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朱子奇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他創作了大量詩和進行曲，有的譜上音樂后，在寶塔山下，合著戰士的步伐回響。畢業后，留校，在政治部編《抗大生活》。1940 年至1942年間，在八路軍總后勤部政治部，中央軍委直屬機關政治部做文藝工作、編刊物。1942年到中央軍委外語學院俄語系學習。

應該說，朱子奇早期的作品，是歌詞與詩相等。在全民全面抗戰展開之日，歌詞一經譜曲，一經傳唱，在那通訊設備還很落后、簡陋的歲月，它真比無線電的傳播還快，是長了翅膀滿天飛，任南任北。這也是對當時的政治生活最直接的參與。如出動40萬人，激戰三個月的“百團大戰”，就是進行曲的節奏，急促，有力，鏗鏘上口。那時候，一個大的戰斗之勝敗，關系到多少人是否流離失所，是否家破人亡，是否有家可歸，是否，哪怕只有暫時的安寧……他們愿望之強烈，以致常常是最直接，甚至可能是最直露的表達。這就是那個時代的詩。每個時代，每個詩人，每種題材，都有他自己的詩，這位以詩為“旗幟”和“炸彈”的革命者，就這么亮開他的旗幟，投下殺敵的炸彈，并以此取得讀者的認同，而才可以幾十年的寫下來。

作為延安時期《戰歌社》的成員，詩風顯然受了詩社負責人柯仲平和后來的郭沫若的影響。詩基本上都是朗誦詩式的，通俗易懂，明白，上口。也是走上是大眾化的這條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