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他是新中國電影文學奠基者 謝晉的忘年交 與孫女談到電影就很嚴格 他的作品里全是家國情懷

青年夏衍（圖片由沈蕓提供）

謙遜的夏衍，在臨終前對家人說過：“我的作品只有《包身工》可能會流傳下來。”

夏衍寫《包身工》，是在1936年的中國。

此后好幾代的學生，就是從中學語文課文中知道“夏衍”這個名字的。

包身工、拿摩溫、蘆柴棒、紗廠女工……也許你的孩子已經在上高中，你還記得《包身工》里的那些片段，記得小時候用這些文中的名詞給身邊的同學起綽號。

據說為了創作這篇報告文學，夏衍曾親自“潛入”日本紗廠，混進包身工中“臥底”。從三月初到五月，足足做了兩個多月的夜工。

但是，中國話劇史、中國電影史不會忘記夏衍這個名字——

與老舍京派話劇《茶館》齊名的海派經典話劇《上海屋檐下》，以及一長串電影劇本：《林家鋪子》、《祝福》、《故園春夢》、《春蠶》等等。看著夏衍先生的生平，感受著他一生的創作和生活足跡，甚至可以說，他的一生就是中國電影發展史的縮寫。

夏衍，是新中國電影文學的奠基者。

一炮走紅的《上海屋檐下》借鑒了電影手法

用當今的流行語來說，作為劇作家和電影人的夏衍，一生創作了好幾個熱門IP，有的搬上舞臺，有的搬上銀幕。

《上海屋檐下》，是他當年一炮走紅的第一個大IP。在那個風起云涌的時代，文人之筆的力量，并不遜于武人之劍。

夏衍筆下的上海，不時尚，不小資，不風花雪月，那是一個人間煙火氣的上海。

當我們讀到這一段文字，一下子跟著夏衍穿越到了1937年，也是4月，他寫了上海的一場雨——

從開幕到終場，細雨始終不曾停過。雨大的時候丁冬得可以聽檐漏的聲音，但是說不定一分鐘之后，又會透出不爽朗的太陽。空氣很重，這種低氣壓也就影響了這些住客們的心境。從他們的舉動談話里面，都可以知道他們一樣地都很憂郁、焦躁、性急……所以有一點很小的機會，就會爆發出必要以上的積憤。

沈蕓回憶說，這是《上海屋檐下》的第一幕，這樣的描寫背后，是夏衍在1937年這一特殊的年份里所創造的一個巨大的隱喻系統，這是前夜，壓抑而膠著。1937年，一聲驚雷，“盧溝橋事變”。之后，夏衍就以筆代刀，投入到一場空前的抗日救亡運動中。

“說來慚愧，作為孫女，之前的我居然沒看過一臺爺爺的話劇。”沈蕓說，直到前幾年，上海“人藝”又重排了《上海屋檐下》，后來該劇進京演出，沈蕓終于圓了夢。如今，這出劇已成為上海話劇中心的保留劇目。

從事電影研究的沈蕓說，“從《上海屋檐下》，我們還能看到對于電影手法的借鑒，隨著故事展開的前后景關系變化，正是蒙太奇的切換，這可能算是爺爺20世紀30年代進入電影界的一大收獲吧。”

國內首部左翼影片是他編劇的《狂流》

電影，是夏衍一生中非常重要，也繞不開的事。1933年電影文化協會在上海成立，夏衍領導了上海的左翼電影運動。他任編劇的第一部影片，名叫《狂流》，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左翼影片”。

由夏衍改編成電影劇本的小說還有《祝福》、《林家鋪子》等，《春蠶》根據茅盾同名小說改編，這是夏衍將現代文學作品搬上銀幕的第一次嘗試，最大程度體現了改編者的意圖，是現實主義力作，并由此奠定了中國電影史上最為出色的改編新文學作品的杰出作家的地位。

1979年，夏衍當選為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1985年文化部為表彰夏衍對中國電影事業的貢獻，特頒發榮譽獎狀。1994年，在95歲壽辰之際，他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有杰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稱號。

“二流堂”的聚會中，電影界的人也常來常往。夏衍家的客廳，以汪洋和謝晉的大嗓門最突出。沈蕓印象中，只要他們來一位，聲音就充斥了客廳的每個角落。

很多年以后，夏衍孫女沈蕓寫了一本書：《中國電影產業史》，或許與她從小耳濡目染的電影氛圍脫不了干系。

“我小時候在北京禮士胡同上小學，旁邊就是清代大臣劉墉的府第，也是電影局的辦公地。那時，爺爺常到那里去審片，也常帶我去看電影，比如《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等，我后來讀大學上的是北京電影學院，但我爺爺其實并不希望我干電影這行，他很不喜歡我從電影學院學來的論文體，不斷地給我潑冷水。他認為，作為一個人綜合教育的基礎，電影的面太狹窄，不足以支撐知識結構的全部。”沈蕓回憶道，一涉及電影，爺爺對她就挺嚴格的。

她還常想起爺爺以前告誡她的話：電影界很復雜。

如今，中國的電影產業或許發展到了當年的電影人夏衍想象不到的繁榮，但他的那句話卻依然像一種對中國電影產業健康與否的提前警示——所謂“愛之深，恨之切”，一句“很復雜”的背后，也飽含著夏衍對中國電影產業健康發展的期許。

和謝晉是忘年交 兩代浙江電影人惺惺相惜

夏衍和謝晉，兩代電影人，都是浙江人，都曾在上海生活和工作過。因為電影，他們惺惺相惜，也是忘年交。

“記得那年，我爺爺就在身體尚好的12月9日凌晨三時，與陪住的小保姆有過一個清晰的對話，他說，‘我要回杭州去了，這次誰也不要陪，我一個人走。’”

沈蕓回憶，關于骨灰的撒放，爺爺夏衍生前有過三次變動。

第一次，他計劃撒在杭州的農學院。他曾說過，與動植物打交道，要比與人交往快樂。但與植物相伴，畢竟不能概括他的風雨人生。

第二次，他說要撒在西湖，但細想想，西湖固然寧靜秀美，但不是爺爺的性格。最后，他決定撒進錢塘江。因為錢塘潮洶涌澎湃，又自有其天然的雄闊壯美。

就這樣，人生的終點，夏衍回到了杭州。

1995年秋，夏衍在杭州的撒骨灰儀式，謝晉親自參與籌劃，事無巨細，親力親為。他憑著拍電影的經驗，在從錢塘江到富春江的途中，選擇了三處他認為最美的地點，作為骨灰撒放點。

“他帶來我爺爺喜歡的中華煙，故鄉的黃酒，一并撒放，送了一程又一程。他說，你爺爺這一輩子不容易，吃了很多苦。這幾處地方逆流而上，美似天堂。”

夏衍走后，謝晉總是念念不忘夏衍對他的各種知遇，并恭敬地執弟子禮。

1998年秋天，沈蕓和謝晉導演相聚在杭州。那次活動上，謝伯伯拉著她對省領導說，“后年（2000年）是夏公百年誕辰，我們要好好紀念他，他生前把那么多藏畫都捐給杭州了。”

2006年，沈蕓最后一次在杭州見到謝晉，謝伯伯依然跟她懷念爺爺，感嘆當下知音難覓。那時的謝晉，正為中國電影產業的某些跡象而擔憂，“沒有好片子，說什么產業。”

幾年后，謝晉猝然離世。沈蕓沒想到，2006年是她與謝伯伯的最后一次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