頓男爵的庇護下“宮內大臣劇團”成立。莎士比亞也加入了這個劇團，他把自己過去寫的劇本全部貢獻出來作為參股的資本。劇團股東共有八位，莎士比亞是其中之一。《莎士比亞年譜》顯示，正是從1594年起，他開始了和理查德·伯比奇的偉大合作。

這一時期，莎士比亞作為劇團的主要演員和編劇，他寫戲兼演戲，1594年，《仲夏夜之夢》《羅密歐與朱麗葉》《理查二世》相繼首演。這一時期作為莎士比亞創作的第一階段，他完成《愛的徒勞》（1594）、《仲夏夜之夢》（1596）、《威尼斯商人》（1596）、《亨利四世》（第1部/1596）、《溫莎的風流娘兒們》（1597）、《亨利四世》（第2部/1598）、《無事生非》（1598）、《亨利五世》（1599）、《裘力斯·凱撒》（1599）、《皆大歡喜》（1599）等重要的劇目，特別是《哈姆萊特》在1600年首演，同一年吉星劇院開放，并與環球劇院形成競爭格局。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叛亂前夕，莎士比亞的劇團在環球劇院演出了《查理二世》；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也在這一年首演。或許是想給瘟疫過后消極厭世的人們帶去些許歡樂和安慰，莎士比亞在瘟疫之后創作了許多喜劇作品。

然而，好景不長，緊接著1603年再次暴發了大規模瘟疫，使本來動蕩不安的國家時局變得更加岌岌可危。1603年3月24日，女王駕崩，終年七十歲。始于亨利七世，前后五代君主歷時共118年的都鐸王朝就此宣告落幕。遍布倫敦的死亡的空氣加重了女王駕崩的悲涼。作為女王指定的王位繼承人詹姆斯一世繼位。

詹姆士一世給倫敦的演劇環境帶來了改變。1603年5月17日“宮內大臣劇團”正式改組為“國王供奉劇團”，5月19日英王頒發誥書。大概意思是說，莎士比亞所在的劇團，在瘟疫減退后，無論在哪里演出，各地不僅要允許而且要給予最好的支持和協助，還要給予相當的禮遇。詹姆士一世統治的前十年，“環球劇院”的演員們平均每年被邀請到宮廷演出十多次。此時的莎翁已經擁有了象征身份的特權。

1603年當瘟疫達到頂峰時，倫敦官方印制的《死亡名錄》，每周出版，價格為一便士，成千上萬的名字出現在印數巨大的死亡名錄上。和今天一樣，當時的市民一旦知道瘟疫在城市出現時，他們所能想到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出逃，但是出逃造成了更大程度的瘟疫的傳播。貴族們紛紛逃到鄉間的別墅避難，但是對窮人而言在哪里都是一樣的，所以瘟疫中死亡最嚴重的還是窮人。為了避免逃出城去的人進一步加劇瘟疫的擴散，官方也會頒布隔離幽禁限制行動自由的規定。盡管如此1603年的瘟疫導致1/5的人口死亡。

瘟疫期間，莎士比亞始終沒有放下他的筆，并在疫后迎來了他個人命運的轉機，他不僅寫出了《一報還一報》（1604）、《奧賽羅》（1604）、《終成眷屬》（1605）、《李爾王》（1605）、《麥克白》（1606）等大量賣座的劇本，而且每年有了相當可觀的收入。

瘟疫期間，劇院被強制關閉，官方通告禁止“觀眾聚集在一起”，因為這樣特別容易導致“瘟疫的大規模感染或其他傳染性疾病的流行”。沒有觀眾，劇團難以為繼。為了生存下去，大部分劇團紛紛遷往外省，從固定場所的演出轉為旅行演出，莎士比亞所在的劇團也時常去外省巡演。倫敦歷史上劇院關閉最長的時間分別是：1581—1582年、1592—1593年、1603—1604年、1608—1609年、1625年、1630年、1636—1637年、1640年和1641年，劇院關閉對劇團的影響是毀滅性的。

1605年，莎士比亞并沒有參加國王供奉劇團的外出巡回演出，繼1604年《奧賽羅》之后，莎士比亞投入了《李爾王》的寫作，這個劇本至遲完成于1606年初。或許就是瘟疫的直接語境，莎翁讓李爾王在對女兒里根和她的丈夫康沃爾的詛咒中用到了“復仇、瘟疫、死亡、混亂”的詞匯，并斥責她是“一個藏在我腐敗的血液里的瘟疫的癰瘡”。關于劇本創作的確切時間，學界一直存在爭議，有些學者根據葛羅斯特在一幕二場的臺詞“最近這些日食和月食不是好兆”，以及1605年九十月間曾發生過的日食、月食現象，推測《李爾王》的創作約在1605年底前后。

自此，莎翁進入了他一生最成熟的創作期。

3.以理性的目光注視人生的無常

經歷過瘟疫和死亡考驗的莎士比亞對世界和人生的本質自然有著更加深刻的體悟，他在《暴風雨》（1611）中，借普洛斯帕羅的話說：

我們的狂歡已經結束了。我們的這些演員們，

我曾經告訴過你，原是一群精靈；

都已化成淡煙而消散了。

如同這段幻景的虛妄的構成一樣，

入云的樓閣、瑰瑋的宮殿、

莊嚴的廟堂，甚至地球自身，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將同樣消散，

就像這一場幻景，連一點煙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

我們都是夢中的人物，

我們的一生是在酣睡之中。

舞臺上的角色和場景如海市蜃樓，轉瞬即逝，而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瘟疫消除了社會、等級、性別、貴賤和個人之間的差異。在莎翁的這段臺詞中，“全世界是一個舞臺”的深意，比我們從前所意識到的或許更為復雜——偉大的詩人提煉出了“世界”這個“舞臺”所寓含的真相，那就是“無常”。

莎士比亞總是享受著光與影，陶醉于丑與美、崇高與卑下、豐富與貧乏、渺小與壯麗，他以同樣愉悅的心情創造伊阿古和伊摩琴。無論是在悲劇黑暗恐怖的意象里，還是在喜劇曼妙夢幻的意象里，我們看到了他所創作的英國歷史劇對于羅馬戲劇的發展，看到了他對英格蘭和英國國家身份的探索，看到了他對邊緣式的“他者”（比如猶太人夏洛克和摩爾人奧賽羅）的興趣，看到了他所創造的復雜的女性形象……在他那偉大的作品里，關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貫穿始終。

莎劇彰顯了人面對死亡的態度——不是否定死亡，而是賦予它特殊的意義并從中獲得智慧。在悲劇中，那些注定要被命運毀滅的人物，不會隨隨便便離開這個世界。相反，他們富有特殊的使命，他們總是通過富有哲理的語言，讓人類高貴和理性的精神得到嚴肅和充分地傳達，就像哈姆雷特那樣。只有完成了這樣的使命，他們才會以莊重的方式離開舞臺。

偉大的藝術是偉大的作家賜予世人的精神疫苗。

在病毒和瘟疫威脅人類的時候，莎士比亞寫就了最輝煌的詩篇。莎士比亞以理性的目光注視人生的無常和存在的真相時，肯定了埋藏在其背后的關于愛、自由、完滿的人性訴求，那些來自美的理想王國的道德律令，以及超越宗教的神圣的內心之光，都讓我們感到瘟疫止步于詩人的詩作。對沉浸于藝術的莎士比亞來說，瘟疫幾乎不存在。他通過創造一個充滿光明和詩意的世界揭示了何以在群星閃耀的文藝復興時代，莎士比亞如此不同凡響。

（作者：顧春芳，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