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很多海外博物館不得不宣布緊急閉館，也令不少原計劃將在國內舉辦的海外引進展覽不得不延遲。若想一窺西方藝術大師的神采，別忘了還有藝術家電影這把鑰匙——卡拉瓦喬、倫勃朗、梵高、雷諾阿、畢加索、達利、蒙克、夏加爾等很多世界藝術史名家的故事，都曾被搬上銀幕，甚至有的還成為了電影史上的經典。

它們中的不少影片，或多或少帶有戲說的成分，并非關于藝術家的嚴謹傳記。而這些虛構與想象卻又是讓人愿意相信的——真正富有魅力的藝術作品，或許也正在于其予人的無盡遐思。形形色色的藝術家電影，打開了另一扇通往藝術世界的門，讓人們看到藝術家在藝術作品以外的人生風景、情感底色，從而對他們的創作產生更為豐富的理解。

一幅神秘的畫，一個欲言又止的回眸，牽引出一段故事

有“北方的蒙娜麗莎”之稱的維米爾《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一幅比八開紙大不了多少、油彩都已干得開裂的油畫，畫中少女的驚鴻一瞥仿佛攝取了觀者的靈魂。她究竟是誰？是維米爾的女兒、情人還是幫傭、友人之女？歷史上究竟有沒有這個人？猜想綿延了三四百年。與這位少女同樣神秘的，是荷蘭畫家維米爾——他的藝術光芒廣泛被世人看到，與其生活的時代相隔約兩百年；關于他可考的生平，短短幾行便已寫完，滿是留白，且疑點重重。

“寡姐”斯嘉麗·約翰遜搭檔“臉叔”科林·費斯、上映于2003年的電影《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正由這幅同名名作的神秘幻影牽引出來，可被視為純屬“戲說”的維米爾傳記。就在畫作問世的1660年代，陰暗潮濕卻典雅幽靜的荷蘭小鎮德爾夫特，家境貧寒的少女葛麗葉來到畫家維米爾家做女傭，故事發生了。葛麗葉沉默寡言、天性敏感，終日戰戰兢兢地在夾縫中討生活，一次誤入閣樓畫室，瞥見主人的畫，眼里突然有了光。她小心翼翼地打掃畫室，久久端詳著畫室里那一幅幅畫，卻不輕易擦除玻璃窗上的灰塵，她深知，這些灰塵也將影響主人作畫時光線的強弱。靠賣畫維持家中地位的維米爾，處處忍受著妻子、岳母的頤指氣使，過得也并不如意。他漸漸察覺到葛麗葉強烈的藝術天賦，并為之驚喜，于是教她調顏料，教她用畫家的眼光看世界。

在葛麗葉與維米爾之間流轉的，與其說是一種曖昧的情愫、克制的愛意，不如說是一種惺惺相惜、彼此理解。百轉千回，最終交匯成今天我們看到的名畫《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他為她打耳洞，幫她拭去溢出的血，掛上那顆舉世聞名的珍珠耳環，用畫筆定格下這一刻令人窒息的美。這樣的畫外故事，盡管出于想象，卻不禁讓人相信。畫中，少女側過身來，嘴唇微張，仿佛欲言又止，珍珠耳環則是純潔的象征——近年來對于這幅名畫的研究中，多數推測的確指向少女與畫家之間存在著某種特別的情感。

男人與少女相擁的畫面，成就了一種深情的想象

同樣以名畫為靈感展開藝術家傳記，電影《埃貢·席勒：死神和少女》帶有更多歷史可考的成分。這是奧地利導演迪特爾·貝爾納以年輕男演員諾亞·薩維德拉為主角拍攝的，上映于2016年。片名中的“死神和少女”，來自奧地利畫家埃貢·席勒的同名名作，也是影片至關重要的線索。

《死神和少女》一畫中，死神被塑造成一位身穿黑袍、面色枯槁的男人，正俯身前傾，靠向少女；少女一襲紅黃相間彩衣，跪在死神面前，緊緊抱住他，眼神中似有無限依戀。有藝術史學者推測，畫中的死神其實就是席勒——這張臉與席勒本人十分相似，而少女是席勒的模特兼情人瓦莉。這幅畫創作的年代是1915-1916年，正值席勒與瓦莉分手，轉頭娶了白富美伊迪斯。席勒與瓦莉分手的原因不得而知。有一種說法是，席勒選擇伊迪斯，是出于經濟等方面的現實考慮。這是否意味著，席勒放棄瓦莉是不得已而為之？影片就是循著這樣的猜想展開的。

席勒畫女人，有如梵高畫向日葵，他用有著神經質般線條和強烈對比色彩的手法畫了太多的女人。因而，席勒與女人的關系，一直被認為是解讀其藝術作品的關鍵。影片總共講述了席勒與四位女人的愛恨糾葛，其中他與瓦莉的故事是最有戲劇性的。他們是在克里姆特的畫室相遇的，當時，瓦莉還是克里姆特的模特。可當她的目光與席勒相對時，猶如被丘比特之箭射中。瓦莉陪伴了席勒四年，除了做席勒的模特，還幫他與畫商周旋，為他出庭作證，即使在他被羈押的至暗時刻，也對他不離不棄。最終他們還是決裂了，席勒畫下屬于他和瓦莉的《死神和少女》。

一開始，這幅畫其實名為《男人和少女》。1917年，當席勒在籌備個人畫展時，這樣的消息傳來：加入一戰醫療隊伍的瓦莉因感染猩紅熱而病故。于是，他默默將這幅畫作的標簽改成了《死神與少女》。他是將自己當成殺死瓦莉的那個死神了嗎？他對瓦莉的懊悔與思念似乎盡在不言中。正是這個橋段，賦予影片最大的情感張力。當然，這很可能只是一種過于理想化的詮釋。影片對于畫家人生的展現，也似乎局限于私人生活的窺探。

知曉了“野玫瑰”的傳奇人生，便讀懂了她瑰奇魔幻的自畫像

墨西哥傳奇女畫家弗里達·卡羅的畫，似乎早已與她那跌宕、坎坷的人生合二為一。她最以自畫像聞名，像是將自己看成一個私人世界投射在畫布上。想要讀懂她的畫，明白為何就連畢加索面對她的自畫像都自嘆不如，由朱麗·泰莫執導、2002年上映的傳記電影《弗里達》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切口。影片穿插的超現實與蒙太奇手法也十分有趣，恰與弗里達瑰奇的畫作形成互文。

“我的生命經歷了兩次事故，一次是車禍，另一次是認識了你。”弗里達對迭戈·里維拉說的這句話，可謂影片交織推進的線索。18歲那年重大車禍帶給弗里達的，是一連串肉體上的創傷：脊柱、鎖骨和兩根肋骨斷了，骨盆有三處破裂，金屬桿從右側貫穿身體，右腿十一處骨折，腳被壓碎……她的身體斷了又接，接了又斷，活像一幅拼圖。而與墨西哥國寶級畫家迭戈長達近三十年的情感糾纏、相愛相殺，則給她的心靈世界帶來無盡折磨。盡管弗里達的自畫像被認為富于超現實主義的魔幻色彩，她卻說“我畫的是現實”。其實，她只是把生命里經歷的那些傷、痛、驚、懼統統幻化成橫空出現的意象，這令她的自畫像是那樣獨一無二，誠如影片中迭戈所評價的“她的畫犀利又溫煦，堅硬如鋼鐵，柔美如蝶翼，歡欣如醇酒，悲傷如苦難”。

影片對于弗里達藝術創作方面的著墨不多，然而通過呈現這位長著“一字眉”墨西哥“野玫瑰”的傳奇人生，觀者能夠從中感受到滲透在其繪畫的豐沛的生命力，強烈的自我意識。且看影片開頭和結尾均出現的這樣一幕：46歲那年，弗里達首次個展即將舉辦之際，醫生再三叮囑病重的她不得下床，展覽開幕當日，她竟然穿著標志性的紅色墨西哥盛裝請人將自己連人帶床抬去“親臨現場”，來賓都驚呆了。這是一種怎樣的倔強，怎樣的狂放。